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并存、多重流动的百年台湾文学历史与艺术成就

2014年台湾文学研究最厚重的成果是黄万华教授的文学史论著《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花城出版社，2014年11月）。论著包括《从汉文学到新文学（乙未割台至1920年代末）》、《呈多元发展趋势的台湾新文学（1930年代初至1937年）》、《重挫后的再生：战争时期（1937—1945）的文学》、《战后文学的重建和发展（1945年至1970年代中期）》、《多元典律初步建构中的小说（上）》、《多元典律初步建构中的小说（下）》、《两个传统汇合中的新诗创作（上）》、《两个传统汇合中的新诗创作（下）》、《大格局的散文和“小实验”的戏剧》、《近30余年（1980年代至今）文学（上）》、《近30余年（1980年代至今）文学（下）》等十一章。论著突出的学术价值，是其显示的台湾和祖国大陆、港澳等地互为参照的文学史观念。作者说，“中华民族文学的现代转型是同时发生于祖国大陆、台湾、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人社会/社群某些历史空间的进程，并逐步衍生成‘中国与海外’格局中的汉语现当代文学。在这样一种文学格局中，考察其中任何一种文学，都需要互为参照的文学史视野。……本土与境外互为参照的文学史视野显得更加重要，即祖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治文学史者各有其本土，本土之外的就构成了其境外……以本土和境外文学的互为参照，建立一种跨越本土的、流动性的文学史观，以文学的生命整体意识突破对现当代文学的人为分割”。可以说，论著提倡的这种文学史观念，值得每一位治文学史学者的重视。在互为参照的文学史观念下从事文学史写作，才可能避免单一视野和局部考察造成的学术结论的偏差，成就一部真正高水平的文学史著作。正是在台湾与大陆、香港、海外华文文学互为参照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视野中，论著将乙未割台到1970年代的台湾文学分成三个时期予以文学史的梳理，对尚不宜入史的近三十年台湾文学予以文学批评的观照，在此学术架构下，完成作者自己对于台湾文学的个人性论述。在论著中呈现百年台湾文学多源并存、多重流动的历史风貌和艺术成就。论著开阔的学术胸怀也是它的重要特色和价值，不仅乡土文学、现代主义文学、通俗文学、女性文学、原住民文学、自然书写等被容纳进论著之中，而且旅台马华文学、旅外台湾文群的创作也被容纳进台湾文学史叙述，真正展现了丰富多元、多重流动的台湾文学景观。朱双一的《穿行台湾文学两甲子：朱双一选集》（花城出版社，2014年）也是重要成果。自选集分为《殖民与认同》、《思潮与渊源》、《创作与思想》、《族群与地域》四辑，第一辑主要从文学和文化场域思考了日据台湾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殖民现代性、民族认同等问题，第二辑主要思考了光复初期台湾社会矛盾、文艺思潮、台湾文坛的中国新文学思潮流脉、胡风影响等，第三辑涉及姚一苇戏剧、“陈映真与鲁迅现实主义批判传统的台湾传承”、“‘日本统治带给台湾现代化’流行论调辨析”等课题，彰显了台湾文学创作以思想性取胜的厚重部分；第四辑主要思考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在台“外省人”心灵图像及白先勇创作中的地域文化色彩等课题。可以说，自选集有极强的思辨和反思色彩，对台湾社会流行或潜在的一些论调和观点进行了有意识的辨析和反思。论文集也呈现出作者对两岸文学和文化思潮渊源和互动极强的学术见解，思考了现代主义、自由派、批判现实主义在两岸文坛的脉动；论文集对族群文学和地域文化特色的思考，也显示了对当下文学热点的深入把握。

在研究论文中，庄伟杰的《闽南书写：林语堂精神范式的文化探源》（《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探究林语堂精神范式的发生，论述角度独特。作者指出，“林语堂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着极为丰厚的内涵。如果说西方文化是穿在其身上的洋装或外衣，是作为一种外在的行为标准，那么中华文化乃是他内在的生命灵魂，而闽南文化及其乡土情结则是其重要内质。或者说，其文化精神源于中国文化传统，且根植于闽南文化土壤中。因此，从作家笔下的闽南书写和文化记忆的角度切入，考察林语堂精神范式，可见从闽南乡土和特定的地域文化背景走出的林语堂，其中潜在的因素在其生命历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处于剧烈震荡和历史转型之际，中国传统文化对其产生的精神滋养和深刻影响，特别是对其独有的思想与特殊的人格力量生成依然不能低估。‘两脚踏东西文化’堪称是一种最佳的自我注释，当可视为林语堂对两种文化传统的同样关注，也昭示着其独特的思想精神与文化人格之形成兼具两种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我们从林语堂身上和作品中，时时可以发觉和感受到闽南文化的气息。“首先，在林语堂的多种形式的文本书写中，总是若隐若现地律动出一种挥之不去的文化记忆和故乡情结”。“其次，在林语堂的闽南书写和精神谱系里，闽南文化的印痕始终渗透在他的生活和思想流程中。……他作品中的闽南书写也集中体现了闽南文化特有的民情风俗和精神气质”。“再者，语言根性和思维观念作为隐形力量，潜沉并融化在林语堂中西文化知识结构和闽南书写之中”。陈美霞的《赖和“形象建构”与战后台湾文化政治思潮研究》（《台湾研究》2014年第3期）从赖和接受史论述战后台湾政治文化思潮对知识者“形象建构”之影响，学术眼光独特。作者指出，20世纪50—80年代，赖和“入祀”忠烈祠、“被驱逐”与“重新入祀”忠烈祠的荣辱兴衰。解严后赖和作为象征符号被卷入国族建构的历史际遇，都源自赖和文学与思想的左翼、民族意识与台湾乡土情怀的各自解读。战后台湾时空中，赖和的“荣辱”都与当时的社会氛围相关，难脱特定文化政治的羁绊，这也折射出台湾历史的复杂与多变。此外，古远清的《一个陈映真：两种不同诠释》（《暨南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8期）考察了赵刚、陈明成两位台湾学者对陈映真不同姿态的诠释，认为赵刚对陈映真思想和作品的解读远远超越了以往所有的陈映真研究，而陈明成用所谓新视野解构“陈映真神话”，无益于人们对陈映真的再认识、再评价。朱云霞的《地方性的建构：台湾地方文学奖综论》别有意味，肖宝凤论述“二十世纪末台湾文学中的后现代历史叙事”，朱云霞论“‘解严’后台湾家族书写的特征与意义”，王水彰考证“明代金门先贤许獬生平与著述”，都丰富了台湾文学研究。(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