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廷璆：追溯史学大家的学术与情怀

杨栋梁

在清政府灭亡后的国民革命末期，他不满社会黑暗，17岁便怀着拯救中国的激情和朦胧理想，弃笔从戎加入国民革命军，投入到打倒北洋军阀的火热战斗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三千万同胞在日寇铁蹄下呻吟，他义愤填膺抨击国民政府的卖国政策，率领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团到京城“请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毅然放下大学教鞭参加八路军，走上抗日最前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投入高等教育及历史科学研究中，呕心沥血，孜孜以求，是新史学的引领者和亚洲史、日本史研究奠基者。

他从满清社会的废墟中艰难地走来，目睹了20世纪华夏大地的沧桑巨变，承受了大浪淘沙般的层层洗礼，然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终而从一位有血性的民族主义者和有良知的民主主义者，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大学者。

这位传奇般的人物，便是吴廷璆先生。

吴廷璆(1910. 7—2003. 12)，又名默健、曼泉。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杭州一公务员家庭。

先生少时多不幸，幼年丧父、少年丧母。不满1岁时，父亲抛下妻儿撒手人寰，其时胞妹尚在母腹中。母子三人寄居在姑母家时，生活拮据却不累孩子教育，先生4岁识字，6岁入学堂。9岁时，母病故，兄妹为叔父收养。叔父是旧举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辛亥革命后曾任祁阳县县长，因不满官场腐败辞职还乡，不久家境败落，以至于靠典当和借债度日。其时，叔父对爱侄寄予厚望，亲授说文解字、古诗、楚辞，强命熟记六书之法则。13岁时，先生考入两浙盐务中学，英语水平突进。严厉的家学和中小学教育，为先生日后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0年代后期，国共合作大举北伐，大批青年怀着改造中国的一腔热血投入革命。然而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制造“四一二事变”，由此国共分道扬镳，中国前途复为一片阴云笼罩。

1927年7月，先生中学毕业，在对国共反目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毅然加入北伐军，先在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先遣军司令部(总司令李明扬)政治部担任宣传工作，不久转到新成立的长江要塞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10月至翌年6月，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第五方面军(军长岳维峻)总指挥部秘书处任书记官。然而，旧军队腐败透顶，军纪涣散、贪污成风、欺压百姓、滥杀无辜，触目惊心的现实使先生心灰意冷，遂在部队从豫西开往安徽途经京汉路时成功逃脱，只身来到上海。

先生投军报国无望，决意再入学门，实现少时的大学梦想。时上海各校招生结束，唯持志大学还在招生，遂暂且就学，年底赴北平复习， 1929年7月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

北大是科学的圣地，思想的殿堂。在傅斯年、陈受颐、蒋廷黼、钱穆等大师云集的史学系，先生的史学研究功力日进，而法学院教授许德珩、陈启修讲授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更令先生激情勃发无以自制。此间，先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两个策略”等马列著作，在《北平晨报》副刊上发表高尔基、契可甫(契诃夫)等进步小说的翻译作品，结识了一批进步同学，初步树立了改造社会必须打倒整个剥削阶级的世界观。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南京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举国群情激愤。反帝大同盟成立后，先生积极参加北大支部的活动，成为中共北京市委秘密领导的“抗日救国十人团”成员。当时，北平各高校学生发起敦促南京政府抗日的“请愿”活动，为了排除国民党控制的北大学生会及北平市学联的干扰，北大学生于1931年12月1日召开全校大会，推翻校学生会，成立“非常学生会”，先生被推举为副主席。次日，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团首批人员强行登上闷罐列车南下，到达南京后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先生和千家驹作为学生代表，申明了抗日主张。第二批北大学生抵宁后，国民政府更加紧张，南京卫戍司令部下达了禁止游行示威命令。对此，北大示威团400余学生公推先生与张勃川前往司令部交涉。吴、张二人到司令部后，立即被逮捕并被严加审问，于是被扣押在孝陵卫的北大学生集体绝食与当局抗争。北大示威团被强制押返北平后，非常学生会控制的《北大新闻》(三日刊)出版了“北大一二五示威运动”专辑，其中“卫戍司令部之夜”一文系先生手笔。后来，这一斗争经历被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选作素材。

南京示威斗争结束后，校内进步学生与托派学生间的斗争趋于白热化，进步学生接连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先生处境危险。1932年9至12月，经旧友帮助，先生到西安躲避，并为省立一中讲授国语和英文，而在听课的学生中，却有一个抗战时当了汉奸而令先生蒙辱的吉思恭。

1932年底，先生因参加迎接红四方面军北上运动，被国民党西安当局打入逮捕黑名单，所幸事前得到友人通知，遂匆匆逃回北大。时值北大学生反蒋驱胡(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斗争升级，先生与多名进步学生闯入校长室，要求校长下台。事后，校当局开除七名学生，国民党宪兵三团开始抓捕激进分子，先生处境危急。翌年1月，承同乡师长范文澜提供旅费资助，先生泪别北大，乘船奔赴东瀛。

1933年春，先生如愿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科，潜心专研学问，并在东洋史学者羽田亨教授指导下完成题为《汉代西域的商业贸易关系》的毕业学位论文。1936年春回国，同年8月，经范文澜、马衡推荐，受聘山东大学(青岛)国文系讲师，教授历史。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八一三事变”后，抗战全面展开。已经获得河南大学副教授聘书的先生毅然放下教鞭，始赴南京获得八路军办事处代表叶剑英将军开具的介绍信，再辗转赶往五台山东茹村八路军总部，被安排在野战政治部敌工部，更名“默健”，主要从事翻译敌军文件、审讯和教育俘虏、瓦解敌军等政治宣传工作。在朱德、任弼时、左权等首长所在的八路军总部工作的幸福感，解放区官兵平等、军民团结的美好景象，让先生真切地感觉“到了另一个世界”。在那段“生活愉快”“工作也积极”的时光里，先生的工作得到了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将军的高度肯定:“积极热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能吃苦耐劳”，“很难得”。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8年春某一天，先生无意间在《新华日报》(汉口版)上看到一篇署名文章，上面赫然写着“汉奸吉思恭”几个大字。再读下去，更让他心惊肉跳。文中说，吉1936年加入汉奸组织“太极团”，为日军提供情报，还冒充八路军干部骗奸去延安的女青年，吹嘘经济上有东京帝大朋友吴廷璆支持云云。吉某牵连到先生的供述纯属子虚乌有。先生愤然，遂向总政宣传部领导说明情况，要求报社刊发更正启事，领导亦表示赞同，但更正启事始终未见报端。此后一年多时间里，组织上并未追究此事，然先生巨大思想压力不可化解，尤其在党员活动时，一直希望早日入党的先生向隅孤伶，自尊心受到严重挫伤，曾多次申请下连队、上战场。时在鄂北豫南地区开展抗日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范文澜得知此情后，亲自与八路军总部联系，希望调配先生到身边工作。1939年11月，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将军批准了先生调离。“和群众多联系!”行前将军的一句勉励，让先生终生难忘。不久，将军收到中共中央调先生赴延安工作电令，但先生已起身远行，历史开了个无情的玩笑!

由于径往豫西有日军阻隔，先生只能绕道西安前往范文澜处。但是，战时形势瞬息万变，先生到西安后，方知范所在区域已经沦陷，且范向延安转移途中又被国民党胡宗南部逮捕，遂决意留在西安展开营救。其时为生活计，先在旧友王捷三帮助下，谋得陕西省教育厅秘书(后为编审)一职。1941年9月被征调到国民党中央干部训练四团任训育干事后不久，因有“八路经历”而处于被监视状态。其间，先生为营救范老多方斡旋，掩护范文澜家属和中共党员李续纲等安全到达延安，同时积极参加了民主政团同盟西北支部的活动。

1942年8月至1944年7月，先生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同时在1943至1944年的一个学年中，兼任燕京大学(成都)历史系教授。1944年8月至1949年10月，担任武汉大学(四川乐山，1946年迁回武昌)历史系教授，此间积极参加反蒋反独裁的民主运动，是杜斌丞、李相符、马哲民等领导的“唯民社”(民盟的前身)骨干成员，还与许德珩等共同发起成立民主与科学社(后改称“九三学社”)，参加中共武汉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武汉解放后，担任了武大校务委员、生产管理委员会主席等职。

1949年10月，因范文澜力荐，先生由武汉大学调任南开大学。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生和许多教师一样受到冲击，被造反派诬为“大叛徒”“大汉奸”“大卖国贼”，被抄过家，蹲过牛棚。“文革”结束后，先生于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毕生理想。1995年，先生以85岁高龄离休。

在长达46年的时间里，先生除了研究和讲授历史的本职工作，还承担了大量重要社会工作。校内职务有校务委员会委员及学术委员会委员，校总务长(2年)，《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首任主编(11年)，历史系主任及副主任(17年)，历史研究所所长(6年)；校外学术兼职有《历史教学》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及亚洲史卷负责人，河北省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历史组)，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前称研究会)首任会长；社会兼职有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天津市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等。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2003年12月3日14时，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天津市总医院逝世，享年93岁。

亚洲史及古代中外交通史是吴廷璆毕生潜心专研的领域。这一领域所涵盖的内容，大到亚洲主要国家的历史，地区内外的国家关系、典章制度互鉴、思想文化及宗教传播、多民族商品交易等宏观事态，小到历史事件、各类人物、交易方式种类规模的微观考证，旨在释清历史上不同国家和族群的状况，阐明不同文明相遇、碰撞、交融的史实及其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从而辨古思今，以为资鉴。在相关研究中，吴廷璆围绕古代中外交通史撰写的若干篇专题论文分量厚重，影响深远。

《汉代西域的商业贸易关系》是吴廷璆踏入史学殿堂的处女作。这篇长达5万字的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科毕业学位论文，以《史记》《汉书》等中国史书的记载为据，以欧美及日本学界的研究为参考，逐次阐述了西域地理及地缘政治的变迁，西汉初期的商业资本状况，汉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汉武帝的西部开发政策，西域国际贸易的民族、商品种类和交易方式等问题，所论时间跨度数百年，征引资料源自中、英、日三种文献，研究对象涉及数十个民族和国家。文中关于张骞和班超出使西域、塔里木盆地商队、民族间贸易范围、交易方式及商品种类的考证尤为精细，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汉代丝绸之路上胡商贩客熙熙攘攘汇聚塞外的历史画面。如此难度的论文出自26岁青年学子之手，概于发奋努力外，还须有聪慧过人的才华。

《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是吴廷璆又一项标志性成果。该文从“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政治经济的往来一定带来文化上的交流”，以及“交通路线的开辟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化是借人通过交通而从甲地传到乙地的，佛教也不例外”的视角出发，以大量信史资料为据，向佛教经由西域传入中国这一学界成说提出了正面挑战。论文指出，佛教“至迟在后汉初年即汉光武帝之子楚王英信佛之前就由海路传入江阴”，由于“事实上汉代与印度海上交通早于陆上交通”，故佛教通过海路传入中国先于陆路。这一新的论断无疑对学界产生了不小冲击。文中关于“佛教与商人结伴而行”“哪里有印度或中亚的商人，哪里就有佛教，佛教借着商人传到国外”等精辟的总结性论断，更是具有令人拍案称道的新意。(www.xing528.com)

《隋唐时期日本与中国文化》一文，开篇阐述了日本吸收隋唐文化的历史背景，进而从典章制度、政府机构、土地制度、军事组织、户籍管理、国土规划、货币与度量衡、教育、历史编纂、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层面入手，逐次考察了日本在引进和消化中国文明过程中的日本化问题。论文指出:“日本的封建化是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为模式而进行的，当它脱离中国模式而独立创造自己的社会和文化时，标志着日本封建化的完成，从以自由农民为主要生产力的早期封建社会进入以农奴为主要生产力的中期封建社会。”

《隋唐时代扬州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一文，实证探讨了隋唐时期扬州扼国内外交通要冲，物产丰富，商品经济发达，从而成为中日交通的跳板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在中日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论文指出，扬州的重要地位在于: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是中日交通的枢要；社会经济发展富庶繁荣，为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提供了汲取中国文化的物质条件；文化发达，为日本人提供了直接学习的模式；对外开放的环境，使其成为东南亚、印度及西方文化向日本传播的中转站；寺院林立，名僧感召效应，中国高僧鉴真从扬州赴日传教，日本高僧圆仁则把扬州作为其中国巡礼的重地。论文认为，“若能说日本人所倾慕的唐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顶峰，则扬州的文化不愧为它的顶峰之顶峰”。

除了上述研究，吴廷璆还发表过《古代中国与希腊文化接触之研究》《从日本考古学论徐福的东渡》《魏志·倭人传在日本》《清代的中日文化交流》等专题论文，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新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中，周一良、吴廷璆和邹友恒是被尊称为“三老”的奠基者，而由吴廷璆领衔撰写的《日本史》，堪称新中国的日本史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日本史》由南开大学和辽宁大学等10余位学者强强合作撰写，是新中国第一种大型日本通史著作，洋洋百万字。该书的写作于1975年启动，1994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历时20年。吴廷璆作为主编，不仅在理论方法上全面把握，在写作内容和结构上谋篇布局，而且亲自撰写了第1卷第9至14章。全书初稿完成后，又亲自对全书最后把关，其审阅初稿和复审修改稿竟花费了整整十年时间。不难想象，从古代到当代，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到对外关系，要全面厘清2000多年日本社会变迁的史实，着力体现既不同于欧美，又有别于苏联的中国学者的理论方法和立场，非学识渊博的大家而不能为。彼时笔者目睹其夜以继日伏案审稿的劳作，聆听其高屋建瓴的见地，思来仿如昨日。值得欣慰的是，这部由我国学者撰写的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日本通史著作，出版后颇受好评并一再重印，已成为专业研究者的必读之作。

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是关乎日本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历来为国际学界所重视，而吴廷璆的研究独树一帜，其创新性观点不仅影响了我国史学界几代人，而且在日本、苏联和朝鲜等国际学界产生了影响。

1955年发表的《大化改新前后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首次提出“大化改新封建说”。论文指出:大化改新前的日本社会处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中，是原始公社制度瓦解并产生半家长半封建的部民制时期。部民制是日本古代特有的生产关系，氏族共同体的长期存在是日本古代社会的特点。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皇室和贵族为便于统治和剥削，维持原来的氏族共同体，只满足于征收贡物，由此部民的氏族共同体关系在贡纳制下得以长期保存。部民制下的部民拥有一定的生产工具，除了对氏族主人的贡赋，仍保留自己的经济，不可被任意买卖或杀戮，但部民受氏族家长的支配，有人身依附关系，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因此，“大化改新以前的日本社会既非单纯的氏族社会，也不是奴隶社会，而是一种过渡性社会”。论文还指出:“大化改新的结果，日本古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旧的族长贵族的统治崩溃了，部曲民脱离了豪族的支配。从农村公社关系中游离出来的公民——氏人同部曲民一道变成了班田农民”。“另一方面，由于班田法的实施，天皇成为最高的封建领主，官僚贵族们又用各种形式取得了自己的土地，法令把农民紧紧缚在土地上，使他们成为农奴，这却说明了日本古代社会已从家长氏族制过渡到封建制了”。由于“中国高度发展的封建制从各方面不断刺激着日本社会，终于使日本古代社会越过了奴隶制而走向封建制度”，“自上而下的大化改新，促成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形成”。这一论断，使我国学界关于日本历史分期和大化改新性质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大化革新“封建说”得到学界主流的普遍认可。有评论说:吴廷璆的部民制是半家长半封建的过渡性生产关系学说独到而有创见，班田制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观点科学而精辟，其“大化改新的研究是开拓性的、里程碑式的，对史学界的影响是深远的”。

1964年发表的《明治维新与维新政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以革命与改革的“两点论”，论证了明治维新是“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论文指出，在封建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开展的明治维新运动，由于没有新兴资产阶级的领导，被分为两步，其第一阶段的革命以倒幕派领导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推翻德川封建领主制、解放农奴、建立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而告结束；第二阶段因倒幕派的背弃革命而变成地主资产阶级的改革。明治维新通过以农民为主的革命推翻了幕府，废除了封建领主的农奴制，发展了资本主义，但半封建的地主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它和资本家一起推行对内剥削压迫、对外扩张侵略的政策。维新后的日本历史证明，明治政权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所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以完成的。

1982年，吴廷璆与武安隆合作发表《明治维新与资产阶级革命》，以明治维新的基本史实为基础，逐一论述了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条件、下级武士在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问题。论文阐述的主要观点是:虽然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及其新生资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要“革命”程度，但在外部世界存在资本主义“先进模式”并对日本形成压力的特定历史环境下，一切“物质的生产”和“精神的生产”都成了“公共的财产”，由是封建统治阶级中部分“不想灭亡”的思想“异化”分子接受了作为“公共的财产”的先进模式，其自身亦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替代主体领导变革，通过国内战争推翻了封建领主制度，实现了政权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移，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从而具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特征和社会经济内容，发生了后进国家中“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把封建因素完全打扫干净，因而“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极其罕见的，“明治维新完全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如果为了说明它的特点以区别于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称它为‘后进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能更妥切一些，因为明治维新之有异于西方先进国家的革命，几乎全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后进性所造成的”。

孔子作《春秋》、司马迁著《史记》，史学在中国有着悠久传统，但以中国为叙事主体的史学开始关注全球范围的世界，当以1842年鸦片战争后魏源著《海国图志》为端。尽管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学界的世界史尚属“阳春白雪”，没有形成一个学科体系，只在少数高等院校开设的世界史课程，基本使用从理论方法到内容观点皆体现“西方中心论”的编译外国教材，能够引起国际关注的世界史研究成果甚为稀少。因此，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只能从基础做起，而吴廷璆作为亚洲史学界的领军者，参与组织和领导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事业。他是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的设计者之一，也是身体力行的践行者。

新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在辨别并清除西方中心史观的前提下，构建体现中国特色的新学科体系。为此，1960年代中国学界围绕如何建立科学的世界史研究体系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吴廷璆在《光明日报》上连载的论文《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在中国和苏联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论文指出:比起自然科学来，历史成为科学显然是晚了，而历史却向我们提出了庄严的任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重新评价和总结人类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因为由剥削阶级造成的阻碍科学发展的因素被扫除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仅要求全面发展科学，也为科学的全面发展创造了一切必要的条件。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为历史科学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和方法。

针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现状和问题，论文尖锐指出:不但许多重大问题还未接触到，就是已经提出的问题也有不少处在不能解决或展开讨论的状态。例如世界史的体系问题，奴隶制度的类型问题，城市的起源问题，东方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战争与宗教的问题，亚洲各国的历史分期问题，以及东西方国家某些人民起义和革命性质问题等。现在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所遇到的一个紧迫任务，就是编写一部高等学校世界史教材，而要编好这部教材，就要本着不破不立的精神，建立一个新的科学体系。

论文认为，科学体系反映一定的世界观，而社会科学要为社会服务。在世界史研究领域，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原则上必须打破欧洲中心论，坚持整体的世界史研究。“人类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的历史应该是全面的，即使是我国人写的世界史，也不宜因与本国史分工而将中国部分完全略去不提。抽出了中国显然不能对世界史有全面的认识。有人因为反对欧洲中心论而主张建立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我看也没有必要。”“以地区作中心的世界史，无论它从何种愿望出发，都是不科学的，在方法论上也是错误的。”“世界史是要把人类社会作为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进行具体研究。”

基于上述观点，论文提出了一个建立世界史新体系的方案，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将世界史分为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曰原始、古代、中世、近代、现代五个阶段，采用综合年代法，叙述每个时代总的特征和各国人民的具体历史。分期的基本原则是将最先进的国家进入社会发展新阶段作为一个时代的起点，同时兼顾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性，在世界史的撰写中采取灵活方法处理疑难问题，如对于朝鲜、越南、印尼等古代史分期问题尚未解决的国家，可将其封建社会前的历史部分地放在封建社会中叙述，亦可将非洲、美洲、澳洲等许多国家的早期历史放在近代乃至现代史中叙述等。

论文的结论是:“这样的体系，既阐明了世界历史的一致性和多样性，也指出了历史上新的、前进的东西和旧的、没落的东西，鲜明地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各国人民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从而大大地发挥了世界历史的战斗作用，从根本上打破了欧洲中心说的世界史体系，保证了世界史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时过境迁，当我们今天重温这一对中国世界史研究总思路和学科建设方向具有指导意义的奠基性论述时，不禁为其当年的真知灼见所感叹。实际上，当时中国学界正组织全国力量撰写一部旨在体现新中国特色的世界史教材，而吴廷璆正是亚洲中古史部分的执笔者之一。这篇论文发表两年后，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问世。论文发表30年后，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又一套体现了“整体性”特点的六卷本《世界史》出版，进一步为中国及其他“被忽略了的”亚非拉地区史安排了应有位置。

吴廷璆对世界史学科建设的贡献，还可以从其组织领导的若干工程级科研项目中窥知一般。除了前述费时20年主编的“我国最为厚重(字数最多、内容最丰富、水平最高)的通史专著”《日本史》，他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亚洲史部分的负责人。此外，他担任新中国资历最老的史学期刊《历史教学》主编长达40年，为提高初高中历史教师的专业素质呕心沥血；组织创建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现名为中国日本史学会的国家一级学会)并担任首届会长，为提升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整体水平默默奉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亲手创建了南开大学日本史研究室。如今，经过三代人的努力，这个研究室已发展壮大为中国高校中唯一的跨学科实体教研机构日本研究院，在传统的日本史研究领域继续保持全国领先位置的同时，又在当代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及对外关系等新的研究领域异军突起，受到国内外关注。“南开日研”能够成为中国公认并享有一定国际影响的日本研究重镇，吴廷璆是奠基人。

史者，德、才、识兼备谓之良家。吴廷璆治学之才华，前述或为冰山一角，然其史识亦尤见长。与不问所为的“纯学术”研究不同，经世致用是其治史的原点和动力。他曾坦言:一生与学术为伴专研亚洲史及日本史，既出于“个人志趣”，也是“时代社会要求”使然，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把汉代西域经贸关系作为选题，出发点便是“尽管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接触已经多年，但在诸如中国如何通过对外交往能使本国富强起来，怎样才能在同外国进行自主、平等、互利的交往过程中，逐步使自己融入现代国际社会等许多根本性问题上，都尚未解决。所以，便希冀从过去的中西交通的历史发展中，去找寻其规律和获得启示。以后，研究的兴趣一发而不可止”。

1936年的中国，东北沦陷有年，华北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也陷入空前危机，然而，一些文人墨客却还在乐此不疲地讨论中国文化如何为外国所欣赏。面对此景，刚从京都帝大毕业返回祖国的吴廷璆无法沉默，他奋笔疾书，在《益世报》上发表《“中国学”之世界的兴趣》。文章旁征博引，推古论今，分析了近代以来西方及日本日益高涨的“中国学”研究热现象，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问题的本质。文章的结论是:随着国际关系的日益密切，世界对中国及中国学问的关切不足为怪，但是，“当我们一部分人还以为人家是抱了满腔好感在‘崇拜’、‘提倡’中国文化的时候，不妨更注意一下，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殖民地政策的研究，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有什么区别？”“关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学问，谁具好感，谁怀恶意的问题，似乎常为中外学者所议论，见解不同，但他们研究上所必须有的史观，和他们所用的方法，则毫不掩饰地把他们的真心告白给了世人。”

敦煌壁画铭刻着古代中西文明交流的印记，它作为中国的文化瑰宝，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直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1970年代末，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进展缓慢，对此吴廷璆甚为不安。1981年4月，他邀请在日本京大读书时的同窗契友、日本学者藤枝晃到南开大学专题讲座，为我国专业研究人员讲授“敦煌学”。开讲式上，吴廷璆的一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语惊四座，激发了中国学者的研究热情和责任感，也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值得欣慰的是，如今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已取得长足进步，国家为保护文物古迹和支持相关学术研究的投入明显加大，这与吴廷璆当年的大力呼吁不无关系。

培育德才兼备的英才是大学的使命，而教师的品行和能力无疑会有形无形地影响青年人成长。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吴廷璆在高校从教的55年中，先后讲授过世界上古史、西洋通史、中西交通史、亚洲史、中国近代史、印度史、日本史、明治维新史、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课程，其中亚洲史等多门课程为国内高校首创，国家与革命等课程则是开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教育之先河。他的教育理念是授人以渔，极为重视传授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旨在启迪学生的思辨分析能力。具体说来，其“讲课的特点是绪论特长，一讲就是好几个星期，那是他要把有关这门课题的知识包罗进去，开阔学生的视野，让学生学到课本上难以尽述的学问”。讨论课是其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有效方法，“讲授《魏志·倭人传》时，让学生课前准备，课堂上由学生主讲，大家讨论，直到有问题解决不了或争执激烈时，才最后讲解并对争论问题作出评论，从而使同学们听得清，记得牢，终生受益。”

吴廷璆的本科学子难以计数，“文化大革命”前曾指导过多名亚洲史方向硕士研究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他作为1981年11月国务院学位办公布的世界史专业首批5名博士生指导教师之一，亲自指导了日本史方向硕士生8名，博士生15名。如果把再传弟子统计在内，则获得史学博士学位的吴门弟子已不下百人。目前中国从事日本史研究的队伍中，南开大学出身者约占四分之一，以至中国的日本史学界有“南开军团”的美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吴廷璆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日本史研究人才，更以其卓越的道德文章留下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可谓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