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万个为什么》遭到“大批判”的日子里，王国忠作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编受到多次批斗，而我作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也首当其冲，受到猛烈冲击。
单位里的造反派贴出了长长的大字报，贴满整整一墙，那标题便是：《十万零一个为什么——质问叶永烈》。这一大字报，把《十万个为什么》打成《燕山夜话》式的“反党大毒草”“在知识的幌子下贩卖反党黑货”，我被打成“小邓拓”“小吴晗”。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新来的造反派头头，一直喊我“小吴”——以为我姓“吴”，因为人称“小吴晗”嘛！
我遭到了突然抄家，其罪名就是写“大毒草”《十万个为什么》！
我记得，星期六的傍晚，我下班回家，远远就看见家门口上百个人围着看热闹。家门口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热闹的人，真弄得我抬不起头来。那时，我家对面就是茶馆，人来人往，都在议论着我这“大毒草”作者……
我还未走近，邻居的孩子就悄悄告诉我：“在抄你的家！”我疾步奔去，原来是厂里的“造反派”在那里抄，而我本人竟然不知道！
居委会主任要抄家者出示“抄家证明”，他们拿不出来，便吵了起来。抄家者蛮不讲理，强行抄家，邻居们出来拦阻，他们就与邻居们吵架。
当时，我的妻子也未下班，家中只有年老体弱的岳母抱着我出生才几个月的儿子。家里被翻得像垃圾箱似的，文稿、剪报集、照相册、信件都被抄走。所幸岳母指着阁楼上的一张床说那是她睡的，一部分放在她床下的文稿才算未被抄走——其中包括《小灵通漫游未来》书稿。
当邻居们问“造反派”为什么来抄家，得到的回答是：“叶永烈写反动文章！”
抄家者扬长而去之后，我心乱如麻。使我难以忘怀的是，隔壁的一位老工人来到我家，安慰我，劝我把眼光看得更远些……
抄家，对妻子的打击甚大，因为她的学生们就住在四周，消息很快传遍整个学校，而她仍然要去上课……
妻曾经写道：
我们那时才二十多岁，刚刚踏上社会不久，也逃不掉遭遇抄家的劫难。
那年我刚生下大儿子不久，才几个月，我母亲为了照顾我，也从温州来到上海。
记得那天我刚从学校下班回家，还未到家门口，我的一位学生就急急地跑来告诉我：“杨老师，不好了，造反派到你们家抄家了！”
我一听，真是晴天霹雳！心里又急又慌！(www.xing528.com)
于是我三步并作两脚地赶快往家里跑。一到家门口，只见围满了人，我推开人群，看到几个造反派在家里翻箱倒柜，把家里的照片、信件和烈写的文章、日记统统都抄走。
我母亲正抱着我的大儿子在旁边看着。造反派不放过家里的一切东西，见我回家时，他们仍然继续在抄，这时他们看见我妈妈睡的一张床，床底下有一只纸箱，他们也要拖出来抄。我妈妈忍无可忍就开始说话了，妈妈说：“这床是我睡的，这床底下的东西是我的，你们不应该也拿走吧！”
听妈妈这么一说，又见许多围在门口对他们进行指责的群众，这时造反派的头头只好不去翻那纸箱子。幸好，箱子里放着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原稿，就这样保住了！
令我感动的是，当我们家遭遇抄家时，我们的邻居几乎都在为我们说话，批评那些造反派。
我们当时的邻居大都是橡胶厂的工人，他们很有正义感，敢于讲话。平时他们待我们很好，知道我们俩年轻，许多事不懂，常常会帮助我们。他们看见这些人来抄我们的家，就责问他们说：“这两个年轻人，平时规规矩矩的，你们凭什么抄他们的家？”造反派说：“这个男主人写大毒草《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是他厂里的造反派。”有人就说：“《十万个为什么》有什么反动的？”造反派无言以对。还有的邻居问抄家者，“来抄家有没有凭证？”……
造反派走后不久，烈下班回来了，见家里被抄得一塌糊涂，我们全家心里都沉甸甸的，非常难过。天黑了，连晚饭都不愿意烧。这时邻居又来劝说我们，要我们不用害怕，不要难过，事情会慢慢解决的，他们还帮我们生好炉子，帮我们烧饭。邻居们的关怀，让我们受伤的心得到安慰。
后来，据说那些造反派回到厂里后，说他们抄了好多人家的家，但从未见到像叶永烈家的邻居那样使劲地维护叶永烈的。
抄家之后，对抄得的我的照片、信件与文稿进行了细细“审查”。我以为，大约又查出什么“大毒草”了。然而，令我奇怪的是，“审查”的重点竟是高士其给我的信以及一批俄文信件与照片。
那时，高士其被说成“黑帮”，所以“审查”高士其写给我的信件。可是，那些信件谈论的是创作问题，没有什么把柄可抓，只得作罢。
一张照片引起造反派们的注意，要我“交代”。我一看，那是莫斯科红场上的照片，站在红场上的是我的北京大学求学时的导师——李安模先生，他是留苏归来的学者。幸亏照片背面写着导师赠我的字句，总算可以“交代”清楚，使我避掉“里通外国”的可怕罪名。
然而，一大批来自苏联的信件，成为“审查”的重点。
我妻子是俄语教师，妻子的苏联女友斯维坦写来的许多俄文信。经过我如实作了“交代”，那些信又经翻译组俄语翻译的翻译，再经过造反派“审查”，确实没有什么可作为“里通外国”的“罪证”的词句，总算“高抬贵手”……
即便在那黑云压顶的日子里，也有人对那种“批判”嗤之以鼻。王国忠记得这么一件事[4]：
我家住在肇家浜路689弄6号一幢小洋楼里，后门斜对面是上海印刷机械四厂，每天我骑着自行车上班，总在门口经过。一天，正巧被潘贵发同志看到，把我拦下来。潘原来在少儿社当人事科长，现在调到印刷四厂当党委书记。他在门口对我大吼：不用怕，那帮批《十万个为什么》的人，都是乌龟王八蛋，狗娘养的，屁都不懂。我有点害怕，别让厂里人听到后再反映到少儿社，那就会变得更糟糕。我赶快说了声“再见”，溜了。秀才遇见兵，以求太平为好，别生出枝节来。潘贵发以后的遭遇我不知道，当时，我觉得他确实是个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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