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地方史研究与文献整理的优化方案

泉州市博物馆《南安市丰州桃源南朝墓清理简报》（《福建文博》2014年第4期，第39～42页）一文说明，2013年1月，南安市丰州镇桃源村发现一座古墓葬，泉州市博物馆考古人员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清理，证实是一座南朝墓。该墓葬共出土15件南朝时期青瓷器，为研究闽南历史提供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付金柱《陈炯明互助进化论思想探析——〈闽星〉时期的考察》（《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1期，第47～51页）指出陈炯明的政治思想在闽南护法时期由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转变为互助进化论，即以全人类社会主义的进化观为基础，以“不为罪恶的奴隶”的人格观以及生活与生趣兼备的人格养成路径为辅翼，以“金刚性”的暴力革命为手段。王振忠《闽南贸易背景下的民间日用书——〈指南尺牍生理要诀〉研究》（《安徽史学》2014年第5期，第5～12页）指出，《指南尺牍生理要诀》是近代福建泉州人丁拱辰总结闽南社会生活经验所编纂的民间日用生活类书，向民众传授养身赡家的应世技巧，反映了闽南社会流动频繁、高移民输出地区的日用常行和商贩流俗。党督《林献堂：台湾日据时期民族运动的先锋》（《湖北档案》2014年第8期）叙述了福建省漳州府平和县籍台湾民主人士雾峰林氏林献堂以改良主义思想倡导台湾民主民族运动的历程，认为他是台湾日据时期民族运动的先驱。潘淑贞《清代以来闽南宗族与乡村治理的变迁——以南安大庭戴氏为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30～136页]一文通过南安大庭戴氏宗族组织功能变迁这一个案来反映闽南宗族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清代前期，闽南地区的宗族势力比较强大，由乡绅为代表的族长或族正行使管理乡村的权限。清末，由于国内环境的变化，尽管还是由族长管理乡村事务，但海外具有经济实力的族人也成为乡村管理的辅助力量。进入民国，经济实力雄厚的海外族人对家乡宗族影响力剧增，有的返乡后则直接进入宗族管理权力中心参与管理乡村事务。改革开放以来，海外族人利用其已取得的经济成就参与乡村基础建设，促成了宗族活动的恢复，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直接参与者。这种宗族参与乡村治理的变迁，反映了国家政权对基层管理能力的变化。曾龙生《清代闽南客家人的风水之争——以平和县九峰曾、杨两族的墓地风水之争为例》（《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17～21页）一文指出，清代闽南客家地区九峰的曾、杨两族，围绕一处墓地风水展开了多次争夺，这种争夺是风水之争，也是宗族生存空间之争，更是祖先祭祀和宗族建构的仪式空间之争。林昌丈《水利、神祇与村落——以福建诏安客家陂头村为例》（《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12～16页）以客家村落钟姓陂头村的例子，清晰地展现出处于特定地域中的某一村落，在形成过程中不仅是自身人户繁衍的结果，同时在与其他人群的资源争夺、公私利益的交锋中，进一步明确自身与他人的界限与归属。钟姓在自我认同上，追钟馗为祖先，建构自身的地方归属，也是与汉人群体相异的一点。黄海德《苏廷玉与〈重建泉州元妙观记〉》（《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8～14页）认为苏廷玉晚年退隐泉州时所撰《重建泉州元妙观记》，于创建年代与沿革、重建缘由与经过、重修规模与宗旨、神灵信仰与宫庙交往，以及撰写碑文之经历与年代皆有翔实记载，对于泉州元妙观之衍变、闽南道教之历史乃至民俗文化等方面的研究皆具有重要之史料价値，应予引起学术界之重视和研究。吴承祖《郑成功“使唆黑鬼放熕”》（《闽台文化研究》2014年第1期，第108～115页）一文指出，闽南人民为了表达对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丰功伟业之特殊感情，以此为依据，创造出了“使唆黑鬼放熕”的俗语与传说故事。同时，这一发展历程，对现今口述史学的重新崛起或有些许借鉴作用。

清代沈储撰《舌击编》（吴辉煌校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共分五卷，卷一收录咸丰三年六月至十一月间，泉州分局剿办闽南小刀会的来往文移二十一篇；卷二、三、四三卷及收录咸丰三年十一月至咸丰五年六月，泉州府剿办林俊红钱会起义的来往文移六十四篇。卷五收录咸丰七年间，代司徒观察所拟禀牍，并录代晋江某令及李勋伯、陈庆镛作禀贴、书信三十八篇。(www.xing528.com)

沈秀琼《闽南地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方略》（《兰台世界》2014年）指出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通过向社会征集文献、接受赠书、购买、影印复印、馆际交换等途径搜集闽南地方文献，通过分类互见标引及主题标引等加工手段，提高文献利用率，并建立专题特色地方文献数据库，以实现资源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