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学研究：诗歌研究与儒家诗教观的影响》

诗歌研究是2014年度闽南文学研究的重心，发表了颇多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中，又以古代诗歌研究为重。

古代诗歌研究中，朱熹是一个研究热点。付春明的《朱熹咏梅诗的思想意蕴》（《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朱之润的《朱熹“咏理诗”解读》（《铜陵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以及李琪、金银珍的《〈九曲棹歌〉传入韩国时间考》（《黑河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和王彬、江娇娇的《儒家诗教的另一支流》（《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2期）直接研究朱熹的诗歌创作。付春明的《朱熹咏梅诗的思想意蕴》从“自喻坚贞高洁的品性，自陈孤标傲世的情怀，自述思乡怀人的情感，自抒愁苦愤懑的心绪，自言归隐山林的夙志，自呈深邃生动的理趣”六个方面进行论述。作者认为，朱熹咏梅诗思想意蕴极为丰富。他在借鉴学习前代诗人创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他以梅花自喻坚贞高洁的品性，自陈孤标傲世的情怀，借梅花表达乡友之思，愁苦愤懑之绪，隐逸之志是其对前人咏梅诗意蕴的继承，而将其‘理一分殊’、动静相继、理学四季观的理学观念及诗人对人生的思考巧妙而诗意地融入咏梅诗中。不仅富有理趣，也给人生活哲理的启示，则是朱熹对咏梅诗意蕴的创新”。朱之润的《朱熹“咏理诗”解读》选取朱熹留下的诗篇中具有代表性的咏理诗《观书有感二首》、《春日》、《过分水岭有感》三篇予以分析。作者指出，朱熹诗的最大艺术特色是以诗咏理，即能从闲适的生活现象和大自然万物景观中化入理学思想，悟出一种做人治学的大道理来。具体而言，“他的咏理诗最重要的是通过日常现象的咏叹，传达出一种领悟，把情、景、理结合在一起，把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他把对宇宙、社会、人生等的理性思考通过大自然秀丽风光和与友人相聚言欢中，用闲情逸致的感性方式表达出来。这也正是朱熹咏理诗的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李琪、金银珍的《〈九曲棹歌〉传入韩国时间考》肯定朱熹此诗传入韩国的时间不晚于高丽晚期。作者认为，“朱熹的代表性山水诗《九曲棹歌》传入韩国之后，影响整个朝鲜朝并形成全球独一无二的九曲文化。对此诗的传入时间不晚于高丽晚期是韩国学界的共识，但支撑这一结论的三条依据中的两条，因为部分学者对史料的误读结果而无法成立，导致这种误读主要缘于浮躁的心态和韩国汉文教育的一度断层”。王彬、江娇娇的《儒家诗教的另一支流》指出，儒家诗教是儒学研究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一直以来，学者们关注的是儒家诗教观对文学的影响，而忽视了它对传统教育活动的影响。经宋代二程首先提倡，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专门作了一些诗歌来教育儿童，这类蒙养歌诗渊源于儒家的诗教观，更是一种直接的诗教。在儒家诗教研究当中，这条支流久被忽视，需要特别提及。郝永的《朱熹〈诗经〉解释学“淫诗”说新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彭睿的《苏辙、朱熹〈诗集传·关雎〉观点比较研究》（《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2期）和汪泓、赵勇的《“文体”与“体格”——朱熹〈诗经〉文体论解读》（《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等几篇论文是关涉朱熹的《诗经》研究。彭睿的《苏辙、朱熹〈诗集传·关雎〉观点比较研究》（《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2期）对苏辙、朱熹同名著作《诗集传·关雎篇》观点的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从对君子与淑女的理解上探讨其同；从对“兴”的理解，对“采荇”的理解及解诗的思想上探讨其异。论文认为，在《关雎》的主旨上，二人都认为是文王寻后妃。但是，由于朱熹以“理”解诗，苏辙以“人情”解诗，所以朱熹注重心性修养，学诗目的为“养心”；苏辙注重“情性”修养，解诗的目的是“解情”。郝永的《朱熹〈诗经〉解释学“淫诗”说新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指出，“淫诗”说作为朱熹《诗经》解释学的新成就是发展着的思想观点，因为他就“淫诗”作者的定位上存在着前后的不一致，又是自相矛盾的观点，因为“淫诗”所包含的诗篇只涉及变《风》而未及于“二南”正风和《雅》诗中符合“淫诗”标准的篇章。若仅以《诗集传》时的“淫诗”观为标准，《卫风》中有“淫诗”十篇，整个变《风》中有“淫诗”四十篇，《召南》中的《野有死麕》，《小雅》中的《菁菁者莪》和《隰桑》也理当是“淫诗”。汪泓、赵勇的《“文体”与“体格”——朱熹〈诗经〉文体论解读》（《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指出，朱熹把“文体”与传统的“音韵”、“训诂”注《诗》重点并置，充分体现了他自觉的文体意识。《诗集传》对《诗经》文势相贯特点的重视，是对毛诗《传》、《笺》、《正义》的继承，而对《诗经》辞气的整体把握，对“温柔敦厚”的伦理意识所形成的含蓄文体风格的提倡，则是重涵养功夫的理学视野为朱熹带来的对前人的突破。有关体裁分类的辨析，朱熹引当时诗学已普遍使用的“体格”观念入《诗经》学，认为大小《雅》是对固有音乐典范的再创作，并将风雅正变与文体风格的正变关联起来。朱熹有关《诗经》的文体批评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李永明的《“楚辞平易”——朱熹的楚辞艺术风格论》（《兰台世界》2014年4月下旬）和谢君、余霞的《楚辞对朱熹诗赋创作的影响》（《职大学报》2014年第4期）都关涉朱熹与楚辞的研究。前文简单评述了历代评论者对楚辞艺术风格的评价，指出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独出新意，以为“楚词平易”，这是朱熹诗学观在楚辞评论上的创见。作者认为，“朱熹所说‘楚词平易’与楚辞固有的奇幻异彩、瑰丽多姿的艺术风格并不矛盾，朱熹所说平易是指情感的真挚和自然流出，他的平易是与‘无病呻吟’的矫情之风和‘一味求巧’的形式主义文风相对的”。谢君、余霞的《楚辞对朱熹诗赋创作的影响》指出，“楚辞是朱熹诗赋创作的重要的学习对象，楚辞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都对朱熹的辞赋与诗词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朱熹为数不多的赋作来看，其辞赋创作不仅在体裁上主要采用骚体，而且在词藻与句式上也是对楚辞的充分吸收和化用。此外，在作品的精神情感上也有着与楚辞的内在统一性，表现出对楚辞从表到里的全面接受。就朱熹众多的诗词而言，楚辞的影响深入到朱熹诗词的体式、辞藻、句式、用典、意境以及思想精神等各个方面。楚辞是朱熹诗词创作的重要源泉”。总之，“朱熹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艺术上都深受《楚辞》，尤其是屈骚的影响。其诗赋创作中体现出的《楚辞》因素，一方面是其对《楚辞》文学养料的自然习得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他自觉而有目的地运用。朱熹对《楚辞》的创造性接受，丰富了其诗赋的内涵，增强了其诗赋的表现力与感染力”。此外，周桂峰的《体大思精　继往开来——评李士金〈朱熹文学思想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潘富恩的《学有拫底，融会贯通——读〈朱熹文学思想研究〉》（《编辑学刊》2014年第2期）和陈允吉的《流风余韵，不绝如缕——简评〈朱熹文学思想研究〉》（《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等是几篇关涉朱熹文学思想研究的书评。杨万里的《朱子文艺的萧散澹然之美》（《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认为，朱子是南宋理学思想集大成之人，兼善诗文书画等各种文艺创作，“历来研究朱子文艺美学思想者多关注其对劲健雄浑、自然平淡等方面的推崇，而对他追求萧散澹然之美的一面却绝少论及。朱子萧散澹然的美学旨趣渊源自魏晋时期的艺术精神，主要受到苏轼、朱松和张嵲等人的影响。在其诗歌和书法的创作与批评中，均体现出对萧散澹然之美的强烈追求之意。具体表现为对萧散意象、清新婉约之美、超尘脱俗之逸趣与主体人格风神的推崇”。同时，“朱子对苏轼等人萧散澹然的美学内涵并不是一味承袭，而是对其进行了理学意义上的改造与提升”。张万民的《从朱熹论“比”重新考察其赋比兴体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指出，长期以来，学者多热衷讨论“兴”，一般不重视“比”。实际上，“比”这个概念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论文从朱熹论“比”入手，厘清了“比”既不是比喻句，也不是全篇譬喻，甚至不完全是“不说破”。朱熹论“比”的本质在诗章的语脉，第一次将赋、比、兴三个概念放置在同等层次、同等标准的基础上，严格按照每章语脉的原则，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解释体系。这个体系的关键不在直叙、兴起、不说破等概念，而在全章语脉的解读，它源自朱熹提出的“诵其本文，见其语脉”的阐释原则。“朱熹赋比兴体系的原则在于整章语脉的解读，可以说，赋、比、兴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揭示诗章的语脉，而不是常说的修辞手法或艺术手法而已”。陈聪发的《朱熹对诗教的接受》（《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认为，“朱熹的诗学把诗教置于核心地位，强调诗歌创作必须遵循中和的审美标准，其实质就是坚守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创作原则。朱熹很重视诗教对于诗歌创作的导向作用，他在阐扬诗教时要求作者存忠厚之心，抛弃激切的情感态度，力求词旨充实，词气温厚，气象优柔不迫。他在倡导平淡趣味的同时对作者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认为作者应该加强自身的修养，以平和浑厚之气为主体修养的目标，通过养气工夫，消除内心的乖戾，培育一种平和之气，进而使词气趋于平和温厚，主体的和气表现在作品上就呈现为雍容和缓的气象”。

黄道周诗歌研究也有几篇在2014年发表。李金梅的《近三年黄道周研究述评》（《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介绍了2011年6月首届海峡两岸黄道周学术研讨会之后的三年里，黄道周经学、文学、理学等研究方面的成果。文章及时总结、评述黄道周研究的最新成果，可以唤起、推动更多学人对黄道周研究的关注和参与，从而充分揭示黄道周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郑礼炬的《黄道周逸诗文辑佚》（《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介绍道：黄道周是晚明重要的馆阁作家、学者和政治人物，其文集《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简称《黄忠端公全集》、《黄漳浦集》）系清代道光年间闽人陈寿祺所刻，是最通行的黄道周诗文集。陈寿祺称收集黄道周的文集费数十年苦心，“搜罗已极完备”，但是《黄漳浦集》还存在很多遗漏。作者据《黄石斋未刻稿》、增订本《徐霞客游记》、郑鄤《峚阳草堂文集》、《峚阳草堂诗集》和钱谦益《牧斋初学集》辑佚黄道周诗文，并根据文献，探知黄道周在1629—1632年间惊人的诗歌创作数量，收集黄道周所作诗歌部分残句、原韵。作者认为，“黄道周的学术体系、文学创作成就、忠义大节在晚明具有独特的价值，对其诗文集的不断辑佚有益于日益完整地展现出黄道周的全貌”。苗贵松的《晚明黄道周绘画题跋诗文叙录》（《艺术研究》2014年第1期）通过题跋源流考述及中国绘画史上的黄道周记录，梳理了黄道周绘画作品的鉴藏题跋和近年来的拍卖情况。论文举其最擅长松石题材的《松石图》手卷、《松石图》立轴、《湖畔松林图》、《松鹤延年》、《竹苞松茂图卷》五幅画作及其题跋诗文为例，阐释了作为晚明士人的精神领袖，黄道周剑胆琴心寓于绘画题跋之民族复兴、文学趣味、高洁人生等特别价值。作者指出，夫妇的书画从古代流传至今而又志同道合、忠贞不渝者并不多见，晚明黄道周、蔡玉卿可为典型。陈良武的《闽地〈诗经〉学传统与黄道周〈诗经〉学述略》（《泰山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指出，闽地开发较晚，但在五代至北宋初即已有蔡元鼎这样的诗学专家。至朱子兴学闽地，其所著《诗集传》在闽地影响深远。受其影响，闽地治《诗》者代有人出。黄道周浸淫于具有浓郁《诗》学氛围的闽南，一生治《诗》不辍。黄道周《诗》学著述散佚严重，但经过爬梳剔抉，还是可以发现其有大量的《诗经》学文献存世。梳理闽地《诗经》学传统以及黄道周的《诗经》学研究，可以引起学界对黄道周乃至闽地《诗经》学的关注和研究，以充分揭示其特点和价值。

除了朱熹、黄道周研究，宋代的苏颂，明代的李贽和陈淳，明郑政权下的诗歌创作也都受到关注。胡彦的《试论苏颂“使辽诗”中的爱国情怀》（《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7期）从“爱国主义”这一维度出发，对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苏颂“使辽诗”的爱国情怀进行分析。作家多次出使辽国，其前后“使辽诗”共计58首。这些诗既表现了他敏锐的思维和政治思想，也透露出他的爱国情怀。具体而言，苏颂“使辽诗”的爱国情怀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一）寄情田园风景，展现爱国情怀。（二）寄情高尚品质，展现爱国情怀。（三）寄情边关战事，展现爱国情怀。（四）寄情辽国人民，展现爱国情怀。（五）寄情旅途思乡，展现爱国情怀。（六）寄情路途艰险，展现爱国情怀。周雪根的《“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异端思想家李贽的诗心与诗艺》（《中国韵文学刊》2014年第4期）着眼于李贽诗心、诗艺的探究。论文从“异端的情怀，勇士的悲歌”、“雄迈者壮烈，沉郁者悲酸”、“外冷内燠，血性男儿”、“‘自然之谓美’——诗歌艺术特色”等四个方面进行研究。论文指出，“就情思内涵言，李贽诗不外反封建反传统、揭露批判世风时风，抒怀言志，对个人不幸身世和遭遇的反映及对亲情友情的珍视等四端”。“李贽笔下有不少揭露与批判社会黑暗、官场腐败、世风浇薄的诗作，这也是诗人怀疑传统、蔑视权威的表征”。“被汤显祖称作‘畸人’的李贽，内心情感是极其丰富的。其诗歌创作也在‘求真’中表现出雄迈、宣畅、奇崛、旷达、沉郁、哀感的统一”。“李贽乃真性情、很有血性之人，重情重义，其诗歌自然也就做到了‘言语真切至到’”。在诗歌艺术特色上，“李贽诗歌最大的特点是平实自然，不追求形式技巧，很少用典故，常以口语入诗。故显得如与人叙话，亲切自然，通俗易懂”。“李贽独标一帜的诗学思想和个性鲜明的诗歌创作深深影响了公安派，成为公安派的先声，同时也显示了其作为晚明性灵诗派过渡人物的重要价值”。王彬的《论南宋理学家陈淳的诗歌创作》（《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指出，“陈淳的诗歌以‘切于日用’为主要原则，艺术性虽然不高，但却丰富了理学诗歌的吟咏主题。陈淳将诗歌视为说‘理’、反省与施教的一种特殊工具，他的诗歌不可避免地具有充实的性理内涵、深刻的自省精神以及饱满的教育热情。因而陈淳的诗歌反应了理学诗的某些共性，又有一定的特色”。“总观陈淳的一生，从其居家课子，到外出讲学，诗歌成了他施教的一个重要途径，这在训蒙诗上体现得最明显。因此，陈淳的诗歌也弥漫着教育的气息。”刘建明的《论明郑政权衰变与台湾诗歌衍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和高致华的《文化传承中的文学贡献：谈郑成功的信仰文化及其文学价值》（《闽台文化研究》2014年第3期）是二篇质量较高的明郑时代诗歌研究论文。刘建明从“明郑政权入主台湾之际的诗歌创作”、“郑成功渡台、郑经失政与诗歌创作”、“明政渡海西征与诗歌创作”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论文指出，沈光文是初期唯一有诗文传世的作者。在沈光文到台湾之后的九年时间里，其诗歌抒写的意绪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抒写亡国之痛，如他的《〈隩草戊戌仲冬和韵〉之七》；第二个方面是抒写思乡之愁，如他的《乙亥除夕》；第三个方面是抒写人生的落寞，如他的《〈隩草戊戌仲冬和韵〉之十》；第四个方面是抒写征战之苦，如他的《〈隩草戊戌仲冬和韵〉之五》。“从如上四个方面看，沈光文此一时段的诗歌情感表达与内地的主导诗风基本一致，充满了悲情色彩；换言之，这种诗歌创作倾向并非是台湾本土滋生出来的，而是沈光文从内地的遗民诗坛裹挟而来的，是整个明代遗民文人群体在国家败亡后心态的折射和情感表达的缩影”。台湾收复让郑成功激动不已，“他的这种情绪给台湾增添了些许昂扬之气，打破了此前悲情笼罩的局面”。然而“郑成功收复台湾寻求安身之地是一种战略退缩，是明郑政权开始走向衰微的一个重要表征。明郑政权的此种境况在渡台的遗民心里投下了复国无望的阴影，也正是如此，才使得台湾诗坛自沈光文以来抒写的悲情并未消退，且随着渡台人数的增多，抒写悲情的诗歌在数量上有了明显的增加”。“从天下大势来讲，明郑政权无力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政治格局，故反映在诗风上，除了上述三种意绪外，抒写亡国之痛、思乡之愁、征战之苦，依然是台湾诗坛在此一时段抒写的主要内容”。总而言之，“明郑政权收复台湾，在渡台遗民情绪上引发了双重反应：一是夺回失地的民族自豪感，二是败退于清军的失落感。此种反应及于台湾诗坛的影响，则是出现了一些诗情昂扬的作品。这打破了自沈光文以来全面抒写悲情的局面，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抒写悲情的主线。之后，郑经失政、明政渡海西征，郑克塽降清，使得台湾诗歌抒情再经悲喜交错，最终回到悲情的老路上。此种创作情态是明郑政权直接作用于诗人心态的结果”。高致华的《文化传承中的文学贡献：谈郑成功的信仰文化及其文学价值》从“日本‘国性爷文学’与郑成功形象之建构”、“郑成功信仰与文学郑成功的国族想象”等几部分进行论述。论文对台湾地区、中国大陆与日本的郑成功信仰进行了比较研究。作者指出，“日本文学、戏剧之中，郑成功身着日本和服、手拿日本武士刀，本身又具备一半大和血统，加之武勇善战、忠贞为主的形象，正符合日本当时‘时代’所需，因此在日本人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当时的日本，国姓爷郑成功不只是家喻户晓的戏剧主角人物，更是英雄的象征，甚至其富贵的形象都成为追求财富梦想之实现”。到了日本殖民台湾时期，台湾“总督府”接触到普遍存在于台湾民间的“郑成功信仰”。由于日本人对国姓爷之事迹早已耳熟能详，故并未将其等同其他华人信仰以“迷信”禁压之，反而顺势“欣然接受”。郑成功在日本人眼中的价值，不再局限于戏剧文学的娱乐性质，政治性的功能十分显著，为日本官方开始“正视”郑成功的转折点。日本的学者专家甚至政治人物开始研究郑成功，将其功能运用在殖民统治台湾人的策略上。藉由郑成功淡化台湾人对日本人的敌我意识与对立，欲经由民间宗教信仰等潜在力量，拉近台湾人与日本人的距离。“郑成功被誉为‘爱国诗人’，且具备‘文化英雄’之形象，其所衍发之不同时期的爱国文学浪潮，产生深远的文学贡献，尤其发人省思。郑成功之文化影响，可从诗文创作方面分析，约略有二端，其一是郑成功的诗文创作所产生的文化影响。然而郑成功之文化辐射，除自身之诗文创作外，很大程度上还由于其被不断强化的爱国主义英雄形象，而被后代文人所歌颂。后代文人由于不同的社会风貌和俗情，在歌颂郑成功的作品中，同时具备意识性的文化参与，是故以郑成功作为文学主题的作品亦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www.xing528.com)

2014年诗歌研究中，现当代诗歌研究以舒婷最为热烈，蔡其矫、杨骚、鲁藜的诗歌创作也受到注意。王丽娟的《舒婷诗歌的理想主义精神内涵与诗意表现》（《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6期）指出，“舒婷作为朦胧诗派的代表作家，其诗歌以其女性独特的视角呈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向度，散发出与众不同的特质和魅力”。论文就舒婷诗歌文本传达出来的自我觉醒意识、悲悯情怀、质疑精神、期待意义、情感取向、意象撷取和意境营造等方面，探寻了舒婷诗歌的理想主义精神内涵和诗意表现。作者认为，“舒婷诗歌始终在追寻一种内在的精神、丰富健全的内心需求和自由现代的人格探寻，以性别意识鲜明的写作传达了女性的觉醒以及对妇女解放的强烈呼唤与期待，对传统基于消解和否定，对约定俗成的价值的质疑，对女性的生命本真的激情呼唤，对男权主义的否定，对男性话语霸权的对抗，她的幽怨的情感抒发、忧伤而诗意的意象撷取、唯美的语言魅力散发着理想主义的诗意表达，她的诗歌文本传达的是‘真诚的苦恋’，使读者在真、善、美的三重维度下徜徉，心弦一次次悸动，漫步在有硬度的审美忧伤情怀中，更从本质上以理想主义情怀为女性诗歌进人20世纪提供了先导”。张翠云、杨少君的《宗教情怀与赤子之情——评舒婷的朦胧诗》（《殷都学刊》2014年第3期）指出，“舒婷的诗朦胧而不晦涩，深刻却不消极，擅于采用象征、意象等艺术手法诠释复杂情感，揭示生命真谛。同是表达奉献，《在诗歌的十字架上》充满了浓郁的基督情结，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却饱含着醇厚的赤子之情”。论文认为，“作为童年即被基督教文化濡染的教徒，诗人的宗教情怀是浓郁浑厚的，对于基督教的热爱和奉献忠实而真切，充满了孩童般的痴情和虔诚。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搁笔和冷静深刻的审视反思之后，历史和时代因素对诗人的影响超越了家庭和宗教的熏染，诗人对于历史使命的认识变得更加清醒更加理智，由生命的奉献化作了行动的担当。无论从诗歌本身还是精神层面感情更趋饱满坚实，彰显出朦胧诗特有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基督教的熏陶赋予了诗人博爱和宽容，而对祖国的感恩和依恋则教给诗人奉献与担当，两种情结互相渗透交融，凝结成独特的意境、不朽的篇章”。赵树勤、陈超的《舒婷与泰戈尔爱情诗创作比较》（《湖湘论坛》2014年第5期）包括“从‘爱者之贻’到‘爱的双桅船’”、“抒情方式的转化与音韵格律的变奏”两个方面，从比较角度论述中印两位著名作家的诗歌创作，研究方法可取。作者指出，舒婷的创作深受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的影响。“两位作家的爱情诗创作表现出某些相通性：歌颂自由恋爱，批判封建礼教对世俗爱情的束缚。在艺术表达上，舒婷继承了泰戈尔诗作独白式抒情方式与对音韵和谐的追求，并形成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风格”。“舒婷对泰戈尔的接受是创作性的，她发展了泰戈尔作品中对女性的歌颂，并迈出了更远的一步，强调男女双方在恋爱中的独立平等的关系。诗人对传统女性角色定位提出质疑，呼吁建立新的现代爱情观。《双桅船》和《致橡树》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泰戈尔与舒婷的爱情诗直叩爱的真谛，影响了一代代读者。从泰戈尔到舒婷，我们看到了歌颂自由爱情的传承，对封建陋习的反思和批判，推动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舒婷承续了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进一步为现代女性突破传统束缚，指点了方向。她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唤醒了流放已久的爱情诗歌的回归”。“泰戈尔与舒婷的爱情诗都呈现出浪漫主义文学的品格。泰戈尔被称为‘孟加拉文学中的雪莱’，舒婷的诗风美丽而忧伤。……受浪漫主义文学影响，泰戈尔和舒婷的诗歌创作呈现出明显的情感性，偏重于表现主观理想，自由抒发个人感情，在抒情方式上有明显的独白特色”。此外，张芳的《浅谈舒婷朦胧诗的语言美》（《华北电业》2014年第6期）从“奇异的诗句增强震慑力”、“口语化的诗句表现张力和诗情”、“腾跳跌宕的诗句开阔内涵”三个方面阐述了舒婷朦胧诗的语言美。王蒙的《浅析舒婷〈致橡树〉》（《新西部（理论版）》2014年第33期）从诗歌意象阐述舒婷《致橡树》的爱情观，论述欠缺新意。涂文晖的《在自然中印染自己的色彩——论闽籍诗人蔡其矫的大自然抒写》（《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指出，蔡其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大自然写作的风貌也有所不同，它们打上了时代和诗人个人心灵的烙印”。作者将蔡其矫的大自然抒写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这时期，“诗人加入了时代的主旋律，通过对祖国美丽山水的赞颂来表达对新生的人民政权的热爱，并且缅怀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洒下热血的战斗英雄，这种情绪在新中国初期的文坛上是普遍存在的，蔡其矫只是其中的一分子”。第二个时期为20世纪60年代初至1976年。这一时期，蔡其矫处于生活中最黑暗的年代，却迎来了创作上的高峰。诗人笔下的大自然具有了更丰富的象征意味，“它寄寓了诗人对黑暗现实的控诉，显露了逆境中的诗人一颗痛苦但不屈的灵魂，诗歌的情感既苦涩而又悲壮”。第三个时期为1977年至2007年诗人去世之前。这时期诗人带来全新的创作成果——生态诗，它是诗人第三阶段大自然写作的最大特色。在诗歌中，诗人展现了人类的掠夺带给大自然的触目惊心的伤痕。为此，诗人痛心疾首，笔锋直指人类的愚昧无知、目光短浅；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他秉持的是古人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希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总之，“他的大自然抒写，既继承了古诗的优良传统，又将古人的出世思想变为现代人的入世思想。他后期的生态诗作，尤其显示了诗人先于同时代人的生态平衡意识”。施晓宇的《“热爱祖国的多情歌手”杨骚》（《政协天地》2014年第1期）介绍了闽南籍作家杨骚生平的文学、文化活动，重温了现代文坛一位历经人生忧患的作家人生故事。刘家鸣的《丹心刚骨坚　哲思润诗篇——纪念鲁藜百年诞辰》（《文学与文化》2014年第3期）以七月派诗人鲁藜为研究对象。作者认为，鲁藜在反复锤炼的诗句里，“寄寓着对社会现实的感怀，凝结着对人生的名利荣辱与生死苦乐的颖悟，表达着对人情世态和社会风习的评判与思考，情感炽烈而爱憎分明，字里行间闪烁着思想的火花。他的哲理诗明白晓畅……并非生硬的说理，而是汲取和继承了古典诗歌五言、七言绝句的艺术传统，语言精粹而意蕴深沉，可让人吟味回思，足能引领读者在审美享受中去思索人生”。“鲁藜的诗歌创作，跨越新旧社会两种时代，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在真情抒写自我生命旅程和现实生活的感悟中，折射出复杂变动的时代风云，极具典型性地表达了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情感波涛和心灵回声”。

台湾诗歌研究中，博士生林豪的《跨境与交流：两岸“之台湾（大陆）”古典诗研究（1895—1937）》（《理论月刊》2014年第10期）和《赖绍尧和傅锡祺“之大陆”诗中的悲剧色彩》（《闽台文化研究》2014年第1期）研究对象较为特别，两文可以对照阅读。前文对1895年至1937年间，一些穿梭于两岸之间的传统文人所留下的“之台湾”和“之大陆”命名的诗歌作品，进行归类、论述。作者指出，此类诗歌大体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大陆旅台文人在台期间的诗作，也包括一些内渡文人以“之台湾”为题首写的诗作。另一类是台湾传统文人创作的以“之大陆”为题首的诗作。这两类诗歌记载了日据下台湾人民殖民地生活的苦难，呈现了两岸历史文化交流的面貌，承载了知识分子深厚的民族情感。后文认为，赖绍尧“之大陆”诗中道家意象和傅锡祺《送少候同社之大陆》为代表的送别诗，“共同体现了日据时代台湾文人生活的悲剧色彩”，折射了时代悲剧赋予知识分子的个人悲剧。这类诗歌的存在，证实了日据时期依然存在的两岸之间跨地域文化交流和互动，也深刻蕴涵了两岸传统文人共有的“乙未割台”后的历史和民族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