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闽南文化研究专题论文探析

1.郭维茹：《闽南语“得”字的语法功能及其历史来源》，《东吴中文学报》2014年第5期，第215～236页。

本文以明清闽南语戏文及现代闽南口语材料为取材范围，全面考察闽南语“得”一词的用法。主要着眼于“得”所出现的各类句式，进而分析其句法功能。

“得”除了作为句中的主要动词，表“获得”义之外，又可出现于动词前及动词后两个句法位置。居于动词后的“得”，或为表“完成”的动相补语；或作能性补语，表示动力情态。位居动词前的“得”，均充当情态动词，带谓词性宾语。其表现的情态义大抵亦是动力情态（包括条件情态），不过某些例句显示动词前的“得”已过渡至认识情态范畴。此外，“得”还有与副词复合为双音词之例，涉及词汇化及语法化的过程。另有“得人惜”、“得人惊”表致使的用法也历经句法上的重新分析。综观明清材料所呈现“得”的诸多构式，有一些在现代几已不用，其原因可能与它们是借自官话系统，相对较为文言的表达方式有关。

2.邱力璟；连金发：Nominal Structure in“Li Zhi Ji”《荔枝记》（Wanli万历Edition）（《汉语荔枝记（万历本《荔镜记》）中的名词组结构》），《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2014年第7期，第81～118页。

荔镜记（Li4 Jing4 Ji4）乃是闽南语最早的戏曲口语文本。本文采用《荔枝记Li Zhi Ji》（万历版本）语料库的语料，探讨名词以及指示词组（DPs）的结构。汉语指示词组内部的功能词丰富，包括指示词（DEM）、数词（Num）、量词（CL），名词组也可以是光杆名词（NP）。首先，我们根据功能词的有无归纳了三类共存组合，分别为：（a）X1类（[＋DEM][＋CL]）（b）X2类（[＋DEM][－CL]），（c）Y类（[－DEM]）来作量化分析。我们也发现指示词组的某些与现代汉语不同的特殊格式，例如“指示词＋名词”以及“数词＋名词”都是出现在《荔枝记》的格式，而在可能的格式当中，也显示与汉语不尽相同的结构分析。

3.连金发，《明末清初戏文中闽南语指示词＋样式类别词/计量词构式的演变：从指示词到程度加强副词》，（《语言暨语言学》）2014年第7期，第495～512页。

探讨明末清初闽南语戏文中近指远指指示词＋样式词/计量词构式。Hur“许”/tsi“只”和iunn“样”形成独特的构式，反映一系列的句法、语义、音韵、语用的特征。合音词hiunn“向”、tsiunn“障”一旦产生，原有的样式义就会淡化掉，消失的样式义由新起样式词puann“般”、sinn“生”、ni“年”填补，新起的语式hiunn puann“向般”/sinn“生”/ni“年”或tsiunn puann“障般”/sinn“生”/ni“年”反映叶氏循环现象。这里合音词造成如下的演变，指示词＋样式类别词变成程度加强词，用来修饰程度形容词，或蜕变成具有篇章功能的照应词，另一个合音词tsuah“拙”由tsi“只”和ua“伙”（“一些”）合音而成。“拙”的数量义淡化之后，就可转为程度加强词，这又是叶氏循环的一例。本文末尾指出，指示词＋样式词/计量词的构式也反映时代层次和次方言变异现象。

4.连金发，《台湾闽南语情态词“通”的语义句法属性：存在、否定、情态、语气的互动》，《语言暨语言学》2014年第7期，第601～612页。

本文针对带情态词“通”六类构式的用法做精要的分析。A构式中存有的辖域高于或大于情态词，表示事物的实存，但行为却是虚指，表示客观情况下所允许的从事某种行为的可能性。此构式的否定自然是事物的全然不存在。B构式中“通”紧跟在“有/无”之后也表示客观情况下的行为的可能性，“通”可出现于根句或非根句的不定式中，但否定的“无通”还发展出程度性语义。C构式“通”用于引领表示目的补语子句中，后头还可带“来/去/好/卜”，形成叠置的复合功能词。D构式中“通”出现在否定词“毋”的辖域下表示支配者（说话者）禁止受支配者（听话者）从事某种行动，在这种祈使句中“”通起关键性的中介作用。E构式中“通”出现在疑问词“那/呔”的辖域下，常表示反诘的用法，从高于“通”的阶层位置来看，表反诘的疑问词“那/呔”可能座落于CP的限定语中。F构式中“通”出现于条件式里的附属子句或主要子句中，和条件语气产生互动关系。总之，“通”出现在六种构式和不同的阶层位置中，反映出存在、否定、情态、语气之间的互动关系。

5.洪淑昭：《传统节庆米食的象征——由高雄岁时仪俗看闽南群“粿”的表征意义》，《高雄文献》2014年第8期，第31～62页。

本研究归纳出，高雄市闽南族群对于节庆米食的“粿”，在岁时节令以及生命礼俗中运用的情况，并以不同种类的“粿”从外观形状的比较、味道的区隔、完整与否的原则、世俗与神圣性的概念，进行意义的讨论，藉此了解高雄地区的闽南族群在“粿”的运用上，所呈现出来的：自我层面、人与人关系层面以及人与神灵关系层面的共识以及集体认知。

6.蔡明贤：《解严前后台湾母语运动的发起》，《中兴史学》2014年第8期，第33～68页。

国民党政府曾进行多年的“国语运动”，对台湾本土母语产生极大伤害。在本土化运动开后后，台湾相关人士纷纷公开批判“国语运动”，也进行许多母语教育方案的讨论，奠定日后母语教育的基础。1980年代中期以来，电影创作者也突破当局禁忌，尝试以多元语言的剧情安排，用写实风格展现台湾多元语言现象，大量闽南语对白的“八点档”连续剧也开始播出，受到大众欢迎；台湾方言文学开始受到作家重视，各种社团纷纷成立。然而台湾省议会与“立法院”不断出现语言冲突，不仅表现在“国语”与闽南语之冲突，亦反映在本省族群中的客家语与闽南语上，省议会不仅充分讨论关于开放客语节目一案，也提案要求建立多元开放的语言政策。另一方面，1985年，“教育部”再度恢复“国语推行委员会”，拟定严苛的“语文法”草案，再度主张公开场合只能使用“国语”，引起各界震撼。1980年代后期，客家族群追求语言平等的行动最为积极。1988年12月28日，由“客家权益促进会”发起的“还我母语”运动万人大游行，抗议当局歧视客家话，其诉求为“全面开放客家话电视节目，修改‘广电法’对方言限制条款，建立多元开放的语言政策”，对母语运动发展卓具贡献。

7.林香薇：《海峡两岸闽南语歌仔册的汉字比较》，《台湾文学研究集刊》2014年第8期，第1～32页。

本文归纳分析两岸歌仔册在汉字选用方面的差异，不论是汉字形体、汉字类型、形音义关系或虚词的汉字运用，它变化的规律或原则正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从形体选用的变化来看，大陆歌仔册偏向使用异体、简体字，台湾歌仔册偏向繁体、正体字，但其间仍有许多变化。这与歌仔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两岸的出版状况及对民间文学的重视程度有关。其次，就形体构造的具体变化来看，以“简省或更换构字部件”的例子最多，“符号替代”及“行书和草书变楷书化”的例子较少。而两岸汉字类型的变化，以本字变假借字及假借字变本字，出现频率较高。最后在汉字形音义关系上，大陆歌仔册的用字在音字关系上较单纯、明确，台湾早期的用字在音字关系上较复杂、较混乱，后期的音字关系才渐趋一致。(www.xing528.com)

8.廖经庭：《闽南眼中的客家——读《〈旗山地区史：闽客族群溪洲争地械斗轶史〉》，《全国新书信息月刊》2014年第9期，第24～28页。

解严以后，台湾社会更加多元化，各大专院校纷纷成立族群相关研究所，而“族群研究”也逐渐成为台湾学术界的显学。若从历史学的视角而言，“族群史”与过去传统的“政治史”不同，“族群史”乃根植于庶民社会，强调各族群在日常生活的互动，因此“族群史”的研究材料通常不存于档案馆，根基于庶民社会的口述历史才是丰富的材料来源。《旗山地区史：闽客族群溪洲争地械斗轶史》一书作者刘己玄先生是南部资深记者，曾任《台湾新闻报》采访组长，拥有丰富的新闻采访经验，对于庶民口述材料的掌握非常娴熟。这次刘己玄先生以高雄市旗山区溪洲一带居民的口述历史为材料，勾勒出旗山溪洲的历史记忆，完成了该书，让读者得以了解台湾南部闽客族群过往的互动情形。族群“和谐”并不只是口号，更应化作具体行动，本书仅勾勒了旗山区溪洲地区的闽客族群争地械斗轶事，旗山区溪洲地区的闽客族群争地械斗事件虽早已落幕，但时至今日，当地的闽客族群如何看待彼此？又如何进行族群往来与互动？研究者应该可以透过更细致的生活互动，来理解当地闽客族群的族群意象、通婚情形与购物范围等情形。

9.陈书毅：《里院：一个闽南合院的改建设计与操作》，《台湾建筑学会会刊杂志》2014年第10期，第67～71页。

众多闽南传统合院建筑群当是金门聚落风貌中重要的文化资产。目前其保存工作是运用保存区的建筑管制手段，虽要求新的单体建筑外观上呼应聚落风貌外，但仍欠缺针对整体聚落地景保存的细部计划的拟定与更新，旧合院建筑个体内适居性的规范性之设计讨论。相较于向城区集中的贩厝、集村农舍、高容积住宅等，均拥有较便利的住屋格局和现代设备。因此，金门的闽南传统合院经常视为落后的象征。“里院”除了是笔者对理想生活诠释，以及对于传统民居的一项现代化实际试验。与古迹、历史建筑等强调原貌保存的文化资产不同之处是，真实的民居应该随着生活形态改变，而有形式上的修正，才是真正的文化思考跟累积。现今民居的修整定位上虽然做到了工法的改良，提升了结构强度、大量增设现代设备，但是对生活的舒适度并未有全盘仔细的考虑。当代，就是展现这一代人在思索的事情，把现代生活模式和传统民居空间做适当的融合，让老的特质能被看见，使年轻一代的金门人可以提高其居住之意愿，传统建筑的生命就能延续。

10.王鹏龙：《〈思食病子歌〉与民俗变迁之探讨》，《古典文献与民俗艺术集刊》2014年第10期，第197～213页。

传统歌谣是先民经验累积而成，为传承观念编排成浅显易懂、容易记诵且朗朗上口的内容，以达到广为流传目的。《思食病子歌》所传达的内涵以当令食材调养孕妇的养生观念为主，《思食病子歌》中采用农历月令特征，利于民众记忆，且配合产前及产后的各项事宜，以凸显孕妇调养的重要，同时了解当时社会对生育后代的重视。透过《思食病子歌》版本的比对，可获得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族群所重视的食材，再由食材调整结果，可发现族群融合的情况，清领着重漳泉，日据融入平埔，光复后加入客家。此外，在歌谣的对照中，亦可发现政治力量对民俗变迁的影响，如红曲酒因专卖制度实施，导致廉价米酒取代红曲酒的运用，造成孕妇养生方式的改变。传统歌谣是先民生活智能结晶，将相同歌谣内容进行对比，可以明确掌握到时代的脉动与变化。

11.郑萦：《日常叙事中台湾闽南语短时义时段词的用法》，《台湾学志》2014年第10期，第27～59页。

短时义的时段词指在时间历程中占据的短暂段落，闽南语中使用的词语包括“一下（仔）”、“一时（仔）”、“一困（仔）”、“一目nih（仔）”等，构词形式以“一X（仔）”为主。本文以语料库为本，探讨日常叙事中这些词的语义及语法特点。研究结果显示，短时义时段词“一X（仔）”因其来源不同，句法分布与语义发展有所不同；“一X”与“一X仔”之间，不单纯是小称词尾（仔）的有无，用法上有分工的趋势，如“一下（仔）”在并列复句的构式有“VP＋一下，VP＋一下”与“一下仔＋VP，一下仔＋VP”的不同。另外，这些词在进一步词汇化（“做＋一X（仔）”、“一X（仔）＋久”）的过程中，会因其来源不同，而有所限制。

12.李香莲：《台湾闽南语辞书之色彩词研究》，《艺术研究学报》2014年第1期，第43～54页。

本文探讨台湾闽南语辞书中色彩词之表现，分析样本总计有11本辞书。研究结果可分为“描述色相之色彩词”、“描述不同类别之用词”、“描述迭词之用词”三种类型，依序为：（1）“描述色相之色彩词”类型，是以惯用色名为多，总计有3041句。（2）“描述不同类别之用词”，可区分为17种分类，“乌”字群数最高（345句），“金”字根最少（72句）；字群数以“动植物”为最多（298句），“交通娱乐”（15句）。总计为1517句。（3）“描述叠词之用词”数量以“鸟”最高，叠词形式计有ABAB、ABB、AAB、AA、AAA等用法来传达色彩意象。此研究发现可提供色彩文化研究之参考。

13.马海燕：《闽南观音信仰发展略论》，《国文天地》2014年第11期，第28～32页。

闽南观音信仰的发展与中国观音信仰的发展既有联系也有差别，一方面，它与全国佛教观音信仰的发展趋向大致相同，由早期的大悲观音、净土观音等各系观音信仰多元化而趋向于明清以来净土观音信仰的独盛，加之闽南地区观音信仰传入时间早，观音灵感事迹多，在僧俗两界形成了前往观音道场朝圣的强烈需求，不同时期闽南信众朝圣的观音道场也大不相同；另一方面，闽南的观音信仰有其鲜明的特点，即充分的民俗化，敢于与正统佛教观音信仰分庭抗礼，观音佛祖的信仰、泗州佛信仰及安海龙山寺作为众多观音佛祖道场的圣地即是典型。此外，泗州佛信仰进入闽南之后，由佛教原先的观音化身信仰再变而为当地忠义先贤神信仰。此种易地嬗变，足以引发学者对以往佛教中国化问题进行再思考。现当代佛教弘化手段的多元化及自觉的正信化发展趋向对闽南观音信仰的影响也日益凸显，应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14.李文良：《清代台湾的“港户”及其水域权利——以台江内海新湾二港为例》，《台大历史学报》2014年第12期。

清代台湾史研究长期以来偏重陆地的农垦活动、行政统治和族群关系，相对忽略在绵长的沿海与广大内海水域从事渔、盐业活动的人群及其历史。而创立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时代，后经一定程度的改造与转换，而持续被明郑及清朝继承的“贌港制度”，即为明显案例。本文以位处台江内海东北侧、在明郑及清代缴纳港饷的“新港并目加溜湾港”为个案，具体分析“港户”的水域权利，在清朝统治政策、社会发展以及自然环境变化交互影响下的演变发展。本文将具体说明，清政府统治初期，将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依竞标制度出贌的渔场定额化，导致当时承揽港饷者得以“港户”之名，长期控制水域。但因清朝官府改革税收政策的着眼点仅在于税额的定额化，而不是制定一套完整的水域经营管理制度，因此港户究竟拥有怎样的水域权利，并没有在港饷定额化的同时清楚划定，而是在后来一再面临官府的治理政策、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以及自然环境变动等因素，不断地调整而厘清，才逐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