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佛教：历史与影响

闽南向有“佛国”之称，唐宋时期闽南佛教兴盛，著名者有泉州开元寺和漳州崇福禅院（即今南山寺）。开元一刹，广至一百二十院，其禅教律三宗之彦，雀起而鼎立；漳州崇福禅院在漳南为大精舍，徒众常五百人，规模宏大，僧人众多。元代因为战乱，闽南诸寺废弃者不在少数。到了明末，闽南僧彦寥寥。明清时期，闽南佛教与台湾佛教关系甚为密切。民国以来，由于闽南佛学院在厦门南普陀寺的兴办，闽南作为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理念传播的重镇而备受瞩目。改革开放以后，闽南佛教借助其在东南亚、港台区域佛教中传统优势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以至于今天佛教界有云：“中国佛教看福建，福建佛教看厦门。”

从总体上看，2014年关于闽南佛教的研究具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佛教在闽南世俗化特征尤为明显，因此注重考察佛教与闽南民间信仰、民俗生活的结合，偏于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研究方法的使用；第二，侧重闽南佛教建筑、艺术等方面的探讨，闽南佛教寺院建筑中应用了大量具有鲜明特色的闽南石雕、木雕等艺术，闽南戏曲音乐中也有很多佛教的元素可以追寻；第三，鉴于闽南地区寺院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在民间影响极大，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一定的特色，因此可以借助闽南佛教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考察探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或在中国佛教的大背景之下考察闽南区域佛教发展的各种问题，偏于历史的研究；第四，闽南也是海滨邹鲁，满街都是圣人，重点关注三教关系中的佛儒关系。

刁培俊、王菲菲《官府与寺僧：宋元明公益活动的历史书写——以闽南为中心的考察》（《厦门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该文指出，在整个公益活动的践行中，地方官府毋庸置疑主导着整个机制的运行，从认知层面上对统治思想的控制，到实践层面对僧人的直接委命，或是对普通民众的间接劝谕，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福建地区寺院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在民间影响极大，目前文本呈现出其在官方为主导的公益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透过这种互动更深层地发掘出僧寺参与公共事业的原因，除了佛教在思想层面教义的指导外，寺院的热心参与还与其他社会因素有关，其或因僧寺占有社会大部分财富，或因僧人造桥修路等实践经验丰富，或因僧人所具有的“法术”“募缘”能力等。质言之，这种参与也是基于佛寺自身的利益，如为掌握各个水利工程的使用和管理权，或为吸引更多的信众等。该文还指明，通过考察闽南社会公益活动中各类社会群体的参与可以发现，宋元明三朝帝制朝廷中央和地方官府对比于僧寺和拥有救助世人于水火的慈善思想的各类富豪民户，其参与的力度都相当逊色。这一方面与国家财政的收支、地方财政的持续性困窘有着莫大的关联；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一时期“民间力量”的生成与强大。

林振礼《朱熹千里往见大慧禅师的历史公案新解》（《东南学术》2014年第1期）　该文指出，“格物说”既是朱熹时代社会精英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也是应对禅宗挑战的必然结果。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十月，朱熹于秩满候批之际，为柯国材撰写《一经堂记》，突出《大学》“格物致知”这一重要命题。而早在绍兴十年（1149年），侍郎张九成、状元汪应辰登径山问道，谈“格物之旨”，大慧答以“物格说”。时佛教界领袖这种以禅释儒之“格义”，说明该时代社会精英对儒家《礼记·大学》经义的重视。追溯思想史上朱熹与大慧的潮州之会这一历史公案，既可以揭示朱熹注解《大学》“格物补传”，“开一新传统”（牟宗三语）之序幕的隐微之处，也可以阐明朱熹理学（新儒学）以“格物致知”作为开启“下学上达”之锁匙。

马海燕《弘一大师与“南山律宗第十一世祖”论析》（《闽台文化研究》2014年第1期）　该文主要对弘一大师“南山律宗第十一世祖”尊号的来源及意义略做揭示，真正凸显弘一大师在佛教发展史上的巨大贡献与历史地位。以弘一大师为律宗第十一祖的说法就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该文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所谓的“律宗”，专指古心一系，是民国以来“被发明的传统”。实际上，明清以来的律宗即从事佛教传戒活动与授戒律仪研究的人物（或集团）可分为三大法系：律宗授戒法系以古心律师为始，下分千华系、古林系、圣光系、三峰系（兼临济宗）等支系；禅宗授戒法系以云栖祩宏为始，下分曹洞寿昌博山系、曹洞寿昌鼓山系等；革新授戒法系以蕅益智旭为代表，弘一大师即归于此系。古心律师虽然有“中兴律祖”之誉，但对他能否续灵芝律师之下为律宗一祖还是可以讨论的。同样，作为与律宗授戒法系并行的革新授戒法系的代表人物，弘一大师完全可以与古心以下各系撇清关系。(www.xing528.com)

魏婷婷《闽南“菜姑”身份认同及其信仰生活》（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菜姑”是闽南民众对社会上一群带发修行、吃斋念佛的女佛教徒的俗称。该文将研究的触角投向这群特殊的、颇具闽南佛教特色的群体，具体探析“菜姑”的“身份认同”困境，并基于实地走访调查以闽南惠安县崇武镇的“菜姑”为主要考察对象，进而观察到：崇武“菜姑”采取拟家庭式管理模式。“菜姑”寺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寺院，她们在寺中移植复制当地宗法制家庭模式；崇武“菜姑”虽出家于寺，但与世俗之家有着割不断的勾连；“菜姑”们为了立足于当地社会，采取一种策略性生存法则，并构建起自己的价值体系，形成自己的符号边界，取得了对本土日常宗教事宜的话语权。最后，该文尝试对其转型与出路做出进一步探析，并对晋江南天禅寺、厦门雪峰寺、晋江庆莲寺三种发展模式做出解读，以期对始终受制于当地文化环境的崇武“菜姑”“身份认同”问题做出一种新的展望。

谢和朋《佛教设计文化对泉州木偶造型艺术的影响》（《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该文指出，在长期的佛教设计文化影响下，泉州木偶形成了特有的造型风格与设计风格：在装饰纹样和图案方面，泉州木偶的设计也采用了佛教设计常有的一些吉祥纹样和图案，如莲花、狮子；在人物造型方面，泉州木偶继承了唐宋以来佛教人像造型的艺术技法，保留了雍容温妍、风仪典雅、神韵含蓄、清新俊雅而又谨严的艺术特征；在艺术表现力和文化意识方面，泉州木偶造型的设计也像佛教雕塑设计一样，趋于世俗化和民间化，存在很强的内在表现力，始终能传递着对关好幸福生活的期盼。

董秀兰《开元寺甘露戒坛建筑木雕艺术形式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该文首先对甘露戒坛进行概述，介绍其历史流变和建筑风格，并简要论述了泉州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对它产生的影响；其次，结合实地调研，针对甘露戒坛建筑木雕的题材来分析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再次，通过作品分析，从造型特征、形式特征、色彩特征三个方面论述甘露戒坛的艺术形式特征；最后，解读甘露戒坛建筑木雕的审美价值，把节奏、均衡、变化等形式法则融入甘露戒坛建筑木雕的研究领域，从美学角度，分析其构图形式、布局构成和色彩语言，从而领略了甘露戒坛建筑木雕装饰的艺术特性、人文内涵与价值取向。

孙群《泉州佛塔雕刻艺术的世俗化特征》（《艺术探索》2014年第6期）　该文指出，泉州佛塔雕刻艺术的价值和意义已超出纯粹的佛教信仰范畴，熔铸了儒释道以及民风民俗的思想观念，具有世俗化、大众化和生活化的审美特征。泉州佛塔雕刻不仅渗透着深奥的佛性意味，而且洋溢着世俗人情的生活气息，这与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质相辅相成有着密切联系。探究泉州佛塔雕刻的世俗化特征与演变，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