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8日)
刘岳兵
尊敬的曹雪涛校长、尊敬的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徐海副总经理、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保顶副总编辑、南开大学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刘运峰教授、各位日本问题和世界史研究的权威嘉宾、各位媒体朋友、南开大学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各位同事、文库的作者和同学们:大家好!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的编撰得到南开大学各级领导的关怀和鼓励。
今年2月28日(正月廿四日)晚上，我接到曹雪涛校长的电话，曹校长亲切询问“文库”的编辑、出版情况，专门为本文库的经费和出版问题，作了重要指示，给我们以极大的关怀与鼓励。文库的编辑还得到了学校“双一流”建设办公室主任罗延安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部部长梁琪教授、王转运主任、历史学院院长江沛教授的关心和支持。在此对校长的亲切关怀和学校各部门领导的支持深表感谢。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是日本研究院全体师生和南开日本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晶。“文库”的总设计师是南开日本研究的第三代领军人物杨栋梁教授。文库的发起、组织，编辑的体例、形式，出版社的选定、作者的范围等主要工作和方针，都是在杨栋梁教授的指导下，文库编委会共同决定和实施的。杨栋梁教授功成身退，把主编的位置郑重地交给目前日本研究院最年轻的教授，我想这也是老院长以身垂范，是南开日本研究团队优良传统的体现。大家不为名利、只求发展，精诚团结、尽心合作，这也是南开“公能”精神的体现，南开日本研究的百年历程，也贯穿了这种南开精神。
为这套文库，我只是做了一些我应该做的“事务性”的工作。比如，不厌其烦地向学校领导报告这套文库的意义并申请经费；不厌其烦地与两家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联系，做好编辑与编委会及作者之间的联络工作；不厌其烦地发动本院研究生积极参与文库的相关工作，如录入、校对、翻译等。在这些事务性工作的锤炼中，我感觉到自己的耐心、耐力明显增长，更明白了团队精神的可贵!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是日本研究院全体师生和南开日本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晶。在此对大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对本人工作的积极配合，表示衷心感谢!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南开大学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共同努力的结果。
今年1月26日下午，我去江苏人民出版社拜访文库的策划者王保顶副总编辑，保顶同志答应，不管我还能否从学校争取到多少出版资助，都要把这套书高质量地出版出来，而且出版之后要举办新书发布会。吃了这颗定心丸后，我们就可以“撸起袖子加油干”了。因为这套书，我与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有了更深入的交往，学到了很多，非常感谢。在文库的编校阶段，主要是与负责本文库统筹工作的史雪莲编辑联系，其敬业、细致、精益求精的精神，为我所折服。在文库编校工作接近尾声进入印刷阶段后，主要与出版社数字营销部钟志勤副主任联系，其大刀阔斧、追求卓越的工作风格，不遗余力尽职尽责为本文库做好宣传的工作态度和执行力度，都深深地令我感动。我和保顶兄说，发布会一定要请这两位女将来参加，我和她们多以电子邮件、短信交流，后来用微信，着急的时候才打电话。因为联系编校、广告宣传等往返的邮件、微信，加起来不止一千条吧。今天终于见到了，非常高兴，我要当着大家的面，对你们说一声感谢!我要好好向徐海同志和保顶同志学习，学习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企业文化、企业精神，要研究是靠什么力量锻造出这么优秀的出版人。
感谢南开大学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刘运峰教授，在文库中属于南开大学校史资料的《南开日本研究(1919—1945)》这一本的出版遇到困难时，当时是刘运峰社长毅然接受了这本书的出版工作，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申报选题、申请书号和CIP号的工作，许多事情都亲力亲为，为本文库的完整呈现、为“百年南开日本研究”的完整呈现，刘运峰教授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个企业也好、一所学校也好、一个研究机构也好，如何才能达到曹雪涛校长所强调的“卓越”境界，我想内部环境是很重要的，愉快的工作环境无疑有利于催生“卓越”的产品和成果。这套文库能否够得上“卓越”我不敢说，但是因为这项成果，在与学校领导、学校相关部门、各位同事、出版社的朋友的交往中，我享受到了这种愉快!当然也有不愉快的时候，那不是因为别的，仅仅只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好的科研组织者和管理者，其实从“不愉快”中获得的教益也是非常宝贵的。只是这种组织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并不是我的初衷和理想。我很高兴有这种“意外”的收获。
最后我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一位叫松本重治(1899—1989)的日本记者和政治活动家，在耶鲁大学与后来成为南开大学教授的何廉是同学，1932—1938年以日本联合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的身份来上海工作，写过一本回忆录《上海时代》(中央公论社1974)，已经翻译为中文， 2005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曹振威、沈中琦等译)，2010年重印。其中记述了一些与南开有关的人和事，不仅有史料意义，而且也有发人深思之处。(www.xing528.com)
其中记述了一次与张伯苓校长在火车上的邂逅。事情的经过和细节，大致是这样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侵略魔爪从东北伸向华北，1933年5月中旬，日军进逼平津，31日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5月下旬开始，松本从上海去东北和平津旅行，6月初来到天津，是《塘沽停战协定》签订数日之后。何廉教授得到消息后请老同学到南开大学的家中，一起吃饭，晚上就住在学校的招待所。第二天，松本去北京，买的是一等车厢的票，不料在二等车厢中遇见了张伯苓校长，他们用英语寒暄后，松本道歉说:“日本军如此为非作歹，给南开大学和其他地方带来许多麻烦，实在是对不起了。”接着松本这样描述:
张先生用威严的眼神看着我的脸，说道:“不，责任在中国人这边。”我完全没有料到张先生会说出如此出人意料的话来。这话到底是何意思，一时之间我无从领会。虽说有啰嗦之嫌，但我还是立即问道:“张先生，果真如此吗？”张先生又肯定地重复了一遍说:“我相信是这样的。”虽然我还想问下去，但是考虑到不是说这事的场合，所以说了句:“祝您身体健康。”便起身告辞回一等车厢去了。对于张先生所说的“责任在中国人这边”这句话，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他到底说的是一般中国人呢，还是具体指最近与天津的骚乱有直接关系的中国人，即那些为金钱所驱使，而受日方唆使进行反蒋行动的一部分杂牌军呢？不管怎样，张先生的话，至今还清楚地留在我的耳畔。也许，他这话是“责人必先自责”的意思吧。我对张先生的敬意又更深了一层。(中译本，第126—127页)
南开大学招待所、校长坐二等车厢这些花絮另当别论，这里关键还是张伯苓校长的意味深长的“责任在中国人这边”这句话。当时张校长的英文是怎么表述，已经不得而知了，松本的日文原文是:“わるいのは中国人のほうです。”将“わるい”翻译为“责任”，显然是意译，有些言过其实了。直译为“是我们中国人做得不够好”或许更好。从最新的第七版《广辞苑》看，“わるい【悪い】”这个词，有11种意思。从松本的原文来看，松本理解的“わるい”可能是从“错了的”“不对的”这种对“行为·状态”等的评价的意思。日军队打到家门口来了，松本也知道南开大学“经常举行各种抗日集会和游行”，这样的大学的校长怎么会说中国人没做好呢？这样自然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了。但是如果从表示“品质或程度”的低级、卑下等方面意思来理解“わるい【悪い】”这个词，即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来理解的话，就没有什么不通的了。如松本理解的那样，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自责”。张伯苓校长的回答“是我们中国人做得不够好”，当然是一种“委婉”的表达，但是从松本所看到的张伯苓当时表述这种意思时“威严的眼神”来看，而且还“肯定地重复了一遍”，可见张伯苓是极为认真的。
那么，中国人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才叫做得好？
从当时张伯苓校长的言论来看，他对于时局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1933年4月15日，他在《申报》上表示，面对当时的严重局势，可行的“唯一之康庄大道，厥惟拼命抵抗而已。为自卫而抵抗，为正义而战争，终必有博得最后胜利之一日”。5月21日，在《申报》上对中日关系发表意见，说“非日本放大眼光，一变其侵略政策，我国势难委屈迁就，结果必至中国无路走，日本亦无路走，而世界和平，更将有最大之波涛发生”。如果我们再联系到张伯苓1930年2月发表的《日本研究谈》，可见其一贯思路。这篇短论，我在多处引用过，因为意义重大，容我在这里再重复一次。其全文如下:
许多人会以为中国人是在怕日本，其实是看错了，如果中国人真个怕日本的话，那便好了，何致于到现在还是这样朦胧呢？反之，日本人为甚么对于中国研究得这样清楚明瞭？就为的是怕中国的原故。
稍为明白国际情势的，都知到今后中日两国间如无论感情是好是坏，但关系必较前更深，交涉必较前愈密；而中日两国为求各自国家的生命能够在世界存续计，必须相互扶助，不能相互猜忌，若果是相互猜忌，便是相杀也就是自杀。所以，想得到两者相互扶助的真精神，在日本首先要努力设法消融中国人对日本的嫌恶心理，进而使中国达到能谅解程度；在中国便要努力设法了解日本的全内容，欲求了解，惟有研究。
从国际形势的大局中看待中日关系，看到两国关系必然越来越密切，主张各自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相互扶助，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中国方面要展开对日本的全面研究，设法了解日本的全部内容，认清日本的真相。对日本的认识，“何至于到现在还是这样朦胧呢？”这个“张伯苓之问”，南开的日本研究者有责任时时牢记!有责任不断地做出自己的解答。编辑出版“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就是旨在集几代南开日本研究学人的智慧，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以及中日交流等方面为全面破解“张伯苓难题”而递交的一份答卷。
南开的日本研究者要自觉地将南开精神灌注到日本研究之中，曹雪涛校长强调的公能精神、爱国精神，当然是指导精神，作为南开办学的指针，其意义自不待言。“爱国三问”我们不能忘记。在具体的教学研究工作中，我也经常愿意和大家分享1931年9月发表在《南开双周》第8卷第1期上的《献给新来到南开环境里的同学——南开精神》，这里对“南开精神”有十条概括，分别是:1.不知道有“不可能”。2.团体合作。3.脚踏实地去工作，不说空话。4.拿得起，放的下。5.迎着头干! 6.只知有大家不知有自己。7.尽情地玩，尽情地工作。8.没有虚伪的谄笑。9.赤裸裸的心在天真的面部表现出来。10.顶!这十条虽然是针对新入校的同学，我觉得对教师也适用，既严肃又活泼，既认真又风趣。其语言特色和精神实质，与“撸起袖子加油干”，没有什么区别。特别是最后一个“顶”字加感叹号，很形象，很生动。我理解就是要敢于追求卓越，勇攀高峰!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的编辑和出版，得到了各位领导、同事、同学、朋友的帮助，是团体合作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今天在这里举办“新书发布会”，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事件”了。追求卓越、攀登高峰，永无止境。南开的日本研究事业，曹雪涛校长寄予厚望的“中国日本研究的‘南开学派’”的成长和发展，希望继续得到各界朋友的关怀、提携和指导!
谢谢大家!
(作者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