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的世界影响及其优势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思考，往往局限于“欧洲中心论”的格局之中。随着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多元化进程的加快，近年来，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都进一步认识到中华文明发展对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重要贡献。有一部分学者进而提出了“大中华文化圈”的概念。这些研究和思考，无疑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然而，许多学者也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相对内敛型的。从上古社会来考察，中华文明的对外交流，主要是通过西域的所谓“丝绸之路”和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唐宋以后，通西域的“丝绸之路”已经凋零，中华文明的对外窗口，就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之上。

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史可谓由来已久，但是在唐宋之前，一是以政府的“朝贡”贸易为主，二是其规模数量都比较有限。宋末元代，阿拉伯商人基本控制了世界大港泉州一带的对外贸易，闽南地区的海上贸易活动盛极一时。入明之后，东南沿海地带的海上走私贸易得到空前的发展，东南沿海的商人，逐渐把经营活动的范围转移到从内地组织货源而走私贩运到东西洋各地。商人的活动空间结构重心，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的市场，而是跨越出政治与国家行政的藩篱，寻求着跨地域的经营网络。到了明后期及清代，情景又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西方殖民势力已经在亚洲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商业贸易体制，亚洲的商业贸易格局已经突破了原有的亚洲本土的限制，逐渐纳入到国际商业贸易的大市场之中；另一方面，大量沿海居民迁移台湾宝岛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的迅速开发，不仅使得台湾成为中国市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使得台湾成为中国市场连接海外东南亚市场乃至西方市场的一个重要据点。在以上国内外经济贸易格局的变化之下，东南区域特别是福建沿海的商人们，也迅速地顺应着这一变化的趋势，把自身经营活动的空间，转移到以闽南海峡两岸间的商业贸易为核心，进而连接国内市场以至国际市场的海洋格局之上。[13]

从比较世界史的立场来观察，明初中国国力的鼎盛时期，正是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西方透露出资本主义的曙光，和明中叶以降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思潮的新旧交替的冲动几乎同时。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步步推进，早期殖民主义者也跨越大海，来到了亚洲及中国的沿海，试图打开中国的社会经济大门，谋取原始积累上的最大利润。差不多在同样的时期，伴随着明代中期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商人也开始萌动着突破传统经济格局和官方朝贡贸易的限制，犯禁走出国门，投身到海上贸易的浪潮之中。[14](www.xing528.com)

16世纪初叶，西方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相继东航，他们各以满剌加、吕宋为根据地，逐渐伸张势力于中国的沿海。这些欧洲人的东来，刺激了福建等东南沿海商人的海上贸易活动。于是嘉靖、万历时期，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冲破封建政府的重重阻碍，取代朝贡贸易而迅速兴起。福建等沿海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及东南亚各国，其中尤以日本、吕宋、暹罗、满剌加等地为当时转口贸易的重要据点。他们把内地的各种商品，其大宗者有生丝、丝织品、瓷器、白糖、果品、鹿皮以及各种日用珍玩等，运销海外，而换取大量白银以及胡椒、苏木、香料等回国出售。由于当时的欧洲商人已经染指于东南亚各国及我国沿海地区，因此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活动，实际上也是一场东西方争夺东南亚贸易权的竞争。中国的沿海商人，以积极进取应对的姿态，扩展势力于海外各地。据许多外国商人的记载，17世纪前后，中国的商船曾遍布于南海各地，从事各项贸易，执东西洋各国海上贸易的牛耳。嘉靖前后，福建等沿海经商者众多，且分布相当广大。嘉靖、万历年间，横行于东南沿海的海商海盗集团，福建商人占有重要部分。到了明代后期，以闽南人郑芝龙为首领的海商集团，更是成为中国海上力量的霸主。郑氏集团不仅掌握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大权，而且还敢于与荷兰、西班牙等西方殖民者抗衡，屡屡挫败他们的侵略，积续维持了一段时间。然而到了清代中期，政府采取了较为保守封闭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于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逐渐采取压制的态势。在这种保守封闭的政策之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受到了一定的阻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不断胜利和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欧洲中心论”的文化思维已经在西方社会牢固树立。欧洲一般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也逐渐失去了对于中华文化的那种平等的敬畏之心，延至近代，虽然说仍然有一小部分中外学人继续从事着中国文化经典的对外翻译介绍工作，但是在绝大部分西方人士的眼里，所谓的中华文化，只能是落后民族的低等文化。尽管他们的先哲，也许在不同的领域提及并且赞美过中国的儒家思想，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大概也没有多少人肯于承认他们的高度文明思想，跟远在东方的中国儒家文化有着什么样的瓜葛。时过境迁，从19世纪以后，中国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文化在世界文化整体格局中的影响力大大下降，其对外传播的作用日益衰微。

反观由沿海商民特别是福建、台湾等沿海商民迁移海外所传播过去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基层文化的这一途径，则相对的通畅一些。清代政府虽然采取了较为保守封闭的对外政策，但是对于海外贸易，一方面是相对宽容，另一方面也无法予以有效的禁止。在这种情景之下，沿海居民从事海外贸易和移民的活动一直被延续了下来。特别是在向海外移民方面，随着国际间交往的扩大和资本主义市场的网络化，其数量及所涉及的地域均比以往有所增长。到了近现代，中国东南沿海向外移民特别是福建、台湾人的移民足迹，已经深入到亚洲之外的欧洲和美洲各地，甚至于非洲。当清代以来中国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文化在世界文化整体格局中的影响力大大下降，其对外传播的作用日益衰微的艰难时刻，以福建、台湾等东南沿海商民为主体的海外移民所传播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基层文化，成了17—18世纪以来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途径，它在促使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上的重大贡献，是无论如何不能被长期忽视的。

我们今天探讨闽南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基本特征，闽南文化的开放性、辐射性、世界性，无疑是中国其他大多数区域文化所难于比拟的（当然，广东沿海的一些地区有着相类似的状况，而广东东部的潮州、汕头地区，其文化特征更多的是福建闽南文化的延伸，在早期的行政区划里，二者也往往混淆在一起）。从地理概念上说，所谓闽南区域，指的是现在的福建与台湾这两个行政区划里面。然而从文化影响力的角度说，闽南文化的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以上的区域。由于面临大海的自然特征与文化特征，使得闽南文化在长期的传承演变历程中，不断地向东南的海洋地带传播。不用说中国大陆的浙江温州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沿海等区域，深深受到闽南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带有变异型的闽南方言社会与乡族社会，即使是在东南亚地区以及海外的许多地区，闽南文化的广泛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因此，闽南文化既是地域性的，同时又带有一定的世界性的。这样饱含开放性、包容性，又勇于面对世界挑战的文化特征，才是我们今天所值得自豪的本质精神，应当予以继承发扬。在当今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之下，深入探索闽南文化的这一世界性特征，无疑尤其显得深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