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本研究的三个境界：克敌制胜、他山之石、美美与共

刘岳兵

1933年6月16日，动荡之年看似平常的一天。就在这天清晨，一位名叫松本重治的日本记者，登上了从天津开往北平的火车。作为日本驻华最重要的新闻媒体“同盟通信社”的记者，松本刚刚结束了东北考察之旅。这场精心安排的考察，目的是为了报道日本在东北扶植的傀儡政权“满洲国”成立一年来的“光辉成就”。这次考察收获不可谓不丰，虽然松本并不自视为日本军部的宣传机器，但也深信“广阔的满洲，可以让许多日本青年大有可为”。然而，就在他从东北转赴北平途中停留天津的十几个小时里，他经历了一生中意味深长的一次偶遇。

甫抵天津，松本特意去拜访了自己耶鲁大学时代的校友何廉。何廉如今已是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主任，他张开双臂拥抱这位老校友，并且像大学时代一样亲昵地称他“乔治”。但在重逢的喜悦之中，松本也觉察到老友隐伏的忧虑。自两年前“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凌，已经从日削月割的滋扰寻衅，转变为火力十足的武装冲突。就在三个月前，热河事变猝然爆发，日本关东军在占领热河后继续南下，企图突破长城关口，驻军关内，进一步将华北地区纳入彀中。战火连绵两月之久，直到16天前，中日双方才秘密在塘沽签署协定，宣布停战。尽管烽火暂熄，但硝烟味仍然刺鼻。天津城里，到处是撤退下来的中国军队，秩序混乱异常，枪炮声不时可闻。

何廉所在的南开大学的学生们，也激于义愤，时常举行各种抗日集会和游行。就在5月19日深夜，受到驻津日本特务机关操控的便衣队冲进南开大学校园，引起骚乱。骚乱持续数日，数名学生受伤。何廉的孩子也在冲突中被流弹击中。

听闻这一消息的松本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歉意。但他发现，纵然如此，他这位敌国来客还是受到了何廉夫妇“直率而亲切”的招待。甚至为了保障他的安全，何廉特别吩咐四名南开学生分成两组，在松本居住的招待所周围轮流守夜。直到清晨，何廉夫妇又笑容满面地将他送往火车站。

为了避免与中国人接触发生冲突，松本的同事特意为他订了一等车厢。环顾四周，松本发现身边除“两三名日本军官和几个像是来满洲淘金的形容异样的日本人”之外，一等车厢里几乎空无一人。出于好奇，松本来到二等车厢。令他惊讶的是，“堪称当代一流人物”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居然就坐在这间逼仄拥挤的车厢里。一时语塞的松本，回想起在何廉那里听闻的消息，特意向张伯苓道歉说:“日本军如此为非作歹，给南开大学和其他地方带来了许多麻烦，实在是太对不起了。”

“不，是中国人自己没出息。”张伯苓的回答和威严的眼神让松本一时不知所措。“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张先生会说出如此出人意料的话来，这话到底是何意思，一时之间，我无从领会。”既惊且惑的松本再次询问张伯苓“张先生，果真如此吗？”张伯苓又再一次肯定地重复了一遍:“我相信是这样的。”

多年后，当松本重治撰写回忆录《上海时代》时回忆起当时场景，张伯苓的话仍然清晰地回响在他的耳畔。这句回答也成了松本一生中“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的谜题，他只能将其解释为“责人必先责己”。但86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过头去，思考其中的意义，就会引起更深的思考。在那个中日冲突一触即发的危殆时代，各种情绪交错纷杂，很容易走上偏执和极端的道路，但无论是张伯苓还是何廉，都能保持一种理性而冷静的态度来看待中日之间的关系。其中不仅仅蕴含着一种反求诸己的内省，更体现了一种由内而外认识日本的视角和方法。这也是作为南开人研究日本史自始以来坚持的准则之一。

南开与日本的关系，如前所说，可以说是其来有自，渊源甚深。当张伯苓对日本记者松本重治说出那句“是中国人自己没出息”时，短短的一句话背后，有着数十年来对日本的观察和了解。这一切，可以回溯到1894年。这一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当时19岁的张伯苓正是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曾经随船参与战役，但第一艘兵船才出海，即被日舰击沉。战争的结局是中方惨败，中国被迫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赔款割地。

张伯苓满怀激愤地返师归来。不久之后，他再次受到沉重打击。《马关条约》被日本强行割去的辽东半岛，在俄、德、法、英等国的干涉下交还给中国，但旋即沦为列强的租界。张伯苓所在的“通济”号奉命开往辽东从日军手中接收威海卫，然后再于翌日移交给英军。张伯苓被迫亲眼见证这荒诞的一幕:

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天，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南开的创办伊始的初衷，就发端于中日之间甲午战争所带来的震荡。南开大学武安隆教授早在日文著作《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中概括过中国人日本研究的五点特色，对此，我曾在《“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中做过详细的介绍，其中，他通过分析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清末戊戌变法前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抗日战争期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这四次日本研究的高潮，指出中国的日本研究常常与政治形势的发展保持密切关系。

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日本研究的专著，刊行于嘉靖二年(1523年)的《日本考略》，写作目的就是应对当时中日间出现的冲突危机。这一年6月，发生了震动朝野的“宁波争贡”事件。当时日本势力最大的两名战国大名大内氏与细川氏因为垂涎对明贸易的巨利，彼此争斗，最终达成协议，大内氏每次出贡船二艘，细川氏出贡船一艘。但恰在这一年，双方贡船都抵达宁波港。细川氏贡船副使华人宋素清与执掌市舶司的太监赖恩勾结，对细川、大内的贡船区别对待，最终引起大内氏贡船正使宗设谦道不满，指挥随从一路烧杀劫掠。当时的定海县正位于冲突中心，但有赖于定海知县郑余庆指挥有方，一日数警，才使定海全县在这场危机中得以保全。出于未雨绸缪，郑余庆支持薛俊编写了这部《日本考略》。在序言中，郑余庆写道:

“临事而有策，不若无事而有备者之克济也。故《书》曰: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

明代的倭寇骚乱，虽然对于当时中日两国总体的“政治形势”而言，未必是什么大事，但是甲午战争、日本全面侵华战争都是关系中日两国发展和前途命运的大事。近代最著名的日本研究著作，黄遵宪《日本国志》的写作，如其序(1887年)中所言，也一方面是“以副朝廷咨诹询谋之意”，一方面是“以质之当世士夫之留心时务者”。这本书最终刊行于世，正是甲午战争刺激后，国人寻求克敌制胜之道的结果。其功能相当于今天所谓“智库”的作用。后来戴季陶在著名的《日本论》(1928年)的第一篇《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中，谈观察、研究日本的目的，写道:“拿句旧话来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无论是怎样反对他攻击他，总而言之，非晓得他不可。”(1919年《日本论》的雏形《我的日本观》中也有类似的话，相关之处是“无论是要和他好和他不好”。《建设》第1卷第1号)。(www.xing528.com)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可以说是“克敌制胜”式日本研究的典型口号。

“克敌制胜”式日本研究往往迫于形势，为解燃眉之急，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主要不是为了谋求发展，而是为了应付当下。这种研究范式的必要性和局限性不言自明。与这种范式相联系的是寻求日本的经验以为借鉴。

南开学校的创办者严修就是寻求日本经验以为借鉴的先驱者之一， 1902年8月10日，他登上开往日本的轮船，首次赴日考察。在诗作中，他将这次考察比作秦朝方士徐福渡海求取仙药:

无恙扶桑海上帆，神山毕竟地非凡。

归袋满载长生药，好佐熊丸寿阿咸。

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庚子国变，列强长驱直入，占领京津两地达一年之久。严修全家未及逃走，也身陷沦陷的天津城中，几度险遭危难。国破家危的苦痛，让严修深信中国沉疴日重，庚子国变就是这场重病的大发作，非要一剂猛药不能疗救。这剂猛药，就是政治上改弦更张，彻底变革。变革的药方究竟何处可寻，像严修这样的有识之士就将日本视为采药的仙山瀛洲。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政治更化，日新月异。不仅在甲午战争中重创中国，更在庚子国变中跻身列强之一。短短四十年间，国势居然如此突飞猛进，其中奥秘，不能不令急于寻药救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侧目。加之日本一再宣扬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理同心同，因此，在20世纪初，一批有识之士纷纷东渡日本求取救国良方。

这种认识日本的方式，可以称之为“他山之石”式的研究。寡闻所及，以“他山之石”为标题的文献，较早的有近代经济学家徐沧水在1923年1月30日，在《银行周报》第285号发表的《日本银行事业之缺陷及吾国之借镜: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以1922年金融危机中日本许多中小银行因存款挤兑风潮而被迫宣告停付甚至歇业清理为鉴，告诫国内金融业同行如何避免遭遇同样状况。文中特别引述在1月19日日本银行总裁井上准之助在东京票据交易所关于银行家应注意要项的演讲。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爰就其所说，以述而论之。聊为吾国银行家之参考借镜而已”。

至于，直接翻译日本文献而冠以“他山之石”的，在近代的杂志中时常可见。广义而论，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为中用”，都与“他山之石”有异曲同工之妙。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现代化建设上，如武安隆教授在上述著作中所言，这个时期中国的日本研究者，都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吸取日本现代化的经验、日本经济高度成长的经验和中日关系的历史教训，以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他山之石”式的研究，其核心借用刘东1988年在《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的话说，就是“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眼下，不仅日本学界的日本研究著作以各种形式风起云涌地翻译介绍到国内，“西方日本研究丛书”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姊妹篇，这面来自其他“他者”的“学术镜子”也开始浩浩荡荡地移植进来。

因为历史传统、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不同，即便有某种可资借鉴的灵丹妙药，也不仅需要付出披荆斩棘的努力，还需要有能分辨真伪的慧眼。而现实情况，大多数是浮光掠影，不求甚解，其结果自然是驴唇不对马嘴；更有甚者，以借鉴为名，不惜用某种理论将原本完整的思想体系拆得七零八落，结果，不仅于己无补，而且离对象的真相也越来越远。在日本研究界，许多这样的“成果”也有待清理。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把了解和研究日本本身作为目的，而只是将戴着有色眼镜所获取的自以为有用的“日本经验”作为借鉴的手段；这样，从出发点上就降低了对日本研究的“专业化要求”。

那么，什么样的研究才是理想的日本研究？理想的日本研究范式有哪些标准？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必须是原典主义的研究。所谓原典主义，就是尊重原典、回归原典，一切从原典出发。这里的原典，不仅仅是指原始的典籍，也包括原始的语境、场域，就是要如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所言，“切切实实地钻到他社会里面去，用过体察的功夫”。回归原典的意义，最近王金林在《提倡回归原典的学术意义》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即“‘回归原典’，可使我们走出片面教条的研究模式的窠臼，深入历史原典、原貌，探寻历史的真谛；‘回归原典’，可使我们分清‘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之别，加强‘基础研究’，填补研究空白，日益增强发言权；‘回归原典’，可以去浊扬清，使我们远离学术空气浮躁，行为浮夸，著述追求数量，二手资料泛滥等学术浊流，树立勤奋、刻苦钻研学问的良好学风，在‘与史料肉搏’中求真知，构建具有独立见解的史观(史学理论)”。日本研究谈从原典出发，当然首先是从日本的原典出发，大而言之就是从日本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出发，而不只是从中国的政治形势和社会需要出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懂得“他们的性格怎么样？他们的思想怎么样？他们的风俗习惯什么样？他们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在哪里？他们的生活根据在哪里？”(戴季陶语)这样的话，就是说需要对整个日本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有全面的、完整的了解。所有的历史现象、社会存在都是严肃、重要的课题，都应该去了解。

“要努力设法了解日本的全内容，欲求了解，惟有研究。”诚如张伯苓1932年发表的《日本研究谈》所言，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研究必须是全体主义的研究。这里的全体主义，极端地说就是所有的课题不分主次轻重，只要与日本有关，相信只要深入下去，都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要有兴趣，都值得鼓励。这种兴趣，不是来自外在各种功利的诱惑，而是研究者从原典出发自然生成的学术冲动。因此，这种研究是超功利主义的。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真正认识日本的价值；做到了这一点，中国自身的价值，甚至世界的价值，也自然随之增益。这就是“美美与共”的理想。

“克敌制胜”“他山之石”“美美与共”作为中国日本研究的三种形态或三种境界，并不是互不相容的。一如严修在东游日本时所作的诗句:“争存物竞有时定，至竟终须合大群”，每一个阶段都有属于那个时代又超越时代的经典之作，百年来南开的日本研究一直处于时代的学术前沿，但“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已经出版的各卷处于哪种境界，相信历史自有公论。日本研究的“专业化要求”还任重道远，“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各种形态还将长期并存。

行文至此，我想起严修当年东渡日本考察时的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轶事。那是1902年8月19日，时间已经是晚上九点钟。辞别友人，严修乘车回到寓所。20世纪初的日本大阪堺市，明治维新推行现代化的成果，早已化作整洁宽阔的街衢和“照地如水”的电灯。但就在这座现代都市的街道上，严修居然看到一所寺院中，僧众在禹步诵经——古老的仪式仍在继续。这传统与现代并行不悖的一幕让他心有触动:“讲学问不必废词章，讲教化不必废僧道——吾观于日本而有所悟。所谓不废者待其自废也，自废者其势顺，虽迟无大损，因本已立也。人强废之，其势逆，欲速反害。”用这样包容而又坚定的眼光看世界、看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顺应时代大势，我想这会成为日本研究者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