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准备这个报告时，我让我的同事们比较他们新录取的中国博士研究生和美国博士研究生。在学生进组的第一年，他们会说“我喜欢中国学生。他们对学科知识掌握、专业才能和实验室技巧方面掌握得非常强。我只需要说一次，他们就可以在实验室开始实践。”
当发展一个新观点和新技能的时候，后续会发生什么？
美国学生并不比中国学生更好，但他们会更敢于尝试一些听起来疯狂的想法。中国学生也可以在新的情境里做得很好。在我的同事看来，学生个体的特质的最为重要。我一个同事用了一个我非常赞同的表达，他说我们的学生需要的“天真的勇气”。天真的勇气意味着他们并不无所不知，却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他们会去尝试。如果他们在这样一种支持开放思考的文化里生活和工作，他们就会没有后顾之忧地去尝试。
这就是环境文化具有影响力的地方。如果你在选才式的文化中，你的学生带着一个看似疯狂的想法来找你，你可能会说“这太不切实际了，肯定不会成功，按照我的方法去做，那是正确的方法”，因为你因自己的知识产生了偏见。在识才的文化中，学生来找你，也许你脑海中会闪现“这太疯狂了”，但你却会说“试试看，看看它进展如何，会发生什么”。很快的，你会认为它们只是学生产生的想法，而不再认为是疯狂的。(www.xing528.com)
在博士生项目中，有一种语言上的变化我强烈反对。这就是研究生用来形容他们与导师关系的词。几乎所有人谈论到导师时会这样问：“谁是你老板？”我很憎恶这个词。当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和我的导师一起工作”。我从来不会说“我为我的老板工作”，我从来也没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说“我为老板工作”，我的导师可能会揍我一顿。
作为高校教师，我们关心博士生是因为每个新的教师都来自这群学生。我们对下一代教师负责，因为我们创造的环境，以及选拔和识别人才之争是非常关键的。我想，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会关心一个新的教师是否曾是一个好的考试者。尽管科研成果非常重要，但也不是博士项目最重要的输出成果，而是因为博士项目是未来教师成长的地方[14]。
我的导师 Barry Trost 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教授。他总是说研究不是他工作的最根本输出，新的科学家才是。“如果研究结果是我的根本目的”他会问，“我为什么要和没有经验的科学家一起工作？如果研究输出是我的根本目标，我只需要雇佣博士后来完成实验。我的工作是尽我所能教育好下一代科学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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