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科学与鬼神共存的理念

闽南人冒险拼搏和求新求变的性格，以及重视文化教育的社会传统，又使得他们有着更为宽阔的胸怀来接受和包容新的文化元素，其中包括来自海外的文化元素。唐宋元时期，由于海外贸易的进步，福建沿海吸引了众多的中东阿拉伯人前来经商谋生，福建人从来就不曾排斥过，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最终成为闽南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18]

明代中后期以来，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一部分传教士带来了西方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福建由于地理之便，自然而然成为西方先进科学传入中国的首经之地。明代中后期，欧洲耶稣会士东来交流西方科学技术，受到了以中国南方为主体的包括福建地区传统知识分子及士大夫的积极回应。其可贵之处，就在于当时的福建社会是以一种包容开放的心态来与西方的思想文化科技展开交流的。这种包容开放的接纳心态，即使是比较于中国的盛唐时期，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耶稣会士艾儒略在天启年间来到福建的时候，当地集结了几乎所有当时著名的士大夫与学者，与之展开了积极的对话讨论，从而成为明末福建的一宗文化盛事。类似的情景，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屈指难数，难能可贵。与此同时，以郑芝龙、郑成功为代表的福建海商集团，为了抵御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敢于打破中国传统的军事观念，大力引进和仿造西方的热兵器，增强海上舰队的战斗力，缩短了中国传统水师与掌握热兵器技术的西方军队的差距，并且屡屡打败荷兰、西班牙等东来舰队，维护了国家与沿海海商的海上权益。

到了近代，面对着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许多有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图强救亡，极力向西方学习并且引进先进的文化思想与科学技术。福建籍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更是走在了崇尚科学与民主的前列，为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科技革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是闽南籍的海外华侨群体，他们积极为家乡引进、培养和传播西方的先进科学与教育理念，身体力行，使得科学事业在闽南地域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辛亥革命期间，闽南与福建籍的海外华侨华人，更是成为孙中山革命的重要经济来源，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有着崇尚科学和求新求变的地域内，却又同时弥漫着对于鬼神崇拜的强烈气氛。闽南民间宗教信仰的杂乱无序，与古代闽越土著的信仰崇拜有一定的继承联系。古代闽中社会生产力低下，又远处边远偏僻之地，故土著闽越人有“信巫尚鬼”的习俗。当时的“越巫”颇闻名于中原地区，《史记》载西汉王朝中央盛称“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20]汉晋时期，北方汉民开始入迁闽中，闽中不少地方尚处于山高林深、瘴雾弥漫的原始状态。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和解释一些难以理解的自然、社会现象，人们在积极开发生产的同时亦不得不寄托、求告于神灵的护佑和指示。这样，闽越土著“信巫事鬼”的传统便被入迁的汉民部分地继承了下来。再加上北方汉民入闽以后的生存竞争以及宋元以后的冒险犯禁活动，使人们普遍产生了功利主义，即“有求必应”的宗教观念。于是就逐渐地形成了福建极为怪异的民间宗教信仰现象。

宋明以来，闽南区域的商品经济继续进步，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本来，社会经济的进步将有效地促进文化的进步，但是宋明以来闽南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却为民间的鬼神崇拜提供了更为良好的经济条件，闽南区域的民间宗教信仰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向，神灵鬼怪崇拜比比皆是，千奇百怪，荒诞不经。虽然如此，福建各地在修建这些荒诞不经的神灵寺庙时，却是不吝资财，极尽铺张，以至于宫庙林立。并且，庙会祭祀的场面招摇壮观，演戏宴饮杂陈并备。而由民间宗教信仰杂乱无序所引起的信风水、祈阴福、信巫不信医等恶习，都表现得十分突出。根据近人的研究，明清以来闽南的民间宗教信仰，大体可以分为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道教俗神崇拜、瘟神与王爷崇拜，以及画符念咒、卜告抽签、扶乩降神、跳神问亡、驱邪治病、祈风祝雨、斋醮普渡、迎神赛会等名目。[21]

就世界宗教发展史而言，宗教信仰的一般发展规律是从多神教发展到一神教，但在福建则不同，人们可以根据自已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功利的需求，随时随地创造出许许多多新的神灵，使鬼神的队伍越来越庞大，越来越繁杂。这其中既有闽越族及其他原始土著残存下来的鬼神崇拜，又有从中原传入的道教、佛教、民间信仰所崇拜的各种神灵，还有从邻省以及印度、阿拉伯国家、欧洲、日本等国家传入的各种神灵。同时，闽南区域及台湾区域土生土长的神灵数量也非常多，构成了十分庞杂混合的神鬼体系。中国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的民间宗教信仰可以与闽南区域相比拟的。闽南区域以及台湾区域，如今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甚至于世界经济最具有生命力的区域之一，但是这两个有着共同文化特征的闽南文化圈区域，却成了中国在民间宗教信仰方面最为繁盛和杂乱无章的区域。(www.xing528.com)

闽南民间宗教信仰的兴盛，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闽南民间基层乡族社会的组织形式和文化特征。民间宗教信仰的盛行，固然起到团结家族内部、乡族内部甚至民系内部的某些社会作用，但他们之间的割据性和排他性也十分明显。明清两代以至于现代，闽南各地因迎神赛会所引起的宗族械斗和民间纠纷屡屡发生，它进一步加深人民狭隘的家族乡土观念，不利于民间基层社会的稳定和协作。同时，庞杂而无休止的民间信仰活动，浪费了社会的大量资源。时至今日，福建的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盖庙拜神一呼百应，建校劝学则冷冷落落的可悲现象。台湾的许多乡族寺庙，往往成为地方势力推行政治意愿和控制地方社会的策划聚集场所。闽南文化的这种劣根性，必然对这一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以至社会的稳定，都将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

从文化形成史的角度来探讨闽南区域文化中的民间宗教信仰，我们显然不能把闽南及台湾杂乱无章的民间宗教信仰简单地看成一种社会现象而已。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讲到的，边陲文化变异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自卑心理与文化的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心理的重叠结合。唐宋以来，福建特别是闽南的士民，固然一方面孜孜不倦地从中华主流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吸取塑造自我的文化营养，从而使自己融入到中华文化的整体共同圈内；但是在另一方面，文化的自我表现心理又促使自己在不知不觉当中把有别于他人的文化成分显露张扬出来，尽管其中的有些文化成分是相当另类的。我们在探讨闽南及台湾的民间宗教信仰的时候，无疑应当通过这种社会现象的表象，而从文化特征上去寻求其存在的价值所在。

以上是我们对于闽南文化的基本情况所作出的一般性概说，正如前面所论述过的，福建特殊的地理环境，各个内部区域之间，也多有阻隔，从而形成了若干个相对而言有所差异的小民系，如兴化民系、客家民系、闽都福州民系、闽北民系等等，各自的文化表征或多或少有些不同，但是他们与闽南文化又有着相互依存及主体上的相似性。特别是台湾区域，曾经经历过荷兰、日本等外族的侵占，文化因素较为复杂，与外族文化联系的情况也不同，多少造成了与福建等大陆东南沿海地区之间在文化上呈现出了若干差异。因此，我们也可以把闽南文化作为福建其他民系和台湾地区文化的参照系。就台湾文化而言，尽管各历史时期外来文化对现今台湾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外来影响，但是从本质上讲，这种外来影响有限，其冲击不足以改变台湾文化的基本内核，台湾文化呈现的种种差异也不足以构成台湾文化的核心和主体部分。各历史时期台湾人民都保存了中华文化传统，台湾文化的内核和文化特质仍然属于闽南文化的范畴，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之上的民族意识成为闽南与台湾人民之间及台湾与大陆联系的精神纽带。

显而易见，闽南文化中包含的积极向上的因素是主流，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忽视了它的负面成分。文化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局限性，呈现出其较有永恒性的跨时空的功能。文化的传承及其弘扬，虽然也将受到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及社会等种种因素的干扰，但是其所承载的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却往往能够穿越政治、经济、社会等端正因素的干扰，沿着自己发展的应有轨道向前迈进。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来探讨闽南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时代必要性与紧迫性。

当然，我们在谈到文化传承的时候，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视文化的负面成分。闽南以及台湾区域文化也不例外，需要我们予以正视。例如宗族乡族观念是保持和加强大陆与台湾交流的无形纽带，宗族乡族组织在闽南及台湾地方事务中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它毕竟还有愚昧、落后的一面。每当其消极面恶性膨胀时，各势力经常为了局部的、小集团的荣誉、权益而大动干戈，形成危害地方社会经济的械斗。闽南和台湾人民的文化心理还包含着重义气、急相助的内容，崇尚义气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应该说这种文化心理在移民互助协作开发建设台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当族群义气受到家庭、乡族利益局限时，便有可能朝极端化的方向发展，暴露出消极的一面。我们需要清醒认识的是，闽南以及台湾区域文化中存在着某些负面的内容，毕竟只是闽南及台湾文化中的非主流因素。我们需要予以正视，更需要予以正确的引导。特别是我们对台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们，应该深入了解闽南以及台湾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其中负面的内容，因势利导。切不可高高在上，以一成不变的面孔，指责台湾当今政治与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奇异现象，其效果必然适得其反。而只有在充分理解闽南以及台湾文化的基本特质之后，才能对当今的台湾政治、经济与社会，做出合符区域文化实情的决策，从而推进海峡两岸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祖国的统一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