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的二元结构优化方案

闽南区域文化乃至福建区域文化的形成，受到中原华夏文明的深刻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历史事实。闽南区域文化特征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自汉唐以来北方汉人大量迁移入闽之后，汉族文化逐渐取代土著民俗而占主导地位。宋代是福建社会经济得以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福建区域文化特征的形成和演化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条件下，福建社会经济在短时间内跻身于全国发达地区行列。特别是宋代闽学的兴起，对于福建文化以及民间的习俗风尚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经过唐宋时代的锤炼，作为一种具有某些独特性格的福建区域文化已经基本形成。元明时期，福建区域经历了海洋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强烈冲击。明代中后期，中国商品市场经济繁荣，士农工商的界限渐趋模糊，传统的农业经济更加掺杂，混合了多元的经济成分。与此同时，思想文化界酝酿着求新求变的思潮冲动，更是对于福建区域文化特征的走向成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宋元明清时期，是闽南区域文化形成与成熟定型的历史关键时期。明清以来，福建的居民不断向台湾迁移，在台湾岛内形成了与福建祖籍地保留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的乡族社会，福建的区域文化也随着移民的垦殖和繁衍，迅速在台湾岛内复制并扩散开来，到了清代中期，一个有着共同地域特征的“闽台文化圈”，最终形成了。

福建及闽南区域文化的形成与成熟定型虽然是伴随着中原文化在福建的传播而向前发展的，中华主流文化对于福建区域文化的形成与成熟定型有着主导性的影响力。中原华夏主流文化由北向南而向各个边陲地带传播的历史，造就了人们认知地地域文化的思维惯性与定式，即边陲等晚开发区域的文化是由中原华夏主流文化移植传承而成的。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原华夏主流文化南传的同时，原来生长于福建以及台湾区域的土著文化、外来的海洋文化等不同源流的文化，对于闽南区域文化的最终形成，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由于受到文化思维惯性及其定式的限制，这种土著文化、海洋文化的合力在以往的研究中被有意无意地低估了。人们过多地关注于北方中原士民对于南方区域开发的压倒性作用，中国南方原有土著对于南方区域的开发与贡献被大大忽视了。事实上，所谓核心与边陲的文化概念是相对性的，在中国大一统国家的边陲地带，各自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差异很大，文化渊源的多样化，因此各个边陲地带接受中原主流文化的程度以及其所形成的地域文化特征也将是各自不同、多姿多彩的。[7]

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华主流文化，其实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宏观性概念。中华的主流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潜移默化之中。先秦时期，是中华文化中“诸子百家”争相辉映、充满生机活力的年代，随着秦汉时期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确立，儒家文化逐渐成了这种政治体制“独崇”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文化的独尊地位为维护中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以及融合吸纳多民族的文化因素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唐宋以降，中国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日益朝着极权专制的方向迈进，因循守旧、虚伪逢迎、营私舞弊的官僚恶习，逐渐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风气。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严重变异。一方面，空谈高调的道德标准往往令人可望而不可及，而另一方面，迷信权势、唯利是图又成了许多士大夫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可以说，从宋代以后，虽然还有一部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力图坚守先秦儒家的道德规范，但是从整体上看，围绕着政治统治核心的中原主流文化，日益出现了空疏凝重与抱残守缺的异化倾向。

中原主流文化基本上是由北向南而向各个边陲地带传播的。相对而言，越是边陲地带，其所受到的中原主流文化影响就会越弱小一些。就福建的情景而言，福建地处东南一隅，东面朝海，西北面是武夷山脉，在古代交通工具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它把福建与浙江、江西以至北方中原各地天然地阻隔开来，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社会经济区域。这是造成福建区域文化特征与浙江、江西、广东等相邻区域有所差异的一个重要地理因素。而在福建内部，著名的河流闽江、九龙江、晋江、木兰溪等，都是发源于西北部山区而流向平原，是北方汉人入闽后定居繁衍的最主要栖居地。但是这些江溪与江溪之间，大多被山脉隔开，交通比较困难。这种以不同江溪流域所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小经济区域，把福建分隔成许多不同的小民系。这样的地理环境特征，自然使得福建区域有着“天高皇帝远”的潜在意识。[8]

远离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并不一定就可能造就独特变异的区域文化。事实上，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随着唐宋时期北方汉族移民文化的大量进入，福建社会一直把接受儒家正统文化作为社会文化建构的核心位置。中华儒家主流文化始终对于闽南区域文化的形成与成熟定型有着主导性的影响力。然而所不同的是，当宋明以来中原主流文化日益走向空疏保守的时候，福建特别是闽南区域的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边陲性的自然地理位置，以及面向海洋、勇于接纳外来文化的传统，都使福建与台湾这种边陲性的区域文化，较少或较缓受到中原地区主流文化历史变迁的影响和制约，从而在明清时期的闽南区域文化中，能够较多地体现儒家早期许多具有生命力的因素。甚至于许多中原古文化已在其发源地逐渐式微甚至湮没，而在闽南地区却被较完整地保存下来。这种文化变异的历程，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失求诸野”的意味了。(www.xing528.com)

在这样有所差异的历史变迁中，闽南区域文化就显现出一些与中原主流文化不同的独特表现形式。在文化思想方面，科举制度的羁绊及官僚体制的束缚，固然促使许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随波逐流，成为政治文化的殉葬品，但是也有一部分富有社会文化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其摒弃因循守旧、追求革新变化的思潮往往能够比中原地区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更能先声夺人；在社会行为方面，不尚空谈高调，脚踏实地，务实做事，努力进取，是民众的基本价值取向；追求效益，商品意识较强，对外来文化和民俗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这种情况又与中原内地人民的淳朴、守成和不轻易冒险的保守性格形成了一定的反差。

闽南区域文化作为中华核心与边陲的文化变异的一种产物，一定程度上大大补强中华整体文化的多样性。而在其自身结构上，它能够较好地吸收中华核心文化及其他区域文化甚至外来文化的精华成分，来强化自身的文化特征。这种潜移默化式的、带有一定文化变异意味的区域文化变迁历程，是闽南区域文化得以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适应新的时代需求的最本质的力量源泉。

透过对于闽南区域文化历史变迁以及其与中华核心主流文化的相互关系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对于闽南区域文化的本质作出这样的总结：闽南区域文化是一种二元结构的文化结合体。这种二元文化结合体既向往追寻中华的核心主流文化，又在某种程度上顽固地保持边陲文化的变异体态，既遵循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文化体制并积极为之作出贡献的同时，又不时地超越传统与现实的规范与约束；既有步人之后的自卑心理，又有强烈的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的意识；既力图在边陲区域传承和固守中华文化早期的核心价值观念，却又在潜移默化之中造就了诸如乡族组织、帮派仁义式的社会结构；既坚持慎终追远、以农为本的社会传统观念，又勇于犯难涉险，挑战与包容外来的文化碰撞。这种二元结构的文化结合体，可以把许多看似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人文因素有机地磨合和交错在一起。也许正是这种二元文化结合体，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闽南区域文化及其社会经济的持续生命力，从而使得闽南社会及其文化影响区域能够在坚守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同时，有所发扬，有所开拓。我们通过对于闽南二元结构文化结合体的研究，应该有助于对于中华文化演化史的宏观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