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时期的日本研究资料整理优化

刘岳兵

这本资料集是专门为“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编辑而成的。如果不从总体上展现南开大学建校以来日本研究的历史和研究成果，这个“文库”就难以与“百年南开”的名称相符合。百年来南开大学与日本的关系就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缩影，百年来南开大学的日本研究在中国的日本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百年南开大学的历史和百年南开大学的日本研究史，在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发展史和中国日本研究学术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现根据已经出版的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同上)以及当时南开大学的各种出版物等历史资料，将相关情况整理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南开大学的教学体系中，可以查到日语和日本史的相关课程记录，日语是比较清楚的，比如1925年秋至1926年夏文科课程表中有面向一、二年级的“日文”课程选修课，教师为金爽田，授课时间为一年。1936年度第2学期的《南开大学各学院学程时间表》中，教员傅锡永(即傅恩龄)教授一、二年级的日文课，教科书分别为傅恩龄编的《汉译日本口语文法教本》《嘘付俱乐部》，和傅恩龄编的《日文华译法》、现代短篇小说选读及时文选读。关于日本史方面的课程，据调查，1926年3月，黄钰生任文科主任，对科系设置和课程做了重大改革，列出七种课程表，其中课程表A(政治历史)和B(国际关系)中都有“日本通史”。在1930年文学院的课程中，政治史系的“必修学程”中有英国史、美国史和日本史的课，国际事务系的“必修学程”中也有。而在将来的计划中，文学院课程第三四年的必修学程，历史系已经没有日本史，而代之以“亚洲史”了。但是，“日本通史”或“亚洲史”的课程，均未标明任课教员。

想要总体上了解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胜利这一历史时期南开日本研究的特色，先要了解南开大学的发展方针和办学特色。1928年《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对南开大学的发展方针及特色有比较准确的描述。兹抄录几段为证:

南开之创办与中国之革新，同以甲午之败为动机。甲午以后，旧日吾人所鄙视之倭寇，一跃而为吾人革新之模范。东渡留学，遂成一时之潮流。本校创办同人每有日本之游，严范老与张校长自东归后，南开之学制即参有日本风味。此南开演化之第一阶程，亦中国革新史之第一章也。

日本之方法来自西洋。仿效日本不若直师西洋。本此觉悟，国人渐有弃日本而取西洋为革新模范之趋势。南开当局，受时潮之激动，亦有欧美之游，于是南开学制，又加欧美色彩矣。此南开演化之第二阶程，亦中国革新之第二章也。

但中国自有其天然特别环境，与夫传统特别文明，适于彼者，未见适于此。外人之法制能资吾人之借镜，不能当吾人之模范。革新运动必须“土货”化，而后能有充分之贡献。此中国革新运动应有之新精神，亦南开大学发展之根本方针也。

……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吾人更可断定，土货化必须从学术之独立入手。

是故“土货化”者，非所谓东方精神文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土货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

……

南开研究之范围，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此范围犹嫌太泛，故定三项标准以求实效:(一)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二)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急待解决者；(三)此问题必须适宜于南开之地位。

南开大学将来之发展，即不外上文所定之方针与范围。举凡教材、设备、学制，皆以此为指归，经费充足，则循此以为尽量之发展；即经费拮据，亦当努力以“认识中国”、“服务中国”为鹄的也。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的状况与特点，也充分体现了上述发展方案的基本精神。

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胜利这一历史时期南开大学对日本的研究，主要还是学校的一些专门研究机构在进行，其中最重要的是傅恩龄主持的满蒙研究会(后更名为东北研究会)，还有何廉主持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和徐敦璋、蔡维藩任顾问的国际关系研究会。

关于东北研究会的情况，可参见收入《张伯苓全集》(全10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一卷所收《东北研究会缘起》(1927年11月14日。录自《南开大学向导》1930年5月)及所附《东北研究会简介》(《天津南开学校一览》，1929年)。查《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编》，有录自《南开大学向导》的《东北研究会》，其中第一部分“创立之缘起”，正好是上述《东北研究会缘起》，其余部分为(二)会则大纲、(三)以往之工作、(四)现在之工作及将来之计划、(五)本会与国外研究东北及其他机关之关系、(六)本会今后之希望(此《东北研究会》一文，与1929年9月发行的《南开双周》第4卷第1期所刊东北研究会编的《东北研究会之工作及计划》大同小异)。《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中介绍南开大学“专门研究机构”，东北研究会首当其冲。综合上述史料，并查看当时的刊物《南开大学周刊》和南开中学的《南开双周》，其基本情况略述如下。

1927年8月底9月初，第八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办，张伯苓主持相关事务后经旅顺大连回津。“因为看了日本人经营旅大的惊人进步，发生一种满蒙热，热度之高恐竟非国手能治。所以回校以后，聘请傅先生主办满蒙研究会，大有率领数千学生，浩浩荡荡去取回满蒙的气概。”这里的傅先生，就是刚刚从日本留学回校的傅恩龄先生。到10月底，据同期《周刊》的《校闻》报道，“该会自设立以来，即孜孜于组织方法，现简章已拟妥，惟欠清楚，亟待重加修改，现闻正努力于此云”。到《周刊》第43期(1927年11月9日)，《校闻》栏刊出满蒙研究会的通知及简章如下:

满蒙研究会

满蒙研究会已组织就绪，现正招收会员，以便起始工作，兹将简章录后。凡关心满蒙问题者，务早加入。

满蒙研究会简章

一、名称 满蒙研究会

二、目的 教育的:调查，讲演，报告。学术的:研究解决方法，作为档案，以备将来实行。

三、组织 董事部、干事部、指导部、会员等四部组织而成。董事部以现在当局、在野名流、校内校董、教职各员组织之。

四、会员 凡属现在在校师生，以及出校师生，皆可报名为普通会员，或永久会员。

五、会费 每学期最低以大洋五角为限，欲多纳者，听其自便。

六、赞助会员 凡属同志，皆可为赞助会员，或由本会请为赞助会员，赞助会员会费无定额，随意捐助。

七、会员在校内之工作 学习日文、研究调查方法，听讲演、阅书报、注意满蒙时事。

八、会员假期中之工作 先由本会拟定研究题目，择紧要者，分租(组)实地调查，将其结果详填调查表中，然后交由本会整理，刷印之。

九、临时工作 凡遇满蒙问题之内容，有所更易增减时，随时布告或讲演之，以供会员参考而促注意。

十、修改 会章各条，随时可由全体决议修改之。

十一、分会 本会会员多数所在地方，经本会同意可设分会。

《周刊》第44期(1927年11月16日)《校闻》载“本月11日下午三时半，商学会请本校满蒙研究会主任傅恩龄先生演讲，题目为《日本商业状况》”。同期还载有“满蒙研究会陈列大批书报”的消息。其中日文报纸有《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时事新报》；日文书籍有:《昭和元年北支那贸易年报》《黑龙江省·满铁旅行案内》《满铁年鉴》十一年版及十六年版各一册、《中央试验所图书目录》《中央试验所业务提要》《大连之银取引及关系市场》《满铁经营一般》十三年及十五年各一册、《满蒙之现况·满铁之现况》《地方经营梗概·满洲大豆》《满蒙农业经营之研究》《满蒙杂志》九月号、《满洲之话》《长春沿革史》《满蒙物质参考馆参观记》《满洲之日本及日本人》《满洲之情势》等。

《周刊》第45期(1927年11月30日)《校闻》栏载《满蒙研究会已开成立会》，知“11月15日假秀山堂108讲室，开成立大会。首由傅恩龄君报告最近所发生之满蒙问题及本会今后进行之大政方针。终以讨论日文教授方法及时间等问题。会员诸君全体咸到”。有特别提到“该会日文班，原定早日开课，以期速成。无如教员尚未请妥，东文法程及日本口语文法教科书，亦未寄到。迟至昨18日，方始开班。日文教员暂由该会主任干事傅恩龄君代授。会员全体咸到，会员研究计划书填好之后，即开始讲授日文。阿衣乌挪欧之声浪，瞬即溢于满室。学之者极为热心，教之者深为高兴云”。

南开的满蒙研究会，刚刚成立，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当时奉天同泽中学的《同泽半月刊》1927年12月1日的《新闻》栏中就有一篇《满蒙研究会准备就绪》的简讯报道了相关情况，全文如下:

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氏，以满蒙问题关系重大，特组织满蒙研究会，顷已就绪。其目的分教育的(调查、讲演、报告)、学术的(研究解决方法、作为档案以备将来实行)两项。内部组织则分董事干事指导委员等四部。该会事务，现由张氏聘定新自日本归国之傅恩龄氏主持。

《周刊》第48期(1927年12月14日)《校闻》栏载满蒙研究会的情况值得关注。

我校满蒙研究会之设，盖以研究满蒙近况，及实状为书本以外之帮助，其意至善，其法至良，且满蒙为我国边陲重要之区，于地理上亦属重要，且近年被日人侵略亟亟可危，研究在时间上亦不能缓。不料日人知我校有此组织，深恐其中秘密被人探悉，故从各方面力谋破坏，最足使北方政府动怒之名词无若“赤化”二字，故津中日文报纸累载我校研究满蒙乃受赤化影响。且谓南开为排日之根据地，谤词诽语，空中射影真无所不用其极。由此可以窥日人对于满蒙之阴谋矣。中国人研究中国以内之事物，反须受外人之干涉，无乃大耻乎？愿同学努力有以雪之。

满蒙研究会成立不到一个月，就被日方盯上了，南开因此成了“排日之根据地”。所谓做贼心虚，“由此可以窥日人对于满蒙之阴谋”，同时也可见本研究会的影响之大了。

《周刊》第50期(1927年12月30日)《校闻》栏载《满蒙研究会组织实地考察团》，谓“满蒙研究会为使会员实地调查东三省情形起见，拟利用寒假组织旅行团，昨得大连中日文化委员会来函，已允招待，并表示欢迎”。详细介绍了1928年1月19—27日从天津到大连、旅顺、鞍山、奉天、抚顺往返的详细考察日程和费用。

《周刊》第53期(1928年2月29日)《校闻》栏载满蒙研究会消息:

开学以来，满蒙研究会进行甚利，颇有生气，现已聘定专家数人，演讲满蒙问题及日本之政治经济问题。本月24日晚间日本记者小仓章宏先生讲日本政党史及各政党之现状，由何庭鎏先生翻译。大意为就各政党之变迁，观察日本政治情形。探源立论，条理颇为清楚。听众约百余人。自七时讲起，至十时余始止。讲者听者皆无倦容。

《周刊》第54期(1928年3月7日)《校闻》栏又载满蒙研究会讲演消息:

该会于上月27日晚，请黎绍基先生演讲，讲题为《日本维新史概论》，提纲挈要，条理至为清楚。又于上月28日晚请日本记者小仓章宏先生讲演《日本新旧思想之变迁》，由何庭鎏先生翻译，小仓先生纯取客观态度，将日本从前旧思想之种种可笑可怜之事，通体说出，不稍隐瞒。自七时半讲起，直至十一时始毕，精神不少衰，先生虽患腹疾，仍勉强支持，一种□干的精神，颇可钦佩。又于29日晚由该会主任干事傅恩龄先生演讲《现在日本的运输和交通》，傅先生对于日本情形至熟，并于运输学等俱有专长，故讲来颇富精彩，听众亦无倦容。该会尚拟继续请人讲演，凡欲多得学识及关心于满蒙者，盍兴乎来。

由此可见当时研究会活动之频繁。

这里提到的小仓章宏的两篇讲演稿，都刊载在《周刊》的55、57期，也收录到《南开日本研究(1919—1945)》中。小仓章宏的情况，得友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客座教授张明杰先生指教，并寄来收入“近代中国都市案内集成”第22卷的《北支の新生活案内》中的“著者之略历”，特翻译此“略历”如下，以与读者分享并表达对明杰兄的感谢之意:(www.xing528.com)

一、大正二年(1912)夏，第二次革命即将爆发前渡华，立志于在中原进行日本村建设，一年后，感到对中国问题的重大性及自身知识不足，而入早稻田大学，大正七年毕业于大学部政治经济科。在学中任“支那研究会”干事且创立东亚俱乐部，谋求中日学生的融合，且介绍中国学生到日本名士家庭，并指导到大工厂视察等。

一、毕业之后同时作为株式会社松昌洋行的社员到天津支店，工作十个月之后辞职退社。

一、从大正八年夏到十一年秋，到天津创刊《日华公论》，作为中日文化提携的机关，从事于以北京大学胡适为中心的新文学运动及新中国的介绍。

一、大正九年开设日本电报通信社的天津支局，承担中日通信联络工作。

一、同年，在天津创刊日刊汉字白话纸《新民报》，从事于对抗排日运动，且亲自访问排日运动的领导进行论争辩护，最终结成了中日记者会。

此后，在作为排日学校而有名的南开大学及其中学、女校及排日运动根据地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等进行十多次介绍日本的讲演会，公开回应了中国人的质疑。

而且还在华北计划创立日本方面唯一的一所青年教育机构中日同文中学，致力于中日文化提携。

一、住在天津期间，还作为租界的行政委员承担行政事务，还承担了《居留民团二十年志》的编纂任务。

如上所述，二十几年来住在中国或往来于中日间，一直尽力于中日两民族的提携，始终呼吁中国民族的解放与农村建设，兴奋地期待着其实行的时机将要到来了。

据说还为了某项事业作为久原房之助氏的代理与南京政府交涉，还曾企划岛德藏氏的对华事业等，但结果并不理想。

“作为排日学校而有名的南开大学”在这里得到了印证。而小仓章宏来南开大学讲演的目的，也由此而多了一个思考的视角。

《周刊》第55期(1928年3月14日)《校闻》栏载《满蒙研究会日文班开班》，曰:“本年满蒙研究会特请本校商四同学玄堪君担任讲授，已于本月7日开始。当时傅恩龄君未到，由敖君士珍代为介绍，每星期一三五晚7至8时为讲授时间云。”

南开中学发行的《南开双周》第2卷第1期(据推算，应该在1928年10月初刊行)《校闻》栏中有《东北研究会之预告》，说“满蒙研究会，现更名为东北研究会，其预定工作如左”，其一是“东北问题讲演周”，即“拟自10月8日星期一起，每晚举行讲演一次，题目一切，容当先布”。其二是“东北研究图书陈列会”，因为“前后搜集研究材料，为数渐多，兹拟于国庆前后，择期陈列，以供众览而便研究”。

《周刊》第63期(1928年11月初)《校闻》栏中有一则《东北研究会最近工作》，报道说:

本校曾有满蒙研究会之组织。今因名义上关系，已改名为东北研究会。该会曾于本月开展览会，搜罗东北各方面之照像及物产标本至富。关于东北之书籍及图表尤多。并于纪念周时讲演东北之现状，已举行二次。第一次由傅恩龄先生主讲东北之交通，第二次由蒋廷黻教授主讲中日俄三国在东北之外交。听者莫不动容。闻仍续讲演，此外各教授正将旅东北之心得，章著为文，不日即将发表云。

又该会主任傅锡永先生办公时间为每星期一三五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同学有所询问可于该时间中至校长办公室接洽一切云。

《南开双周》第2卷第5期(1928年12月3日)的《校闻》栏中有《东北研究会的启示》一则，记述南开中学“同学高三乙一班学生徐卓群君慷慨捐图书多种，价值甚巨，皆系其先严梦塘先生多年所收藏”。其中日文书有:《满蒙全书》七大卷、《大豆之栽培》一册、《大豆之加工》一册、《北满洲之政治经济的价值满洲特产物取引指针》一册、《支那经济通说》一册、《满洲之水田》一册、《满洲之金融机构与通货》一册、《支那之经济与财政》一册、《日本之海运》一册、《满洲输出入品之取引及建值》一册、《满洲之事业及人物》一册、《满洲年鉴》一册、《支那之苦力》一册、《支那经济事情》一册。

1928年，张学良捐资500元资助满蒙研究会，同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出资2000美元资助东北问题研究会。

《南开双周》第4卷第1期(1929年9月)上载有署名“东北研究会编”的《东北研究会之工作及计划》，为了与《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上录自《南开大学响导》(1930年5月)的《东北研究会》一文相互对照，特附录于《南开日本研究(1919—1945)》中。

本期《校闻》栏中有一篇《东北研究会的新猷》介绍新学期学会相关活动如下:

一、研究会昨已起首，该会为研究东北问题起见，上学期曾于每周举行研究会一次，本学期拟仍照旧实行，兹订于每星期三日晚七时起，在东四讲室举行。凡我同学志欲研究东北问题诸君，届时望咸来会为盼。方法仍为有系统之讲演及谈话式之讨论，将来如人数较多时，并拟另开一组，以便研究。本学期研究题目，仍拟先行研究，以铁路为中心之对内对外，及其他实际问题；然后于中外移民之现状及其趋势，及旅大金县等处之华人教育问题，亦拟有所讨论和研究云。

二、另辟东北研究栏。该会兹拟商请本校出版委员会，于双周中特设东北研究栏，每期登载各项东北问题，及其亟应注意研究之要点，凡我师生均皆欢迎投稿云。

三、筹备展览会。该会拟于念五周年吾校展览会中，大事陈列，以广宣传。图表等物，闻尚不多，刻正从事筹备一切，凡我师生，如蒙以陈列物品见赐，不胜翘盼之至。倘如有所赐教，祈移玉五排二号或募款委员办公室，迳与该会主任干事接洽为荷。

四、陈列东北画片。兹于礼堂门前南侧，陈列东北画片，附以说明，每隔三日，更换一次。便中望俱往观。

《南大周刊》第114期(1931年9月29日)为《对日问题专号》。相关文章收录于《南开日本研究(1919—1945)》中。

《南大周刊》第116期(1931年10月20日)《校闻》栏中有东北研究会的报道，说“历史长久的南开东北研究会在日本内地，妇孺皆知，本月十五日曾开会分期工作云”。

东北研究会主任傅恩龄，于九一八事变后编写了《东北地理教本》，据说后来又正式出版了《东北经济地理》，这是“南开独有的教材”，“系统地介绍了东三省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特别是各种自然资源。这本教材无疑义地是当时国内有关东北地理有限著作之中最好的一部”。而《东北地理教本》后来被发掘出来，于2015年以《八十四年前的东北地理教本》为书名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详情可参见刘运峰的《南开〈东北地理教本〉重印记》。

关于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南开大学周刊》第91期(1930年9月24日)《校闻》栏载《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近况》，由此可知，该会成立于1927年，主事者何廉与方显廷二位教授。东北移民调查为该会一项工作，其研究规划中有大连工业调查、东省农村经济调查，与东北研究会的活动有重合之处，他们也共同进行过一些调查研究。

《南大周刊副刊》第12期(1932年11月1日)《校闻》栏列出“国际关系研究会成立”的条目，其中说到“南大国际研究会是几个对国际关系有兴味的同学组织成的。会员只有九人，事务不很繁杂，只设主席一人管理会务，又敦请顾问二人以为指导，每月开例会一次。研究方面，除在可能范围内请国内外名流学者讲演外，各会员皆有专题研究，择其佳者，由顾问介绍至他处发表”。该会顾问为徐敦璋先生、蔡文侯(维藩)先生，主席为赵纯孝。

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胜利这一历史时期南开日本研究有什么特点？这个问题，如开篇所言，是可以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的。这里收集的资料有限，但通过阅读这些资料，结合南开办学特色，我想以下这些史实值得注意。

南开的发展是近代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其办学思想的发展，经历过向日本学习、向欧美学习，从而确立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过程。严修、张伯苓20世纪初的“东游”考察日本，不仅是“南开‘前史’的重要一页”，使“南开演化之第一阶程”中“参有日本风味”，而且，其考察关注之内容、其仔细认真之态度，使得其“归袋满载长生药”的收获，其“日本经验”虽然还谈不上研究，但对于思考、佐治“中国问题”不用说在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胜利这一历史时期，就是现在仍然具有启发意义。《严修东游日记》曾由武安隆、刘玉敏点注，1995年于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又被收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走向世界丛书”，由张毅、陈松校点，2016年在岳麓书社出版。如张毅、陈松的《叙论:严修两次东游日本的记录》结尾所言:

教育的近代化是整个中国近代化的基础，而严修是奠基人之一，堪称中国近现代私立大学之父。一百多年后，中国还在进行着严修当年构想的教育救国梦，诸如追求教育体制的完善、国民素质的提高、文化的进步和国家的富强等。严修日记中不少内容至今还具有启发意义，重读他的《壬寅东游日记》和《甲辰第二次东游日记》，仍能够启迪我们心智，引发我们思考。

严修所关注的日本教育体制、经济社会及文化建设等问题，也都是近代中国自身急需改革的大问题。考察、研究日本是中国迫切的现实需要。南开大学的重要创始人、校董会董事长范源廉发表在1925年5月15日《南大周刊》第18期上的讲演《日本及其对于我国之经营》最能见这一时期日本研究的特点。如其所言:“我们要研究两点:(一)日本是一个什么国家；(二)日本是如何经营我们。”第一点即是从自然物产、社会经济、思想教育、军备交通等各方面研究日本，第二点，即是要重视从各个方面研究中日关系，他一方面痛恨“日本人侵略中国”“无孔不入”，同时也感叹“中国的孔也太多了”。他一方面看到日本人经营中国的“成绩”，强调“日本政府以全副精神来经营中国”，“他们成天是如何的用心调查研究中国的事才有现在的成绩”。因此呼吁:“我们所以要注重日本、研究日本，是以为要在现在世界立脚至少也要有日本那点能力。以日本作为我们中国一个最近最底的标准。我们要是日本也不能及，我们无丝毫的希望。”这些话，即便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1930年2月上海新纪元社发行的《日本研究》第1卷第2号，刊发了《张伯苓先生日本研究谈》，文章不长，全文如下:

许多人会以为中国人是在怕日本，其实是看错了，如果中国人真个怕日本的话，那便好了，何致于到现在还是这样朦胧呢？反之，日本人为甚么对于中国研究得这样清楚明瞭？就为的是怕中国的原故。

稍为明白国际情势的，都知到今后中日两国间如无论感情是好是坏，但关系必较前更深，交涉必较前愈密；而中日两国为求各自国家的生命能够在世界存续计，必须相互扶助，不能相互猜忌，若果是相互猜忌，便是相杀也就是自杀。所以，想得到两者相互扶助的真精神，在日本首先要努力设法消融中国人对日本的嫌恶心理，进而使中国达到能谅解程度；在中国便要努力设法了解日本的全内容，欲求了解，惟有研究。

我们现在对于日本的了解，或许已经不是那么“朦胧”，而是清晰了许多。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日本，是否达到了张伯苓先生所言的高度？其研究的必要，是否提升到张伯苓先生所言的紧迫？“今后中日两国间如无论感情是好是坏，但关系必较前更深，交涉必较前愈密；而中日两国为求各自国家的生命能够在世界存续计，必须相互扶助，不能相互猜忌，若果是相互猜忌，便是相杀也就是自杀。”这些意味深长的话，是值得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学者和普通民众仔细回味和认真反思的。

要了解日本是个什么国家，还要把日本放到世界、放到国际关系中去看。这也是南开日本研究的一个特色。南开大学的许多教授多为从欧美留学归国，1926年何廉从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来南开大学工作，据他回忆，当时南开大学“除去讲授中文课和中国文学课的教师外，所有的教员都是从留美学生中延聘的”。如上述“国际关系研究会”的顾问蔡维藩就是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毕业来南开历史系任教的。留日的教师不多，傅恩龄是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胜利这一历史时期南开日本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1917年毕业于南开中学，1918年自费留学日本，1927年获庆应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后回国，任教南开大学，为满蒙研究会(后改名为东北研究会)的主任，他以笔为旗，除了撰写大量日本研究相关论文，还编纂了《东北地理教本》这样“一部充满忧患意识、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警世之作”。即便在今天，那种“匡时救世情怀依然发人深省”。“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问题成为中日关系最为急迫的问题。南开日本研究的特点，如果从这个时期研究的问题性质着眼，可以说都是现实的问题、具体的问题，都是活生生的切要的问题。这也是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胜利这一历史时期乃至整个近代中国日本研究的普遍特点。

本书收录的资料，大多出自南开自己的刊物。主要有《南开思潮》《南开大学周刊》《南大半月刊》《南开双周》等(《大公报》上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所编《经济周刊》中的日本经济相关论文均未收入)，其中有些是这些刊物上的翻译稿。编者将所收文稿分为“日本概论”“国际关系中的日本”“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几个部分。每部分基本上按照发表的时间先后顺便编排。南开校内刊物还不止这些，即便这些也调查得不全，因此有关日本的研究或评论文章，肯定不止这些。非校内刊物的，基本上都能够确认其作者为南开的教师。但是，有些名人也不太好说。比如梁启超，这里收录了他的《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辩》，该文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0卷第6号，1923年3月25日发行。鉴于梁启超的《为创设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刊发在1923年1月30日的《南开周刊》第55期，其中有“校舍在天津南开大学新校址中。一切学课与南开保相当之联络关系”。加上梁启超的确曾于1921年在南开讲授过《中国历史研究法》，从广义上而言，将该文收入本书，似乎也说得过去。还有范源廉，这里收录了他的两篇讲演稿记录，或详或略，都是“湖湘文库”《范源廉集》中所未见的。南开大学与范源廉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张伯苓在他的追悼会上说他“于南开尽力独多”，南开人有责任将他在南开的刊物上发表的言论整理出来，这些材料对于全面了解他的相关思想和日本认识或有助益。

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胜利这一历史时期南开大学与日本的关系，不能不提日军对南开大学的蹂躏和轰炸。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南开大学及其师生和中国千千万民众一样，饱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摧残。特别是1937年7月29、30日两天日军对南开大学的轰炸，良友图画杂志号外《战事画刊》第七期(1937年9月1日)刊发中外社的图文报道“敌故意摧残我文化机关:南开大学已成灰烬”。所谓“故意”，即“南开大学非炸掉不可”就是因为南开是“抗日的基地”，实际上，自从满蒙研究会成立，南开大学就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但是正如张伯苓所言:“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他号召南开人记住“这两个日子，化悲痛为力量，为抗日救国事业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时代在变化，不变的在坚持。中国的日本研究，“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种“战时”“制胜”思维下的研究，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至于“欣赏”“自省”式的研究，即“克敌制胜”“他山之石”和“美美与共”几种研究取向都值得认真总结。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收录的文章都是70多年以前发表的，这些文章无论是文字表述还是观点表达，肯定都会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甚至局限性，为了尽量保持这些文章的原始的文风意蕴，我们除对一些明显不合时宜的内容做了适当删节，对一些文字性错误做了订正，其他如“满蒙”“满洲”“满清”等提法及度量衡单位的用法等，虽不符现在规范，但未加处理，使用此书者当有所鉴别。

最后，本书的编成，是日本研究院师生集体合作的结果。本院教授会对编辑此书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许多研究生参与了文稿的录入；今年新入学的博士研究生陈刚、徐玥、陈凌菡和将毕业的王起等对录入文稿进行了认真的校对，文字上，在不影响阅读和理解原意的前提下，尽量保持文献原貌；新入学的硕士研究生薛雅婷制作了人名索引，将要毕业的硕士生贾思京协助责任编辑莫建来老师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此外，校档案馆史永红馆长、出版社刘运峰社长兼总编、校史办原张健主任等在资料上给予了无私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18年12月9日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