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中国日本史研究领域杰出学者王家骅

李 卓

今年是王家骅(1941. 6. 21—2000. 11. 29)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值此《至竟终须合大群——南开日本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出版之际，缅怀王家骅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对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尤其是日本儒学研究的贡献，进而推动南开及我国的日本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我从1977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学习，1982年进入历史研究所攻读硕士课程，198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一直从事日本史研究工作，有幸近距离地感受王家骅先生的风采，接受他的言传身教。尤其是1996年因当时86岁高龄的导师吴廷璆先生离休，便转在王家骅先生指导下继续完成了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业。作为王家骅先生的学生，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深刻感受，在此我想谈谈自己对王家骅先生的几个最深刻的印象。

王家骅先生的一生或许是新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他1963年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专攻中国思想史。在大学期间恰逢“文革动乱”，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1968年大学毕业时，由于其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被分配到河北省青县农场进行劳动锻炼。两年后的1970年4月才到青县流河中学担任历史教师，在那里一直工作了八年。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长达十年的蹉跎岁月，艰苦的生活环境与工作条件，并没有使王家骅先生消沉下去。他在做好历史教学的本职工作的同时，刻苦自学日语，并且开始关注日本史研究，还带着自己写的论文虚心向吴廷璆先生等日本研究专家请教。正因如此，当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之后日本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当1978年随着“科学的春天”来临，吴廷璆先生等一大批老教师被落实政策，1964年成立、因“文革”而停止工作的日本史研究室重新恢复工作后，他能够以深厚的研究基础及日语能力，被吴廷璆、俞辛焞等先生选中，直接从一位农村基层中学历史教师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研究室，开始了日本史研究的生涯。

进入日本史研究室后，已入中年的王家骅先生开始了从中学历史教学向高校专业历史研究的人生角色转变。为了尽快完成这一“转型”，他放下架子，坚持到外语系与本科生一起听课，日语水平提高之快令人刮目相看。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东北大学寺田隆信教授来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讲学时，是由王家骅先生单独承担专业性很强的现场翻译工作的。在日语笔译及写作方面，他参与了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的《日本外交史》的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满洲事变》；在日本六兴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由中国学者撰写的13卷本《东亚中的日本历史》(東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歴史)中，王家骅先生独自撰写的第五卷《日中儒学之の比較》是少数用日语直接撰写的著作之一；他还用日语在日本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大量论文。日语水平的提高，为王家骅先生拓宽了国际化视野及国际交流的舞台，在资料挖掘与运用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他后来从事难度很高的日本儒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专业研究方面，进入人才济济的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和日本史研究室，并从放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转为日本史研究，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王家骅先生以极其刻苦的精神投身到新的拼搏当中。虽无法知道其中的细节，但仅从王家骅先生1978年4月才进入南开大学工作，却在1979年就发表了《明治维新研究评介》(《世界历史》1979年5、6期，与武安隆合作)、《美国的日本史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9期)、《浅谈明治时期日本农业稳定发展的经验》(《南开史学》1980年创刊号，与武安隆合作)、《幕末日本人西洋观的变迁》(《历史研究》1980年6期)、《半欧洲、半亚细亚型的日本晚期封建社会》(《世界历史》1982年6期)等多篇论文，便可想见王先生的付出与努力。尤其是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上发表的这两篇“重磅”论文，以及稍后发表的《试论近代中国与日本走上不同道路的历史原因》(中国日本史学会编《日本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既体现了王先生的勤奋努力，也说明他在身处逆境的十年中没有放弃学习与思考。这些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使王家骅先生迅速跻身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一线学者行列。

有人说，逆境是通往真理的第一条道路。勤奋、敬业、刻苦，铸就了王家骅先生学术研究领域的辉煌。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到1999年这20年时间里，王家骅先生完成的著作(包括中日文、含合作)共有7部、译著3部，在两岸三地、日本、韩国共发表论文65篇。这期间还承担了4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天津市社科基金、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项目在内的科研课题研究。在身体状况不佳，且当时教师待遇低、科研条件差的情况下，王家骅先生能够取得如此出色的成就，从根本上说是他个人勤奋刻苦、坚韧努力的结果。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提出“史才须有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我们往往觉得具有这些才能的优秀史学家离我们比较遥远，实际上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从王家骅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可以清楚看到他是三长兼备的史学家典范。

史才，指天才和才气，特别指文才，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先天的性质。相信作为王先生的学生及生前友好，通过阅读王家骅先生的诸多著作与论文，通过聆听他的授课与学术报告，会对他的史学才华、文采文风深有体会与了解，在此不予赘述。我仅从“史学”和“史识”的角度来谈谈王家骅先生的学术成就。

史学，我理解主要是指专业知识的丰富与扎实，既要有中外历史知识的雄厚基础，又要在专业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即所谓“博”与“精”的结合。史学是后天积累的，可以通过努力得来；史识是历史学家的观察力，要能察得别人所不能察者。王家骅先生在史学与史识方面具有非凡的才华，所以能够取得令人钦佩的成果。

尽管王家骅先生进入大学研究机构时已近中年，但是，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接受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训练，长达八年在农村基层中学从事历史教学的历练，使他后来从事历史研究有了扎实的史学根基。实际上在他的儒学研究取得成就之前，即在学术界有了很大影响。他的成名作《幕末日本人西洋观的变迁》《半欧洲、半亚细亚型的日本晚期封建社会》两篇论文分别发表于1980年的《历史研究》和1982年的《世界历史》上。可贵之处在于，王家骅先生当时入行日本研究不久，而且还是助教身份(1983年晋升为讲师)，就已经发表了这样颇有深度及学术创见的论文，体现了他是一位深邃的思想者。20世纪80年代前期，正值我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百废待兴，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近代化的经验无疑值得中国关注，明治维新史也是当时学者们研究的热点。浏览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日本史研究论文，有不少与明治维新及日本近代化有关，其中较多的是从科技、教育、经济、工业化等不同领域，从制度、政策层面来探讨明治维新与日本近代化成功的“经验”，而王家骅先生则看得更深、更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从研究明治维新史开始的。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化的开始。我试图从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角度搞清楚中日走上不同道路的原因。”(《王家骅访谈录》)他在对明治维新史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开始对明治维新的成败进行深层思考。在《幕末日本人西洋观的变迁》一文中，追溯幕末日本人西洋文明观的变迁过程，指出从德川时代的闭关锁国到维新后全面吸收西方文明，如不打破盲目排外的蒙昧主义思想壁垒，这种转变是不会实现的。他指出，“回顾这一变迁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明治维新的思想源流”。这篇已经具有思想史研究意义的论文最初是参加1980年7月于天津召开的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论文，在会上宣读后反响很大，并被收入该会的《日本史论文集》。1982年在《世界历史》上发表的“半欧洲、半亚细亚型的日本晚期封建社会”一文针对当时史学界较为流行的日本晚期封建社会属于“欧洲型”“亚细亚生产方式形态”及“特殊日本型”的观点，从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日本的阐述入手，指出从“土地占有形式”“小农经济”“城市的发展形态”“国家的权力形态”四个方面来看，都具有“半欧洲、半亚细亚的特征”。该文是国内学界第一篇分析日本社会结构内在特征及其与欧洲封建社会之异同的论文，很有理论深度、很有说服力。

在考察明治维新及日本社会特征的同时，王家骅先生把思考的重点放在中日比较研究上，即拥有相似文化背景的中日两国为何在近代走上不同的道路？使其研究具有了深刻的现实意义，其代表作品就是1981年7月出席日本史学会大连会议上的论文《试论近代中国与日本走上不同道路的历史原因》(后收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日本史论文集》(二)。顺便说明，中国日本史学会编撰出版的《日本史论文集》只有两册，王家骅先生的论文两次入选，正说明他当时在国内学界的地位)。他在文中将日本近世经济、政治结构与中国封建社会作了比较后指出:“造成近代中、日两国走上不同道路的是一种合力，而中、日两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差异则是主要的历史原因。”他是在改革开放后最早进行中日近代化进程比较研究的学者之一，且观点独到，发人深思。总之，80年代前期，王家骅先生“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日本研究，已经显示出“独辟蹊径”“史论结合”“比较研究”的特点。虽然时隔30多年，但上述三篇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代表作至今仍不过时，读来很过瘾，其理论分析之深刻、其学术观点之精辟、其资料运用之得当，都是难得的学术精品，对当今的人们认识与了解日本，重要的启迪作用仍不减当年。

读王家骅先生的著作和论文，总能发现他的与众不同的结论，从中获得很多启发。对于这一点，他后来在总结自己学术道路时指出，“我认为关键一点是我特别注意方法论的思考，或者说是视野的思考”。所谓“方法论”与“视野”，不正是对“史学”和“史识”的现实诠释吗？(www.xing528.com)

当今，“创新”一词无疑是使用比较频繁的热点、时髦词汇，这个发源于经济领域的词汇如今被各个学科赋予了不同的表述与理解，当然也是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学者面临的挑战。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评估指标的规定，创新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新描述。个人认为，其实“创新”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开辟新领域、创立新理论、提出新观点、探索新方法，等等，都应当属于创新的范畴。在我们往往为怎样做到“创新”而纠结的时候，王家骅先生早就为我们树立了“创新”的榜样，他的学术生涯，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在《儒学与中日东亚文化——王家骅教授访谈录》中，王先生讲到:“在日本明治维新研究中，我注意到了日本儒学在其中的作用。”在扎扎实实的基础研究积累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潜心探索，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开始把研究的焦点聚集到日本儒学研究及中日两国儒学的比较研究上，他的第一篇相关论文是《试论儒家思想对日本《古事记》的影响》(《南开学报》1986年2期)。该文从哲学和政治思想的角度探讨了《古事记》中反映出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吴廷璆先生评价这篇文章“显示出作者理论水平高，概括能力强，对儒家学说和典籍有广博的知识和见解”，“在我国史学界研究这一问题尚属初见”。他的儒学研究生涯中里程碑式的著作是前述1988年由日本六兴出版社出版的日文专著《日中儒学之比较》。该书探讨了前近代中日两国儒学的异同以及日本儒学的特质，书中对日本儒学特质的概括与“早期儒学”概念的提出，得到中日学界的高度肯定。《日中儒学之比较》出版后，沟口雄三、源了圆、铃木靖民、伊东贵之、加藤实等多位著名日本学者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对这部书的评介，源了圆先生称该书是“迄今为止一个由中国人来把握日本儒学的壮举”，颠覆了某些日本学者所说的“中国的日本研究处于小学生水平”的印象。

《日中儒学之比较》一书出版后，王家骅先生对日本儒学和中日儒学比较的研究一发而不可收。除了大量论文及参与撰写的著作，1990年，《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一书作为周谷城先生主编的“世界文化丛书”系列之一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由台湾淑馨出版社出版)；1995年，再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1998年由日本农文协出版社出版日文版)。三部代表作被称作王家骅先生的“日本儒学研究三部曲”。十年内出版三部著作，从时间上看已是巨量的工作；从内容上看，三部著作内容各有侧重，体现出他研究思路的逐渐深入及研究视野的日益拓展，或者说“创新意识”在步步升华。实际上，在他写作日文版《日中儒学之比较》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了新的思考，他意识到“在漫长的历史中，源自中国的儒学思想曾对日本文化的各个领域(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化、史学等)以及现代化进程都有重大而且深远的影响”，随着这种思考日益深入，他一鼓作气，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从写作到出版的过程。该书在国内的反响更加强烈，很短时间便告售罄，以至于浙江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再版发行。

《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可以说是王家骅先生日本儒学研究的顶峰。该书出版后，从不同角度发表的书评有很多。本文仅选择当时对该书“创新”意义的评价作简单介绍。

史学界的评价，如吴廷璆先生的评语是:“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深入研究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东亚文明深层结构并进行系统阐释的专著。该书站在世界史的高度评价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并考察儒学对东亚各国尤其日本的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同时又立足于对日本儒学的批判，对中国儒学进行了客观、公允的评价。该书填补了中日文化比较与日本史、日本思想史研究中的空白，实为一部优秀的著作。”

哲学界的评价，如研究东亚比较哲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甦平研究员发表的“儒学新说”的评论，指出该书有“历史感醇”“时代感强”“学术感新”三大特点，尤其认为书中关于“早期日本儒学的界说”“关于日本儒学特色的规定”“关于哲学范畴的比较研究”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有价值的学术观点”。

该书也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叶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在《东亚文明的深层解析》一文中指出:“本书的突出特点是采用了多维比较方式”，这种研究方式的价值在于“它不仅堪称文化史和比较文化学的深化环节，而且还可为其他学科所借鉴”。

这些评价是学术界对这部著作的创新意义及学术价值的充分肯定，因此，在教育部1995年实施的首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选中当之无愧地获得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王家骅先生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不断自省，在探索上无止境，不断提出新问题、阐释新观点。《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出版后载誉国内外，但他并没有就此满足，而是觉得书中还有不足之处，尤其是对于儒家思想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未能充分展开论评。为揭开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这个“世纪之谜”提供一个阶梯，是他再作新著《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的直接动力。该书基于“提倡多层次研究”“提倡哲学与历史相结合的思想史研究”“进行个案考察的方法论创新”三项原则，较之前两部著作对思想史的侧重，更趋向于对儒家思想之于日本现代化的影响及其表现的分析，因而更具现实意义。

由于时代条件所限，王家骅先生没有“硕士”“博士”学历，但他却创造了世界一流的儒学研究成就。他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其人其书在“儒家文化圈”各国都有很多拥趸。他还与著名日本学者源了圆和加地伸行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道尔、法国巴黎大学的汪德迈(《亚洲文化圈的时代》作者)、韩国釜山大学金日坤教授(“儒教文化圈”一词的首倡者)等国际著名学者一起，参与了1987—1990年由日本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中岛岭雄主持的日本学术振兴会大型项目“东亚比较地域研究”。可以说，王家骅先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一流学者。

人们或许不知，在1988年出版《日中儒学之比较》一书时，王家骅先生的职称只是讲师，《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出版时，他还是副教授(1993年晋升教授)。十年“文革动乱”耽误了他青春才华的发挥，但他凭着对事业的挚爱及知识分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淡泊名利、勤勤恳恳、教书育人、笔耕不辍，创造了非凡的研究业绩。王家骅先生是位优秀的史学家，是新中国日本研究学者的杰出代表，是我们的好老师。天妒英才，多年的农村艰苦生活及呕心沥血的科研与教学，使他身体透支，英年早逝，这是中国日本研究界的重大损失。如今我们缅怀他的业绩，是为了铭记他对中国日本史研究，尤其是对日本儒学研究的贡献，继续他的未竟事业，并弘扬他敬业乐业、开拓创新、勤于思考、严谨治学的精神，让南开日本研究院成为中国日本研究的常青树，创造新的辉煌。

(作者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