南开大学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首辑评述：攀登新高，历史磨砺与研究新纪元

周颂伦

我国的日本史研究，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大局的形成，以及中日关系相互谅解和文化交流大势的酝酿，出现了北京、天津、东北、上海四处局部热点，从20世纪80年代始，研究成果簇生，研究阵容屈指可估。30余年来，国家助推的力量逐年加强，但中日两国关系冷暖不定，而各研究据点主客观环境有所变迁，致使研究的热度高度呈现此消彼长骤升骤降的局面。面对未及将所有研究力量统合成势分工合作的遗憾，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始终将日本史研究视作重中之重，恪守历史研究必长年观察、通时静养的规律，一直以屏气凝神的耐心，立足本分、不求奇新，唯图日有寸进、稳扎稳打地推进研究。值2019年南开大学百年校庆之际，作为回报各届校方的滋育之恩和各位先贤的开山之功，推出“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第一辑)，以为承上启下，总结经验，反思教训，为日后研究精进夯实平台。在出版说明中，郑重承诺以日本史研究成员为核心，也兼及各位客座教授和毕业生的成果，以开放、全面、远视为下一个目标，力图酿成更为先进的成果群。

从相关途径可知，推出这一文库，出自杨栋梁教授的“初心”，由现任院长刘岳兵教授安排实现步骤。各位师长和历任院长通力合作诚心支持，少壮后进们争先贡献研究成果，使得文库的编辑撰写按部就班步步跟进。虽然有吴廷缪先生主编的《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杨栋梁教授主编的十卷本“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杨栋梁教授主编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三部大著为基础，但通读之后便会发现，列入文库的各类成果，并不是将已版著书搬入文库之中，而是积累岁月磨砺之心得，新思考新劳作，推陈出新地将研究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其中有些原著者已仙逝他界，由其后辈或知己代为辛劳，增添了成果的厚度和新意。具体且由以下择要一一评述。

本文库共21册，20册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19年8月)外(尚有两册待版)，唯《南开日本研究(1919—1945)》是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19年7月)。该册共收录70余篇文章，以张伯苓为首约60名学者入列著者名册，由刘岳兵编修并撰前言。傅思龄、蔡维藩、梁启超等名士、学者赫然在目，小仓章宏、渡边顺三、出渊胜次、小野武夫等日本学者官员在南开所作讲演所发文章也收录在内，还有几名西方人士所发文章，其背景以及发文机缘不及一一备考。按编者之见，所有收录文章可归入日本概论、国际关系中的日本、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三个专题。百年之后，学者之所以能够在庞大资料堆中编撰此书，唯赖爱国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的主要创始人张伯苓先生的高瞻远瞩。

日本概论题目下收入19篇文章，除最后一文《日本几个根本错误》(蔡维藩于1942年发表，此时已经可以据时势所见日本衰势渐呈之现状。正告日本:汝犯错犯罪)外，其余皆是1933年即日本退出国联(亦意味日本不顾国际社会谴责，一口鲸吞，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预谋效果)后发表的。内中主要包括两个内容。其一，是对日本国情特别是经济情况的概论，认为日本经济自明治维新以来，发生了质地性的变化，由农业经济彻底转向为工业经济。称1928年时，日本国内铁道里程达12199里，总体水准在各国中占据中游水平；1929年商船总吨位达4186652吨，低于英美却略高于其他强国；电线总长在不到30年间增加1万倍；生丝业无论产出总量还是输出总量，都已居世界首位；钢铁业从1917年至1929年增产三倍以上；而对外贸易出超入超无常，前景殊难预计。就国家财政情形和人均收入而言，日本虽远高于亚洲各国，却又远低于欧美强国。故可谓增长之中埋伏隐患。这种认识是十分冷静客观的，无意之中为日后解释日本侵略邻国预伏经济原因。这一点可以在秋华著《日本的现势》中一目了然。作者以犬养毅内阁第六十次议会为例，讨论了日本政府为了应付经济危机和准备战争，对劳动大众加强了盘剥，造成了城市失业人口达300余万众，工人罢工，佃作争议，凶年饥荒，怨民暴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企图挣脱枷锁，但因此而加剧了日美矛盾。同时，日本还遭遇到中国革命和苏联崛起的压力，已处于空前的不安之中。将日本面对的国内国外的困难都一语道尽，学人们似乎已看到了可以预料的后果。

其二，是对日本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可能实行军事侵略的讨论。“日本之在近世外交界，似章鱼在混乱之水中。彼能运用于手腕于各方，此联一盟，彼结一约，然落其掌中者，当知其手紧也。”(第5页)此文写于1919年，此时日本充分利用外交手法，与英国缔结日英同盟，与俄国缔结密约，同美国就“满洲”铁路权益展开系列谈判，在中国和太平洋权益问题上默契达成势力范围划分。再加上同英、法、德所缔条约，同中国韩国等邻国缔结不平等条约，已经编织起一张条约网，将“满蒙”——中国权益紧紧包裹其中。“蹈瑕乘隙，无孔不入，狡哉日人，何其有极。”(第9页)撰文的学者或学生们，特别留意当时日本政府对我国交涉每每必称中日亲善。他们写道:“中日亲善，腾说久矣。愚者不察，从而和之。”(第9页)饭桌酒廷，杯盏交错。亲善妄语之中，满洲寻衅，庙街炮轰，中东争路珲春进军。使用怀柔政略，推动助乱主义。在报纸和杂志上，动辄虚情假意，搅乱局势，实际却是占铁路、侵“东蒙”、谋海港、霸“南满”。他们担忧，“日本之阴谋政策，方兴未艾。我知我国民之迷梦正长，转瞬锦绣河山，将不我有”。(第15页)当时的实际情形是，日本以“亲善”借口，诱导我国民中有一部分信以为真者，以为日本真能以“同文同种”为内心，帮助改善国政和社会。在这些笔者看来，称“满洲”为“生命线”的日本，已经进入世界强国之列。而且还看到日本成为强国，并非运气好才国势威，在区区岛国要“拧”出财富供养数千万国民，是“因为日本人天天认真地在那儿努力，在那儿干。流血流汗，目的直指东亚的‘门罗主义’”。(第105页)一旦势成，必令周边邻国鸡犬不宁还要俯首听命。这些议论在“九一八”事变前配合揭露“田中奏折”的舆论攻势，起到了唤醒中国社会各界警醒和奋起的作用，是弥足珍贵的史料。文库收录，足以让今人看到当时南开学人的日本认识水准是何等深入，而今天我们在这方面又究竟取得了怎样的长进。国际关系中的日本共收录32篇文章，展示着当时南开学人将日本政策置入世界格局中得到的认知。日美关系、日苏关系、日英关系以及中日之间的交涉，编者择要揽入，内中有数文颇受注目。傅思龄撰《日英美主力舰与主炮之过去现在及将来》(1934年)称，1950年日俄战争之后，巨舰大炮主义盛行，日英美三大海军强国力量出类拔萃，也均面对巨大经济压力，遂有“华盛顿条约”之签订。此后，在该条约承认范围之内，三国都将主力舰作为重点，着力发展，在速力、装甲、大炮口径方面尤下功夫。三国相较，虽有少许差异，却在总体上处于均势水准。按此判断，日本的加速追赶是收到效果的。傅先生撰此文时，日本已退出国联，也已经对外显露退出海军军缩条约的姿态。文章固然没有对三国海军主力舰可保留的吨位比例进行评价，但依笔者看来，傅先生对日本海军脱缰疾走充满担心。因为日本决心摆脱比例限制准备海洋霸权争夺而发动战争，对世界、亚洲、东亚局面的安危至关紧要。文章还详尽地列举了华盛顿会议对海军限制的数据，按这些数据得到的比例数字足可以使读者对当时海洋争霸局势一目了然。

蔡维藩撰《日德同盟的影响》(1936年12月)。文章认为日德防共协定条约签订，震惊世界。欧洲列强可分为现状维持和现状推翻两派，推翻现状派各国以德意为首，在1936年10月前，已签六次条约，奥、匈追随德、意。日德同盟签订，日本从远东隔海加入，推翻现状派陡然增加有生力量，为反对英美而主张打破现状，可谓引发人类空前浩劫。该同盟条约实际将欧洲和远东的国际政治联结一起，而以军事合作攻守结契为要。在组织“剿共救世界”的名义下，推翻现状的各国间订有密约，凡被认定为可“救济”之各国，都已暴露在他们的刺刀之前。至为紧要的是文章呼吁:全国团结应付不可避免之祸难，还须向主张维持现状的强国(英美)表示抵抗的决心。该文的价值在于在1936年的当时，指出浩劫必至，应以团结抗争，是对差不多同时发生的“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态势的呼应。

曹汉奇撰《日本究竟希望国民政府抱何态度》(1928年)，此时，正值北伐所代表的“国民革命”一路北上，锋芒直指长城一线之际。日本阴谋炸死张作霖，张学良终于在翌年愤而“易帜”，归附“统一”。蒋介石以下的国民政府的对外态度十分鲜明，即要改变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在税权和法权上完成独立。国民政府的态度是，条约届满，则以正当手续解除或重订。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则虚与委蛇，推诿以行延宕之术。曹先生以外交电文为根据，指出日本政府欲“不得不讲要用适当之手段保护权利利益”。如果国民政府不改变废约之态度，日本则“决无考虑之余地”。曹先生以锐利观察为根据，指出日本之外交行动莫不以东三省为前提，一概举动，全在于维护乃至扩张在东三省的权利。日本政府对国民政府的“废约”要求，内心计算是若以东三省为“废约”交换，或能作出一些“让步”。这可能是日本希望国民政府秉持的态度。文章进而分析道:日本在东三省所得特权多是用阴谋诡计得来，没有条约上的根据，故而不敢与国民政府公平谈判。如果国民政府以牺牲东三省权利而“换回”关税自主与废除治外法权，在国家面子上很过得去，那日本则立定了百年大计之基础。作者出身吉林省(按当时行政区划)昌图县，受日本侵略之压迫，许多东北学生都在关内各地求学。特殊的家乡情怀，培养起他们对日本一举一动的习惯性警觉，故能一眼而洞察日本隐藏在计算深处的用心。曹先生的这篇文章对日本意图所作的解剖，可谓鞭辟入里的分析，彻底看穿了日本的图谋，完全揭穿于众。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题下共收录19篇文章，撰文时间在1927年至1933年之间。显而易见，日本通过“九一八”事变用蛮横的武装手段实行了将“满蒙”与“中国本土”分离的政策，获得了数倍于日本本土的巨大势力范围，是文章议论的中心。“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日本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南开大学学生会为日本侵略“满蒙”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在“南满”铁路猛烈扩张势力，抢夺路权，将松花江、牡丹江、图们江三流域之资源和出产悉数揽入怀中，亦造成“北满”利权唇亡齿寒，祸在肘腋，不堪设想。铁路与朝鲜清津港相衔接，则将东北财富输往海外的通道打开，日本的经济难题会迎刃而解，对东亚各国的侵略必愈发猖獗。由此，宣言认清“满蒙”为日本“全国生命之所系，决不轻易双手奉还，我中国欲图再生我完整之领土，亦非以全国之生命为抵押，难见时效”。(第366页)宣言准确地评论了日本侵略东北的恶果，认为“军阀互杀，更迭不替，循致授人以隙”，使日本得以连偷带抢，国权损失大半。所以必须全体中国人的团结一心，方可抵御日寇强加的压迫。“自勉以勉通报，谨此宣言。”南开学人对日本侵略本性的揭露，并在“五四”运动以后数十年间致力于坚持爱国热忱和反侵略斗争，应当就是1937年7月末日机轰炸南开大学校园的背景。

进入该专题的几篇文章，所说的或许是今天我国的日本史研究忽视了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切中要害的现实，试举几例。惠新在《所谓“大日本帝国”第一线》(第428页)一文中，借用日本教师编撰的用于课堂教学用的演习(练习题)说，日俄战争旅顺战役时，在西山制高点(又称尔灵山，二〇三高地)的争夺中，日军死伤4800人，在旅顺战死2. 06万余人。“可贵的关东州，原是渗透我帝国军人的鲜血，集骨如山，英灵永眠的地方州啊。”日本称该地区为“关东州”，是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故称其为“第一线”；南开的学生组织“满蒙研究会”，翻译斋藤贤道的《满洲的化学工业》(第358页)，列举原料、油房、油脂工业、酿造业、皮革业、造纸业、煤化业、油田页岩化工业、玻璃制造业和大豆，都是大有可为的产业，可以为日本带来财富。重要的是，译者指出，日本人替我们调查、探究、投资、开拓、经营，写成了这篇文章。“我们自己还不该明白吗，那么快来自己下手吧!”日本为何要阻止张作霖政权的铁路计划？刘克夷在《为什么日本出兵东北》(第405页)一文中列举说:同样数量的货物，中国铁路的运费要比“满铁”运费便宜许多，其据货物运达地不同，两条铁路的差价为长春至大连1300金元；长春经大连到达神户1100金元；长春至上海1060金元。关于“满洲”重工的制铁业，冯厚生在《东北的经济价值与日本》(第390页)一文中指出，美国出一吨铁造价为28日元，德国则为30日元以上，而在抚顺鞍山，露天开采的煤炭和极方便开采的鞍山的铁矿，出一吨铁仅为八或九日元。“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计算，日本每年要向国外购买4亿日元的铁和1亿日元的铁器，若将此5亿日元的进口用资全部投资“满铁”重工，该产生怎样的价值呢？等等。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曾有过一句名言:什么是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权？就是日本在中国的全部现状。文章以充分说理和详尽数字，道破了币原所言“现状”之内涵——日本在中国东北每言每行均可收获巨大的利益。

该册收录的文章，从1919年起，至1945年止。这个时间段，恰好与戴季陶的日本研究时间段大致匹配。戴氏于1919年著《我的日本观》， 1928年出版《日本论》。笔者认为，两本书相隔近十年，其间戴的日本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早年所怀有的对日本民族的迷信，在《日本论》中转变成了借鉴日本民族的自尊心为我所用，以为自尊是民族发展的精神基础；早年用人道主义因素解释明治维新的进步性，《日本论》中转变为用民族信仰国体精神解释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曾经的国际主义在《日本论》中转变为国粹主义。不难看出，戴氏的日本观点对日本民族和国家都有一种亲近好感。这种感觉明显是以进步日本为认识前提的。相对而言，本卷中国学人的日本论与戴氏的日本论相比较存在着一些困难点。为数众多的南开作者中，甚至还包括有日本人和欧美人。但是，可以比较的理由也很充分。但就中国学者而言，虽然都正视明治维新后日本取得的进步，但两者的出发点却有天壤之别。南开学人们看到了戴氏所忽视的思想因素:日本人用进步主义所换来的成果，变成了侵略中国的手段或武器。戴氏崇褒日本的霸力，而南开学人们尊重日本的进步，但时刻警惕日本会欺侮、侵略中国。且在许多文章中，都注意利用条约方法、社会学方法、国际体系论方法和具体的统计数字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自然，众多学者的文章蜂拥而至，后又经过编者的删选，其体系性是难以与戴氏的论著相比较的。

1964年至2003年，南开大学日本史研究，经2000年成立的日本研究中心，发展成为日本研究院，以研究院命名的日本研究机构，迄今乃国内唯一一家。本文库收录的七部重大成果，来自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呕心沥血作出重要贡献的七位学者。其中有两位已经作古，尚有仍在发挥余热的五位健在。

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巨擘吴廷璆先生的《日本史通论》。凭借对吴先生学术思想体系的谙熟和深入理解，杨栋梁教授依据先生1963年至1997年的著作及论文，编辑合成此卷，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该书并非吴先生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的再修订，而主要是先生一生主要论文的集萃。迄今为止先生的这几篇论文，对后辈的日本史研究依然保持启发指导引领作用，自然应当加以特别评述。

通论者，通贯之论也。收录吴先生的宏篇大论，包括有中日古代交流、古代日本、近世日本、近代日本相关研究。《〈魏志·倭人传〉在日本》一文，评价了其史料价值，讨论了与之相关的日本国家的起源，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邪马台国位置。文章据《日本书纪》，指出这些记录承接了《魏志》的有关记载。在扼要地分析了各家对《魏志》邪马台国位置的判断后，作者的观点明显倾向九州说。《大化改新前后日本社会性质问题》一文，发表于1955年《南开学报》，在国内首提大化改新封建说。作者在构建这个观点时，系统地考察了当时日本社会的过渡性特点，在氏族社会与奴隶社会混合生成的状态中，大化改新将部曲民变成了班田农民。在天皇权威支配下，班田农民被紧紧束缚在土地上。这一说法在当时中国学界起到了突破性作用，封建说“从此获得普遍认可至今仍是高校世界通史和日本史教材所采用的学说”。“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说”，是吴先生用近5万字的篇幅，在《明治维新与维新政权》一文中阐论的观点。革命和改革，分别针对着明治维新运动和明治政府的施政措施。文章用明治政府的改革举措，论证了资产阶级政权在构筑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后进性，使得以法国革命为典型的学者对明治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存有疑虑，但迄今为止，在纪念明治维新150周年的研究活动中，学者们依然坚持了这篇大作在深入思考和研究方面所清晰可辨的基础作用。

这三篇论文，自然不能概括吴先生日本研究的全部精华，值得仔细吟味的学说或观点对于吴先生来论，不胜枚举。而在所举之三篇论文而言，其史料选用以及鉴别之功力，行文铺开中展示论述之严谨，文章框架中蕴含构思之精妙，都是吾等后辈拾阶而上的梯子。

俞辛焞先生著《日本现代外交史论》。俞先生据自己在1979年至1997年间在《历史研究》《南开大学学报》《抗日战争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所发近30篇论文，修正后归类合成一卷。该卷以“日本现代外交”为题，审视全书，所涉内容皆以敏感、重大、尖锐话题为要，虽不可谓剑走偏锋，但仿佛弄潮者一般，语不惊人不罢休也是眼见的事实。试举几例。

中国民间认为日本侵华的纲领性文件《田中奏折》确定了“大陆政策”的五个步骤，认为《奏折》是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召开的“东方会议”的报告书，由田中义一首相向昭和天皇呈递。但日本政界学界均不承认有此文书，认为是人为编造的“伪”文书。中国方面信其有并编进了某些教科书中。俞先生在1984年访美时查阅到美国国会图书馆载有“东方会议”缩微胶卷，对会议的议程议题均有记录，于是将这些记录汇集成图表，慎重地提出除了议程中的四天空缺(是休会或不记录无法考证)，但在可查记录中所讨论的问题，并不能直接判定“大陆政策”的五个步骤出于此会议之中。毫无疑问，清算“东方会议”的议程和议题，可认定是查实“奏折”真伪的有效途径之一，但也确实有引发反对之声的风险。1987年8月，我国另一位日本史大家邹有恒则通过对提出《奏折》主角之一蔡智楷取得《奏折》的质疑和对蔡文本身的“硬伤”，进一步指出《奏折》可能是伪物。自然，两位学者都是抱着实事求是的学问态度关注此事件的。再者，“国父”孙中山对日关系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最近十余年来甚至还有用“满蒙土地”换革命条件的风闻传出(没有核实)。在这个问题上，俞先生有一个方法论，向所有关心者提示。孙中山的共和理想与封建专制的矛盾，是国内矛盾；孙中山与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是国外矛盾。孙中山始终将国内矛盾作为主要矛盾，而将与列强间的矛盾视作次要矛盾。进而，在日本提出对华二十一条前后，日本已经变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先生告诫，在研究中要注意日本会利用孙中山与北京政权间的矛盾，“支持”孙从背后牵制北京政权。高屋建瓴的方法论，对后辈们处理孙日关系认清这种关系的真实状态，提示出用于研究的工具。凡此种种，可举许多例子。至于如何守护学问研究的立场，先生可谓良法多多。

在这一时段，聚合在南开日本史教研室的几位学者，进入研究室时间或稍有先后，但在吴先生指导和带领下所作的研究，也基本收录于文库之中。首先要提到的是王家骅(已故)，他在日发表的两部著作《日中儒学之比较》和《日本现代化与儒学》，属于日本儒学思想史研究的精作，但有憾于没有中文出版。王先生研究思想精深，将这两部著作合为《日本儒学史论》一部出版，借助青年学者的翻译，使王先生的日本儒学两面性且与日本近代化的两面性交合的学术观点，重新得到了强调，是为补憾且告慰先生天灵之举，值得称赞。武安隆教授所著《日外文化交流史论》，是先生依据著作《文化的抉择与发展》和几篇大论文，并对所著《严修东游日记点注》作了增补后，汇编而成，致使“昨日黄花能以新姿再开”(先生语)。武先生对日本文化所持诸多独家观点，日本文化对外来文化吸收、接纳或周期性变化规律及其原因探索，特别是为校订史实和资料，不辞辛劳对《严修东游日记点注》作了大量增补，其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可堪楷模。米庆余教授的成果，是以《日本东亚政策研究》为题收入的。作为日本外交史研究的专门学者，日本的东亚政策的确是他庞大论著群中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远不是全部)。实事求是、扬清澈浊、锲而不舍、明白是非，是作者长期秉持的治学态度。在当前学界“东亚学”兴起的背景下，本卷所刊九个专题，从中日琉三国关系说起，在钓鱼岛群岛归属等争议问题上收笔，正好将近代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全部涵盖。大陆政策、日英同盟、征韩论、“九一八”事变、“大东亚战争”、“台湾问题”，这些关节要点均在作者的考察视野之内。内中第八编《日本的神国观念与东亚》，对日本东亚政策的思想源流，作了究根穷底式的刨挖，不论在方法上还是在具体论证上，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概。王振锁教授的学术生涯，一直将当代的日本政治学为研究对象。收入文库的《日本现代政治史论》，是作者将已经发表的论文和专著，重新安排结构章节后，修订整理并补充了新的内容后集合成册的。通读全书，作者固然是现代日本政治的专家，但其考察的目光，始终照顾到了事件或思潮的来龙去脉，不作一事一议式“急就章”的议论。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第六章《多党联合政权》，所涉问题都是当下发生，属于内匿颇多而难以断言的内容。作者以平静观察，强调平衡，预设余地的态度方法，对包括小泉政权和安倍政权在内的争议多、分量重的诸多问题，都在“后自民党时代”的视野下，作了客观而沉着的分析论证，为日后的研究推进留下了一个承上启下的立足点。卢盛江教授的《空海〈文镜秘府论〉与中日文化交流》，是我国学者的中日文化交流中罕见的精专著作。有关空海的研究，多在通史或文集中可见到，然卢先生揪住空海的《文镜秘府论》，花费几乎可谓毕生精力，著有有关该问题的四卷本一部和三卷本一部，并在此基础上，提抽精髓，汇成收入文库的此部著作。通读全书，入唐求佛法的空海和尚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一眼尽览。佛学、诗学、音韵学、考据考订学，乃至文本学，作者均有深入考察精细论证，用力用功之处，其独有的感觉和视角设定，让人吟味而发感慨。至于中日文化交流，作者以中国诗歌及其韵律学的日本化收尾，这样就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稳固地安排了空海及其《文镜秘府论》的位置。入深山、访古寺，几乎失传的六朝至唐的许多诗文，通过空海充满慧心的活动得以保存，又凭借卢先生充满筋道的点评和校订，展现了多学科方法结合所作综合分析的魅力。(www.xing528.com)

文库所收四位青年学者的成果，是对新兴力量的检阅。张玉来著《日本经济产业解析与演进》，以乐观目光审读进入21世纪以来的日本经济，特别对所谓“安倍经济学”，进行了积极评价，认为摆脱了通货紧缩的“痼疾”，压制了日本银行家白川方明的保守政策路线，依靠通货再膨胀理论推行适当宽松货币政策，在创新理念下寻求着日本经济演进的新路径。刘轩著《日本经济转型与治理复原论》，从对战后经济体制的定位讨论出发，批评了高速增长时期的规制改革，积极评价了国有经济的民营化现象。讨论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转型的困境中，产生了信息化时代的治理变革，并在全球化背景下讨论战略选择的可能性，重点论证了“一带一路”下的中日经济新常态。臧佩红著《日本近现代教育政策研究》，对近现代以来日本教育长期存在的特点作了十分到位的解析。教育政策的原点，发自于奉行“皇道主义”、适应“富国强兵”政策和兼容“文明开化”之时代要求，这种态势经历战后“民主化”和当代“国际化”历练，使庞大的教育体系浑然而成，也取得了值得称赞的教育成果。但其内部的“根性”，依然通过历史教育和教科书国定制度，稳固地表现出“国体精神”的基本守护和宣传者性格。尹晓亮著《战后日本能源安全保障研究》，高度发达的经济却无法通畅地获得能源资源的支持，是制约日本经济向自由天地跃进的根本性矛盾。作者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下，日本能源短缺不是刚性的“存量约束”，而是柔性的“流量约束”。这种“约束”表现为“供应约束”“结构约束”“地缘政策约束”“环境约束”和“价格约束”。显而易见，这种性质的“约束”，就要求日本政府和企业用尽腾挪之术，安排巧妙的政策设计和制度设计。长期观察的视角下，日本所作出的克服能源瓶颈种种努力，不断地诉说着各类政策制定及执行的苦衷，也在不同程度上为遭遇同类困惑的其他国家提示了经验或教训。规避能源风险，日本所经历的弱化、稀释、破解的过程，形成了功效渐次“发酵”，政策形成和管理系统不断成熟的阶段。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充满前瞻目光的研究。

究而言之，进入本段评析的文库成果，描绘了老成精到与锐意进取两幅风景，互为补充且相得益彰。在这里，还想对温娟副教授著《日本近现代农业政策研究》略作评价。本书以江户时代的土地政策与农业政策说起，在战后日本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问题上止笔，超过了明治维新以来近、现代的时间跨度。经历了三种社会制度的农业政策，研究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在日本农业政策屡有失效记录的现实下，“第六产业进化”，可能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活跃有所帮助？作者在终章用详尽的数字，制成图表，表达了谨慎的乐观态度。

本文库收入的成果中，来自日本史研究室培养的硕博士、后来成为日本研究院的中坚学者们。他们既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又担负着开启推动下一个文库产生的责任。首先要评价的是杨栋梁教授的《日本近现代经济政策史论》。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之上，作者对日本经济制度转型，经济改革，垄断资本，国家经济体制，战后改革与复兴、高度成长，又做了新的构思。对经济政策的分析，始终是著作的基本着眼点。而对世纪之交日本的对外经济政策，则是作者借此机会，向学界展现的崭新的思考。

冷战结束，世界进入“经济时代”，其最显著的表现是，崛起的中国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从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十余年间，中日两国关系在骤冷乍暖中几度跌宕。由于发生了钓鱼岛归属纷争，安倍首相身处争执旋涡，他的经济学到底如何评说？杨教授在书中以极为冷静的理性，避开了某些热议导致情感式讨论频发时常会转移问题要害的时弊，紧紧抓住关键问题，展开了组合式的论证。以1997年的泰铢贬值为起点，东亚和世界各经济板块经历了一场金融风暴。有人质疑:出口导向、外资依赖、强政府、弱市场的“东亚模式”已经过时。与此同时，还有更多的学者热衷于讨论经济全球化热浪中东亚地区的作用。在克服危机的努力中，国际间流动的资本总量快速增长，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性多化，新的国际金融格局和国际金融新秩序喊出了金融一体化的呼声。在东亚地区，以日元和人民币为基础建立亚洲国际货币制度出现新的可能性，中、日、韩三国学者几乎都有共识。十几年的实践证实，以中日经贸、中韩经贸、日韩经贸为依据的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正在向中、日、韩建设经济共同体迈进。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构思，也是在这种现实中逐渐凸显的共赢战略。这种讨论，以务实、求准、远视、合作为话题，其实践意义，远较情绪主义或一切问题全部归结于政治化的倾向，更有利于人们在东亚、在世界各区域共生共存。杨教授的著作，收笔于2017年6月。那时中日和东亚区域的形势中，争执下去的发声可谓沸沸扬扬。两年后，东亚金融合作，中日首脑的互访及东亚经济共同体，对命运共同体的推动，让我们看到了众多本质性的变动正在呈现。风物长宜放眼量，附庸风议常失态。以学问为凭借的提醒，尽到了学者天命的责任。

李卓教授著《日本社会史论》，基本由作者十余年在重大学术志上所发论文编辑修订而成。让人惊异的是，30余篇论文进入本书的六章中，紧凑严实地融为一体，不给人以论文转身为专著的章节后容易发生的错杂感，盖由于作者长年以来坚持研究的稳定性和系统性所致。在全书中，作者的几个观点值得留意。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家族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等级关系、阶级关系形成集团，进而构成特定的社会。社会史考察，首先从家庭家族进入，然后向各类关系集团深入，就能完成对日本社会风土的考察，为全面而深入地解释日本社会奠定研究基础；日本社会的原点发自于大和时代，大化改新后百余年间，全面回归本来的社会秩序；平安时代的“脱华”，一直发展到明治年间的“脱亚”，是一个统一的进程；由于缺乏社会改革，导致了日本近代的非典型性质，各种在其他类型的近代化进程被摒弃的旧元素，在昭和期被改头换面地保存了下来。这几个重大观点，代表了作者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考虑。家族—民族—国家集体即拟家族形态，在日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一直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理解日本社会文化，宜从这一点进入，继而再扩大观察论证的工作面。

赵德宇教授著《日本近世与近代文化史论》，同样也是十余年间大量论文重新编辑的产物，但其中的几段小论，可谓代表着作者对近世以来日本文化史的基本看法。在习惯上，近世主要是指江户时代，乃学界共同的认识。作者认为日本传统文化是在江户时代得到最终完善乃至形成的。其中的重要元素表现为庶民文化、外来特别是西洋文化的日本化。在这一时代，儒学、国学和洋学三元思想奇妙结合，丰富、多彩而构成复杂文化样态。明治文化以半西洋、半传统混杂但内含封建与资本主义的因素，造成了其文化跛行的特点，表现出前沿的西方文明与原始的天皇之“二位一体”；而大正文化学者们对明治文化跛行性的反思，由于切割了明治文化中所含西方近代思想的进步性，同时却也松懈了极端国家主义、民主主义的束缚，引导人们追求多样性的精神解放。在结语中，作者认为自卑与自傲同在的日本文化，保存了传统文化的稳固性，认可了多元文化的并存性，还坚持着对优秀文化的摄取之道，面对着整合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永恒性难题。

刘雨珍教授著《中日文学与文化交流史研究》，著者专就文化交流史安排三编共十二章。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黄遵宪著《朝鲜策略》《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相关论述，以及日本宫内省御用挂的宫岛诚一郎与清驻日外交官何如璋等人的交涉交友关系资料。《朝鲜策略》主张的东亚联合以及防俄联亚思想，属于当时国际情势下，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而被李鸿章称为“博稽深考”的《日本国志》，其文献价值，按梁启超评论说，由于国人对日本一直缺乏了解，“不鉴不备，不患不悚”，故在甲午战败以后看来，“其于今日之事，若烛照而数计也”。宫岛城一郎是服务于明治政府的文官，汉学精深，他与清朝驻日外交官之间的笔谈，是为珍贵史料。而在此过程中，他曾利用私交搜集清朝对琉球态度情报报告大久保利通和岩仓具视，似有趣却也确实引人深思。著者作为日本文学研究学者，对中日关系史研究，从资料文献层面作出了贡献。

李凡教授著《日本的苏联及中东政策研究》，将日本外交的两个方面合为一册发表。但主要的著述，仍然是围绕日对苏政策展开的。第二章所述日本对苏的“中立”政策，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大阵营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著者以日本不断扩大在中国的侵略为背景，配合以解释日苏间的外交回合的实质，在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同时，也评说了当时苏联所实施远东“绥靖”政策的嫌疑。“四国同盟”构想的出笼及其失效，“诺门坎事件”，都是在这一背景下的产物。第三章所述日本“北方领土”政策，对该问题的来龙去脉作了细致梳理，并特意引入了美国对该问题的关注及其施用的手段。日苏间的“北方领土”问题根本不可能平息，随时都有发酵酿成危机的可能。作者对日苏(俄)间这一问题埋伏的“病灶”的讨论，必要性殊为明显。在这两个专章中，著者一直注重基础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值得赞赏。

刘岳兵教授著《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后记有曰:研究计划中有这些专题，而每个专题研究都还在探索的路上。将专题中的“半成品”搜集起来，形成了基本的模样。读过全书，可以判断，“半成品”在编撰整合的工作中，已经浑然一体，几乎可谓一部新著。著者将近十年来有关中日思想文化交涉的思考，成体系分步骤地呈现在每位关心者案前。“内容虽然芜杂，也自信仍有条理”(笔者语)。条理何在，即如作者书名所题，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这条主线，一直在各章各节的叙论中若隐若现地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受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对第六章《日本研究学术史回顾与展望》，略作评说。

进入著作考察眼帘的，有清末维新派的几位名望人士，由黄遵宪始，至章太炎等。梁启超有关日本国体民俗有违中国，虽有“极良之书”，但“在我只注供参考而已”的结语，以及周作人提倡日本研究不宜只作异中求同，而更应当为作同中求异的观点，迄今仍是值得学者们借鉴的告诫。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奠基时代，著者重点解析的是朱谦之的日本思想研究。朱谦之在《历史哲学》中将关于哲学思想史的发展解释为宗教的历史时期、自我的历史时期、社会的或科学的历史时期以及综合的历史时期的观点，完全进入了自述的《日本思想的三时期》一文中。分期法奠定了朱谦之先生日本思想哲学史研究基本方法论。在具体讲到日本朱子学、阳明学和徂徕学研究时，作者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史观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敏锐地让人看到了向自由主义的略微倾斜。朱谦之先生在孔德、黑格尔哲学影响下形成的哲学观，转变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适应学术语境气氛的同时，又保持着青年求学时代培养的优秀学术素养。至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著者提到了王家骅、卞崇道等学者的研究和学术贡献，还特别重点评价了韩东育的有关研究。在著者眼中，韩东育教授可视作与李泽厚、成中英同等地位的研究者。凭借对中国古典思想哲学家及其典籍的谙熟，韩从江户日本思想史入手，活跃于当代中国思想哲学研究的前沿。韩尊重丸山真男的研究，却对其“古层论”观点发出了挑战，认为这一观点露出了民族主义的色彩和国粹主义的端倪。韩对“古层论”的质疑，是其思想史学说观点的爆发点。其全部著述的重点，仍是对江户儒学界特别是反朱子学各派别通过“脱儒”而全面贬低中国古代哲学的学问倾向，在这种倾向的背后，则是学术政治化思想作用的结果。著者赞成学界对韩“新法家”的评说，不过还敏锐地指出韩在研究时塑造出来的徂徕形象，几乎就是其本人的自画像。徂徕在《荀子》研究中所发现的精神因素，也是韩在徂徕学研究中所发现的，可服务于现实社会的解释。韩的学说以厚实的中国古典哲学研究为基底，故对日本思想文化的评说常有日本学者不曾察觉的分析。本章仅是近五十万字全书的一小部分，不仅将中国的日本思想史基本包括，而且时有尖锐评语，可以供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进行学术史梳理时参考之用。

将20余年来的研究心得，集成新书，检验研究成果，在示范后进的同时，寻求同行批评，亦为南开百年校庆奉上拳拳之心。文库的编辑出版，是中国日本史研究界的一桩大事，更是南开日本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毫无疑问，历岁月之磨砺后，研究攀上了新的高度。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本史研究步步推演的进程及其水准，是可以从文库收入的成果系列中，概而观之的。同理，如何改进研究，扬长避短，也可以在对文库的批评中，找到楔入点。

纵览全部书名，感觉以“史论”为题的占据较大比重，在已经出版的19种著作中，有7种。采用“史论”作题，自然有作者的苦衷。因为要将长年的研究成果集成一册，“史论”的“宽容”性是可以获得一些方便的。但弊端也十分明显，其一，20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学者的著作冠以“史论”为题，可谓比比皆是。关于历史问题的散论，凭“史论”竟然也可以同许多历史问题的精论同居书架一隅，增加了学术史叙说的难度；其二，文库的入列者，必然大量参考日本学的研究成果，书中也大量引用了日本著作所列观点、句章甚至文献出处，这容易引发一些猜议或妄议。由此，下一辑编撰时，强调著作的专论性，已属必要。

在某几本入列著作中，拜读中时有一些错杂感。章节设计过多，或全书系统性严整度不足，或从书名上结构上觉得必须延伸连续的相关问题没有进入主题，匆匆收笔，有些突兀。增大专题性研究的分量也是今后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分量如此巨大的文库编辑，从准备、联手出版到审稿和中期讨论，要花费许多时间，况有些学者已经过世，由主编方请人代劳，困难是很大的。但有几本成果，感觉尽可能再参考一些近十年来的新成果，以增加论述的周到性，对于提升质量高度，也是必要的。

如此，不一而足。一些技术性的过失，不再一一赘述。诸如美中不足瑕不掩瑜之类的客套，也不唠叨了。总之，所有19本著作，都一一拜读过，收益不少。唯评论有冒失之处，恳请谅解。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