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的多源复合趋势

研究中华文明的学者，都十分重视和强调华夏中原文化对中华多民族国家形成与文明传播的核心贡献，这当然是有着比较坚实的历史依据的。然而，如果对中国南方边陲区域的文化形成及其演变历程，依然遵循这种单向性的文化移植思考，那么这种重视和强调就似乎显得过分了。事实上，在汉唐以前的中国上古时期，中华大地以及南方周边的区域，其华夏中原文明、南方百越文明，以及所谓南岛语族文明是同时并存的。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区域内，这三种文明甚至出现相互重叠交叉的现象。我们现在所说的闽南文化区域，正处在不同文明的重叠交叉范围之内。文化的主体是人，闽南文化是由祖祖辈辈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所创造、演进和传承的。而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的人民，则显然是一种多源的复合体。

上古时期的福建称“闽”，是土著越人的居住地。秦汉以前，闽中土著居民与中原的交往不多，土著民俗自成体系，史称他们傍水而居，习于水斗，善于用舟，盛行原始巫术。到了汉代，中原人士依然认为闽中及其居民为“方外之地，劗发纹身之民也”。汉晋至五代，中原汉人开始不断向东南沿海迁徙。随着汉人大批入闽，汉文化在闽中由北向南迅速传播，汉族的生产习俗、生活习俗、人生礼仪、岁时节庆、宗教信仰等民俗逐渐取代土著民俗而占主导地位。[1]同时，一些汉族与土著通婚，或土著为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自动转化为汉族，闽越族的一些习俗风尚及其人文特点也沉淀下来，成为福建区域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上古时期的台湾岛内同样繁衍生息着与闽越人同属于“南岛系民族”的原住民，这也是我们后来称之为“高山族”的台湾土著人。目前从考古学的调查研究所知，从距今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台湾开始就已经有人类居住，历经新石器时代、金属器及金石并用时代，长时间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时空分布不一致的史前文化单位。汉人可能早在唐末或唐宋之间便已进入澎湖开发拓殖，公元1620年代以后，荷兰、西班牙相继占领台湾，历经南明郑氏政权和清朝时期，以福建为主体的汉民大量移民，逐渐在台湾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并与原住的南岛系民族及高山族之间产生长期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关系。[2]闽南现有居民的绝大部分，在追溯先祖的时候，大多声称自己是来源于华夏的中原地区，其实这只是一种对于中华核心文化的向心追寻而已。从民族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福建和台湾等中国南方的居民来源是多方面的。即以最重要的北方来源而言，也并不是如一般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来源于河南中州，或来源于所谓的“河洛文化”，而是来源于中国的所有区域。[3]这些天南海北不同地域的人民，经历了不同时代的迁移，汇合于福建，成了福建与台湾现有居民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古代闽越人、台湾原住民对闽南现有汉民系统形成的重要性，古代闽越族人、台湾原住民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在现有福建汉民血缘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也是我们研究闽南民系及其文化时所不应忽视的。

闽南民系多源的复合，造就了福建地区众多的方言类别。各个民系在南迁定居于福建各地之后，由于各自所处的自然人文环境不同，又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当地土著即古代闽越族的一些语言特点，从而形成了各自的方言区域。甚至与其他少数民族的畲语、壮语、瑶语等，也都存在着一定的传承关系和相互渗透影响的关系。[4]语言是民族、民系最能表现自身特征的文化现象之一，而闽南地域方言更是联络、凝聚，以至于传播闽南区域文化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人文纽带。这也是闽南文化之所以向外流播的重要因素。

闽南民系的组成部分，还不仅仅只是北方移民与古代闽越族、台湾原住民这两种，复由于福建面临大海，自汉唐以来都是中国海上交通的重要地点，海外民族尤其是阿拉伯人的内移定居及其血缘在福建汉人中的流播，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海外民族尤其是阿拉伯人对于福建汉人民系的影响，又集中体现在与台湾关系最为密切的闽南区域之内。因此可以说，福建与台湾的民系血缘复合是多方面的，由此而造就的文化特征与人文性格，无疑是多源的复合体。

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学者们，往往把中国文化的模式分为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这两大类型，认为中国文化的南北之异大于东西之别的格局，时至今日并没有太大改变。这种概述，从整体的情景而言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闽南区域民系是一种多源的复合体，它的人文性格吸取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国家的多种文化成分，并经过闽南特定地域和社会的不断磨合、扬弃，以及历史时代的千锤百炼，最终形成一些兼备南北，糅合汉回越各族的人文性格特征。

虽然说闽南民系，是由上古时期的闽越人、台湾南岛系民族、来自北方中原的汉人，以及阿拉伯人等海外民族的多源因素所融合而成，但是由于从汉唐以来北方汉人的不断南迁，其数量毕竟在现有的闽南民系中占有绝大部分比例，更为重要的是，从汉唐以至宋代，北方南迁的汉民，给边陲地带的闽南区域带来先进的文化意识和生产方式，迅速促进福建地区的社会经济开发。尤其是唐末五代时期河南固始等地以王审知为代表的北方移民，在福建建立第一个地方性政权，对福建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福建的地域文化，基本上成为中国中原文化在边陲地带的复制品。福建地域文化中充满着对中原文化的崇拜与向心，源自黄河流域的中国传统文化，是福建文化以及明清以来台湾文化的核心结构。

在当今的闽南民间社会，人们在谈论自己家族的演变历史时，大都认同祖先源自于中原地区，特别是中原的光州固始县一带。光州固始成了闽南民间社会的一个家族溯源的永久性记号。岂止闽南，在华南的珠江三角洲一带，以及散布于南中国各地的“客家”民系，也都有其各自的家族从北方中原溯源的永久性记号，譬如珠玑巷、石壁村，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河洛，等等。现在东南地区的一些家族史研究，人们根据自家族谱的记载，可以非常自豪地对外声称自己的家族是中国最纯正的中原汉民族世家望族的嫡传血统。我们现在有些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学者，往往把当地家族变迁史的这一历程，作为本区域文化有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主要表征之一。再如关于中国南方地区方言的研究，长期形成的思维惯性模式是现存的南方方言，是北方中原正统语言的传承。绝大多数的研究者们几乎都是从现在的东南方言是从北方移植过来的这一前提作为出发点来研究这一问题的。其结果是不论是哪种方言，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全部是：我们的方言保存了最丰富的上古、中古时期中原的古音，中原古音在中原已经逐渐消失，我们的方言是中原古音的活化石，诸如此类。北方中原语言作为当时政治核心的语言，对于南方新开发区域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原先流传在南方各地的地方语言，是否也在现在的东南方言中被部分地传承了下来？(www.xing528.com)

闽南文化史研究中所出现类似于以上观点雷同、一厢情愿研究结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深受文化思维定式和文化情感投入两种因素的干扰。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和理解这一文化思维定式在中国南方文化史研究中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力呢？

如上所述，中国上古时期的南方地区，是众多少数民族散居的区域。而在其北方地区，则是社会经济与文化均呈现出先进的所谓“华夏文明”。先进的“华夏文明”对于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不可阻挡的。有关华夏文明及中国古代史的传统阐述，从总体上看，是以北方中原地区的历史发展为主要阐述脉络的，甚至可以表达为一种“北方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长期以来，我们及学界的大部分研究者一样，相信传统文献中有关南方社会、经济、文化乃至环境等方面的记载，藉以研究问题。但是在北宋中期以前，有关南方地区历史的记载，可以说主要出自北方士人或持华夏正统观念的南方士人之手，他们对南方地区的描述，主要是立基于华夏正统观念以及中原士人观念的。[6]

在这种“中原中心论”文化观念的支配下，宋以来，中国南方的士子及知识分子们在继承和补强中国正统的伦理文化规范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朱熹为代表的南方理学家群体对于中国后世的文化贡献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我们在阅读早期南方士子们求道为学的著述时，不难从中看出他们津津乐道于自己已经成为一名“正统文化者”的心态。而这种“正统文化者”，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演化成为一名亦步亦趋的北方文化中心标识的追随者。

“中原中心论”的文化影响力并不仅仅局限在南方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层面，它对于中国南方民间社会的演变以及民族关系的调适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刻影响。研究中国家族史的学者都注意到宋明以来中国的家族制度及其组织，南方地区普遍发达于北方地区。朱熹在重构宋以来中国家族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显然，如果说早先的中国南方民族历史文化是由北方中原人基于“中原中心论”而塑造出来的，那么其文化的影响所及，到了宋代以至明清，乃至于现在的许多南方汉民，在已经在其潜意识里根深蒂固地根植了自己是源于中原的文化认同。在这样的文化认同之下，“中原中心论”的南方家族史、民族史以及各种与此相关的历史文化命题，就由南方人自己创造出来了，而再也无需由北方中原人代劳了。

这种源于“中原中心论”的文化思维定式，渗透到中国南方社会史、民族史研究的各个主要的层面，包括语言、风俗、艺术、文学、宗教的许多领域，甚至于近年来刚刚兴起的民族基因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先入为主的思维惯性的影响。显然，这种文化思维惯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不同民族间文化相互影响力扩展，特别是北方文化对于闽南区域文化影响力扩展的必然趋势。

由文化崇拜、文化向心所形成的文化思维惯性，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于中国南方文化史以及闽南文化的本来面目的全面认识，但是它却能够始终引导一代又一代的闽南人，潜意识地坚持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的核心主流价值观，坚持对于中华民族与国家的认同，从而使得闽南文化虽然历经历史的曲折与磨练，都不能偏离于中华文化的整体结构之外。而闽南文化的多源复合，则可以更为包容地吸取多元的文化元素，促使闽南文化在遵循中华文化整体价值观的基础上，绽放出更加多姿多彩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