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人的求新求变与社会文化进步

闽南区域文化作为中华核心与边陲的文化变异的一种产物，它能够较好地吸收中华核心文化以及其他区域文化，甚至外来文化的精华成分来强化自身的文化特征。但在另一方面，地处边陲区域的某种自卑感，又往往滋生出某些不安于现状的复杂心态，从而衍生出某些超越传统规范约束的社会心理，特别是由边陲变异文化观念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固的区域本土认同感、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那种自我表现、自我欣赏的社会文化心态，都可能在一定程度养成对于传统与现实的叛逆反抗作风。这种叛逆反抗作风，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既可以成为大一统政治文化的某些障碍，同时又可能是突破传统束缚、催发新生事物的思想摇篮。

汉唐时期，福建远离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文化学术事业理所当然地落后于中原地区。

这种状况不能不给边陲地带的移民社会带来一定的自卑心理，由此而产生的直接后果是素以中原士族后裔相标榜的福建士民，十分珍惜自己的祖先从中原不断南迁带来了重视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把接受和推广儒家文化作为建构福建社会的首要任务。加上唐宋以来中国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致使福建地区的文化教育，经过汉晋、唐代的酝酿初创之后，到了宋代，已经迅速赶上中原的先进地区。尤其是闽南地区，在山多地少的福建堪称农业生产环境优良，与海外的经济文化联系密切，发展文化学术事业的条件比起福建的其他区域显得优越，儒家文化的教育和普及更是走在福建的前列。这一点从宋明清时期福建中进士及其在全国进士人数中所占的比例较高上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

但是福建毕竟偏隅于东南海滨，地方文化教育再怎么发展，也较难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学术的主流。不过福建山清水秀，其所孕育的灵俊人才与海洋文化所熏陶的进取性格，往往使福建的人才群体在中国人才的群星璀璨中脱颖而出，形成异军突起的局面。步中原之后的自卑心理一方面可以催人奋进，然而边陲文化的变异，又往往能够产生一定的自赏自傲的心态。这两极心态的交融作用，在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配合下，闽南区域文化中就会形成一种耻为人后的领风气之先的思想追求。(www.xing528.com)

唐代的福建处于初开发时期，虽然陆续有一批士子登进士第，但在全国取得突出地位的人物并不多。到了宋代，福建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突飞猛进，产生了一大批足以影响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应当指出的是，被后世尊奉为“中国理学之集大成者”的朱熹，其在世时是以清议的本色而屹立于闽中的。南宋时期，中央政府偏安于半壁江山，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学术，均弥漫于腐败昏庸之中，以朱熹为代表的一批福建学人，目击国家的衰败与世道的沉沦而痛心疾首。他们著书立说，批评朝政，很快引起了国内正义之士的注目与拥戴，而朱熹本人也成了一些当权者的眼中钉，被斥为“伪学”，屡屡遭到政治迫害。朱熹的学术思想虽然摆脱不了“托古改制”的老路，但是他那种敢于面对权贵，坚持自己的道德标准而与当权者相抗衡的性格，无疑是福建文化学术能够异军突起的精神支柱。至于朱熹生前历经磨难，身后却备受推崇，被明清统治者奉为理学正宗，支配中国思想界达六七百年之久，这是出于后世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与朱熹坚持“清议”的人文精神毫不相干。而朱熹本人对于闽南区域的过化及其学说对于闽南区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至今处处可见。宋明时期闽南区域涌现出来的一批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理学家和学者，无不与朱熹的影响紧密联系。

明清时期，福建籍人士进中央政要者不乏其人，这与其他省份的政治人物大同小异，本不足道。难能可贵的是，当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反抗传统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福建泉州的李贽。李贽出身于一个典型的汉回结合的商人家庭，从小在沿海浓厚的海商气氛中受到熏陶。作为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他敢于冲破当时传统网罗的束缚，卑孔叛圣，对传统儒家经典著作采取批判态度，重新评价历史人物，提倡童心，要求思想解放，这对于中国传统政治道德的“禁锢人心”是一个大胆的冲击，在严密思想封锁的历史长流中，迸发出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可是引人注意的是，李贽等人的这种新的人文思想，并不能在当时的时代里得到顺利的滋长，李贽本人被迫害致死。但是他的影响却在外国或在数百年后的祖国发挥进步作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先驱吉田松阴，自谓在生死观上颇得力于李贽《焚书》的启发，在日本民主革命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后至五四运动时期，吴虞等人也曾引用李贽的学说作为反传统斗争的思想武器。[18]这一切都说明了作为福建人的李贽，有着极为执著而深远的求新求变的人文性格。在明清易代之时，清兵南下几乎占领了整个中国，而出生于海商、海寇之家的郑成功，毅然弃儒从军，率领福建子弟兵称雄海上，与清王朝周旋达数十年之久，并且果断决策进兵台湾，驱逐荷兰殖民统治者，并把中国的文化传统传布于台湾岛。历史可以这样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明末清初的郑成功及其家族集团的收复台湾，很可能就没有祖国的宝岛台湾。不论是抗清，还是收复台湾、开发台湾，尤其是对于台湾宝岛文化教育的提倡和儒家文化的传播，郑成功及其部属的历史贡献都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闽南人求新求变的性格并不仅仅体现在朱熹、李贽这些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创造的高峰人物上，事实上它体现在民间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前所述闽南人勇于冒险犯禁，闽南人敢于拓殖于千里之外，宋明以来福建和台湾民间生业的多样化，等等，都从另一个角度同样反映了求新求变的人文性格。正因为如此，当中国试行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福建人很快就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这种求新求变的人文性格，是推进闽南社会与文化向前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