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历史文化名人与教育探析

宋代以后，闽南涌现出一批古今驰名的历史文化名人，如苏颂、黄道周、李光地、蓝鼎元、蔡世远等。这些历史文化名人的涌现，是闽南地区教育兴盛的结果，同时他们也对闽南地区教育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所以闽南历史文化名人与教育成为2014年闽南书院与教育最为热门的话题，主要围绕苏颂、李光地、蔡世远等人展开讨论。

林阳华《宋代福建同安苏氏家族教育与家族文化传统》（《三明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34～39页）以宋代苏颂家族教育为研究对象，认为宋代同安苏氏家族出现五世十人登科的盛况，并非偶然现象，与苏氏家族非常重视提供良好的科考环境和学习方法的科举教育不可分离。文章指出，苏氏家族除了为家族成员提供良好的科考环境、以便互相促进外，还注重培养其科考写作能力，同时善于用抄写类书的方式，来扩大阅读范围，也善于以鼓励的方式教育子弟。

宋代同安苏氏家族中出现了多位以博学著称者，诸如苏绅、苏颂、苏绎。苏颂的博学尤其引人注意，苏颂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举凡地理学、药物学、化学、矿物学、生物学、水利学、天文历法学、文学、民俗学、历史文献学等，皆创获颇多。文章指出，文学和天文历法学成为家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苏氏家族重视培养文学创作能力的文学教育，与对科学的热爱所采取的科技教育关系密切。文章认为，文学之所以成为宋代同安苏氏家学中的一部分，一方面离不开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对男性成员所做的文学教育；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为了写作能力等目的，对女性成员所做的文学教育。文章还指出，苏氏热爱、钻研天文历法知识，并非为了参加考试，而是与他们热爱科学不无关系。

除了重视知识、科考教育外，苏氏家族还重视家族道德交的。安邦匡朝、忠君爱民与父母在世尽职赡养、父母过世则尽丧礼的道德教育，对苏氏家族忠、孝家风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时代环境，周围环境的作用下，宋代同安苏氏家族教育最终具备了自身特色。在具有自身特色的家族教育，即家族科举教育、文学教育、科技教育、道德教育的作用下，宋代同安苏氏家族文化传统得以形成，并与其他家族文化传统有所区别。总而言之，宋代同安苏氏家族文化传统的形成，离不开家族教育，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蔡清风《晚明进士蔡复一对福建同安教育的关注》（《海峡教育研究》2014年第1期，第36～38页）主要介绍晚明进士蔡复一对同安教育的关注，如捐俸助学，为同安重修文庙作记，希望能引起社会对教育得重视；又如在厦门玉屏书院、同安紫阳书院、汀溪晃园以及东山草堂（亦称壶隐山房）等讲学授徒。他关心家乡教育的善举代代传承，对后世依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他的这些行为体现了“忧国忧民亦忧身”的思想，同时也倡导民族间的融合与国家领土的完整，具有浓厚的爱家乡、爱教育的情感。

叶茂樟《略论李光地与书院教育》（《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41～45页）以清初闽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李光地为研究对象，简述其一生不遗余力地推进书院教育，不仅乐于为书院撰文，还亲自创办书院并授课，堪称一位不折不扣的书院教育家。李光地的努力促进了书院的发展，进而因书院的教化端正了社会风气，延续了崇教尚学之风，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文章认为，李光地为书院教育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固然有为了落实清政府＂崇儒重道＂基本国策的用意，但亦是其践行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的表现(www.xing528.com)

文章还认为，李光地兴办安溪考亭书院的目的在于弘扬朱子理学的教化功能，淳化社会风气。其重修泉州府学，是针对当时泉州社会风气的败坏所采取的一种教育措施，旨在提高当地人们的文化水平和道德品质。此外，李光地还曾设立义学，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并产生深远影响。

文中还指出，与李光地有关联的书院基本都集中在福建和江西两省，而江西省内与其有关联的书院又集中在上饶市。究其原因有二，其一，祭祀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名家。其二，作为理学之乡的福建和江西上饶受到清统治者的特殊关照。

李海洋《清初教育家蔡世远的性理教育思想浅析》（《兰台世界》2014年第33期，第125～126页）以清初著名教育家蔡世远的性理教育思想为研究对象，认为在清初的政治、文化和教育氛围中，蔡世远以程朱理学为根基，以恢复人的天赋本性为旨归，借助鳌峰书院，践行性理教育，为往生继绝学，精心育才。文章认为，蔡世远讲求经世之学，重视躬行实践，而非枯坐抱着程朱理学不放。这样的见识影响了他的一生也影响了他的教育思想。蔡世远的性理教育“以立志为始”。但“立大志向”终究不能离开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不能脱离家庭伦理要孝悌，孝悌是立志的基础，不能脱离对性理的体认，要“读书体察”领悟理学的真义，不能局限于“立志”本身，而要“躬行克己”才能把志向落到实处。因而在蔡世远看来，“以立志为始”并不仅仅是树立志向问题，而是把志向与修身、读书、力行结合起来。他试图把“立志”表达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此外，蔡世远的性理教育要求“收心”、“养气”。他之所以提出“收心”、“养气”是因为时人之病“大半在于势利”，这是针对当时学人多以科举功名为读书目的而发出的声音。在他看来，学生要严辨“义”和“利”，即要分清“天理”和“人欲”，一旦自然赋予人的本性被“人欲”和“势利”遮蔽，就会迷失本性，违背“天理”，无法恢复天赋本性，也就更谈不上经世致用了。学生要“收心”’、“养气”，但不能少了教师的教导。因而蔡世远的性理教育也很重视教师的品行气节。他认为在教师的选择上要“严加别择察其品行”，以决定是否录用。而在教学实际中，教师要激发学生“向道之心”。因而为了应对世俗“人欲”的诱惑学生应当“收心”、“养气”，更应当得到教师的积极引导才能承往圣绝学，而书院也因而能为国家储备人才。

蔡世远的性理教育最终要落实在躬行实践。在蔡世远看来，躬行实践的前提是要悟得理学之性理主敬而穷理，以自己所体悟的性理为支撑涵泳体会达到“复其性之本然”，也即恢复自身的天赋本性才能使躬行实践有所成就。而要悟得理学性理之真义，他主张悟守“心法”。他在实际教育活动中极为重视学习者的“主敬”、“穷理”和“力行”。可以说这是他的性理教育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他承继家学浸润程朱理学多年而体悟出来的真知。

总而言之，蔡世远的性理教育给福建培育了大量人才。在异族文化入主中原和朝廷实施文化禁锢的时代里，蔡世远以他的性理教育延续了程朱理学敷化乡民，为国家培养了人才。

李长安《略论戴凤仪》（《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第10～13页）认为戴凤仪在家乡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其成就最大且为时人及后人所称道的一件事，就是创建南安诗山书院。文中简述戴凤仪创建诗山书院的艰难过程，并指出戴凤仪创建书院的原因。在他看来，首先，戴凤仪办学的主要动机，在于弘扬朱子正学以培士气维风化。其次，受到其父重视及家教的影响。早期戴家乐道轩的教学活动，为后来戴凤仪建设诗山书院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管理工作经验，是不能忽略的。再次，与其书香门第的家族背景也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