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冒险精神的兴起与现代影响

闽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移民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无序的移民迁徙，本身就充满着冒险的因素。一千多年来，无论是从中国北方不断地南迁入闽，还是跨越海峡，垦殖台湾，乃至移居东南亚及世界其他地方，闽南人的足迹所至，无不充满着危险和未知的结局。这就是闽南人的人文性格，它已经成为闽南人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固守家园，与土地结下不解之缘。但是，由于闽南社会的形成是与迁徙扩展紧密相连，因此在福建人特别是闽南人的社会心理中，安土重迁的观念相对不那么牢固，只要有利于拓展生产和生活的空间，搬迁移民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举动。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一直以农耕经济作为文明发展的经济基础，数千年来始终奉行“以农为本”的立国之道。而边陲地带的福建地区，农业环境相对恶劣，农耕经济所能为社会发展提供的资源比较有限。早期闽越族的土著先民，其生计就不是以农耕为主。汉唐以来，从北方中原等地迁移来的汉人，虽然把农耕传统移植到福建各地，致使福建各地的农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在另一方面，受到农业资源的限制，人们不得不在农业之外寻找更多的生业方式。闽南区域以其面对大海的便利，很早就形成了与海外通商的传统。随着宋代泉州各地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及大量阿拉伯人的来闽经商，闽南区域文化习尚中增添了许多新的因素。百姓商品意识较强，为商从贾的意愿比较强烈。一旦有了适宜的社会环境，闽南人可以在农业的困境中迅速崛起，从工商业的领域寻找到更好的生产和生活空间。

福建人多地少，素有“三山六海一分田”之说。明清以来，在福建本地的生产生活空间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显得日益狭窄的情况下，福建居民便毅然背井离乡，到新的地域去谋求发展。而闽南区域则以其面临大海的便利，居民向外搬迁移民的情景更为频繁，闽南人扩迁的足迹遍及国内外的许多区域，其中尤以南中国及东南亚地区为主要的扩迁方向。(www.xing528.com)

在明清时期私人海上贸易兴盛的吸引下，福建沿海居民又纷纷下海谋生，犯禁贾贩海内外。其具有的冒险开拓精神，还体现在“亦商亦盗”的具体行为上。如明代福建海商的兴起，便是因为与政府的禁海政策所不相容的福建沿海人民所固有的冒险反叛精神，促使他们走上“亦商亦盗”的道路。他们既是做买卖的商人，又是杀人越货的强盗，当海禁较为松驰或开放海禁时，他们往来贩鬻于东西洋之间和中国沿海各地，主要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是商人的身份；一旦禁海，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就不得不转商为盗，成为海寇。这种状况虽然有起有伏，但一直到清代后期以至现代也还时有所见，嘉庆年间震动数省的蔡牵之乱及近代福建沿海的大规模走私活动，都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例子。“亦商亦盗”的行为是福建人民富有冒险进取精神受到传统政治的压制而异化出来的一种畸形物。激烈的海盗行动，对于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无疑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里，这种过激的行为，为冲破传统政治的束缚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当15—16世纪西方殖民者东来，其本身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海盗性质，西方海盗的出现给中国沿海地区和海商的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而中国的政府对此几乎无能为力，以郑芝龙为首的福建海商力量，勇敢地拿起武器，采取武装贸易的方式，一方面继续维持与荷兰人的贸易关系，另一方面又对荷兰海盗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对抗。一直到17世纪上半叶，福建海商依然能够控制住东南海上的贸易权。可惜的是，福建海商的这种强悍而又进取的作风，得不到中国政府的正确扶持和引导，而是处于内外交攻的困难境地，终于到了清代中期以后，国际贸易的主导权日益丧失于西方殖民者的手中。然而福建海商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努力在逆境中寻求新的机遇。时至今日，闽南区域特别是泉州沿海一带，依然是中国市场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自唐宋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不少相当著名的地域性商人，但是大部分地域性商人集团都衰落了，明清时期名盛一时的“徽州商人”和“山西商人”，也在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中消失了，唯有闽南区域的海商集团，经历了千年的历史变迁和近现代的种种磨难之后，浴火重生，在当今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

正因为闽南人普遍具有某种冒险开拓的人文性格，所以到了现代，福建籍的华侨华人已经遍布世界各地。据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统计，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中国移民至少有2000万，其中90%以上侨居在东南亚。而在这数千万的华人华侨，大多数是来源于闽南地区。[17]从这些统计数字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闽南人勇于离乡离井、开拓异邦的冒险进取精神和漂泊坚韧的苦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