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推动中日学术交流

王振锁

1988年4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转眼间30余年过去了。这期间，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南开大学也有了飞速的变化和发展。同样，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虚到实、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今天，值此南开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回顾一下当年南开日研中心的创建过程，以表纪念之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70年间，大约以1978年为界，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此前的近30年，中国经历了太多的事情，风风雨雨，蹒跚而行；此后的40年，虽然进展蹉跎，但总体上是改革开放的大局，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创建，则是与国家改革开放大局相向而行的产物。

一般认为，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但实际上，由于太多的“积重难返”，前十年的改革和开放步履维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层面上只能说是处于“还债”“补洞”和“抹平伤疤”的阶段，真正的崛起恐怕是在1990年代以后。

1988年正是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段，是中国人摆脱桎梏、急起直追世界潮流的起始年代。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中国人迫切要求更快地了解外部世界，而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无疑成为中国人竞相了解、研究和效仿的首选目标。在各大学和科研单位，纷纷成立了与之相应的研究机构。于是，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几乎在同一时间都成立了日本研究中心。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班底是历史系日本史研究室。日本史研究室成立于1964年2月，由著名日本史学家吴廷璆教授亲手创立，成员有俞辛焞、米庆余和王敦书三位老师。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在俞辛焞老师的具体操作下，日本史研究室一年之内先后调入武安隆、王家骅、刘玉苇和王振锁等四人。

1980年，日本史研究室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2年，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吴廷璆教授当选为第一任会长。1985年，历史研究所与历史系分离，成为系处级实体单位，日本史研究室归属于历史研究所，成为历史所四个研究室之一(其他三个是美国史研究室、明清史研究室、周恩来研究室)。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之后，1988年4月，在俞辛焞教授的主持下，成立了以日本史研究室为核心，以南开大学外文系日语专业和经济学系世界经济专业的部分教师为成员的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日研中心设理事会，俞辛焞先生为理事长，日本史研究室、外文系和经济系的部分教师为理事会成员。行政事务方面，俞辛焞任日研中心主任，王振锁任秘书长。

1990年新图书馆(逸夫楼)建成后，时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的美国史研究室教授冯承伯先生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并兼任主任。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下属美国研究中心、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等。这些研究中心都是虚体，没有专职人员，成员都归属于各个系所，平时开展一些学术研究方面的活动。其中日本研究中心和美国研究中心分别以日本史研究室和美国史研究室为依托，所以开展活动比较多。在冯承伯馆长的关照下，各研究中心在新图书馆分到一间研究室，终于有了一个固定的活动场所。图书馆还特为日、美两个研究中心开辟了一间共用的资料室，图书馆专门派员负责管理、借阅图书。资料室的图书来源有二，一是经学校同意，从学校图书馆提取的一部分图书；二是日本方面的赠书。这一局面维持了几年时间。

进入1990年代，南开日研中心进入一个发展、壮大期。

作为虚体的研究中心，开展活动的最大困难是缺乏资金。当时国家百废待举，对教育的投入很少，学校的正常开支都很困难，作为虚体机构不可能得到学校的财政支持。1991年秋，我在京都立命馆大学“访学”期间，有幸结识了日本慈善家冈松庆久先生，他热衷于中日文化交流。我们通过交往有相见恨晚之感，我帮他翻译了“自传”在中国出版，并向他介绍了南开日研中心的情况，他爽快地赠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1万美元，这可以说是南开日研中心的“第一桶金”。数量不多，但可以解燃眉之急。

此后不久，好事连连。

1991年下学期，我们向“日本万国博览纪念会”提交了一个包括购书、科研、出版和建房等内容的“一揽子计划”申请。该申请书提交后不久，日本友人吉永正藏先生来南开大学访问，向学校外事处提出想出资在南开修建一个书店的意向，但俞辛焞先生得知后力劝他不要建书店，希望他资助南开日研中心建房，并向他提供了我们的“万博申请书”和附件的复印件。吉永先生回国后一周内便回复称:你们向“万博”申请的建房一项内容可以取消，由我出资为南开大学日研中心盖楼。我们遂立即致函“万博”方面修改计划，请求撤销盖房一项的资助申请。(www.xing528.com)

但是，1992年春，我正在京都立命馆大学“访学”期间，得知我们申请的“日本万博资助项目”按原计划被批准，其中仍包括建房项目。原来，做事一向缜密的日本人，在审查我们的项目申请时偏偏没有看到我们后来提交的改变计划的报告，“万博”方面不但按原计划批准了，而且要求我们将其资助款只能全部用于建房。这样，我们几乎在同一时间获得了两笔建房款项。

当时，一公一私的资助双方起初都坚持单独建楼，后经过斡旋，吉永先生同意与“万博”方面联合盖楼，“万博”方面也表示认可，于是我们将原来计划的二层小楼盖成了如今的四层大楼，这也是为什么要在楼门口左右两侧同时刻有吉永正藏和日本万博纪念文字的原委。1994年春，大楼正式启用，成为中国国内大学唯一依靠自己力量筹集外资建楼的日本研究中心。

后来，在杨栋梁教授担任日研中心主任期间，又筹集多笔资金扩建了东面的资料室和报告厅部分，使楼体又扩大一倍，为后来南开日研中心的实体化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也是在1992年春，俞辛焞先生在日访问期间，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从他的老朋友、爱知大学教授江口圭一那里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资金，这就是后来设立的“江口圭一基金”。“江口基金”为南开日研中心的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

更值得一提的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南开日研中心作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基地之一，多次承蒙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全方位的长期资助，在南开日研中心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出版和购买图书等方面，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自不必在此赘述。

南开日研中心走到今天这一步实属不易。据我所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各大学相继建立了数量可观的日本研究中心(日本研究所)，但能名实相符地维持到现在的已经不多了，而将虚体的日本研究中心发展为实体的日本研究院，则只有我们一家。南开日研中心之所以能够创建并发展到今天，我想可以归功于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方面的因素。

所谓天时，从大的方面讲，是指当时改革开放的大局、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国内日本研究的方兴未艾。但具体而言，所谓天时，就是机遇。机遇的要素有二，一是要有机遇，二是要善于抓住机遇，二者缺一不可。如上所述的几次赞助，可以说都是机遇，但均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为什么在那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好事连连出现，至今似乎是个谜，但是“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如果机会来了不去抓住，机会便会瞬间消逝或擦肩而过。我想，如果当时吉永正藏不来访，如果我们当时手头没有一份详尽而完备的“万博申请计划”提供给素不相识的吉永正藏，如果“万博”方面不是在审查时阴差阳错，……事情可能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

所谓地利，在日本研究方面，天津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中国的日本研究，大体可分为东北、京津和浙沪三大块。从总体实力上讲，天津不能与北京同日而语，但天津的优势是人员相对集中。就南开大学而言，大都集中在历史、经济和外文系，组织起来比较容易。另外，南开大学的校系领导对日本研究还是比较重视和支持的。这些条件对南开日研中心的创建和发展都是十分有利的。

所谓人和，是指“人心归向，上下团结”之意。南开日研中心成立之初，虽为虚体，一无所有，但“中心”的成员，心齐劲足，不畏困难，为中心献计献策。经济系和“日专”方面的老师不图回报，积极参加“中心”组织的各项活动，日本史研究室的老师更是把“中心”和研究室视为一体，对内是日本史研究室的成员，对外是南开日研中心的成员，处处发挥着核心成员的作用。

不过，我认为，在这里，“人和”还有另外一种涵义，那就是“集体实力的体现”。南开日研中心的骨干成员在学术上都有一定造诣和知名度，他们功底深厚、成果丰硕。正是由于有了这些颇具实力的学者作后盾，有了这些学术成果为基础，具体责任者才敢于“理直气壮”地向外宣传，争取对方的支持和赞助。从这一意义上讲，南开日研中心从无到有、从虚到实、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归根到底是全体成员谱写的成功篇章。

俱往矣，新时代的日本研究院业绩斐然，正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期待。

(作者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