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个为什么》启发我跃升新岗位

1963年9月16日，我离开温州，来到上海报到，分配在上海一家科学研究所工作。

我在北京大学化学系本科学习了六年。当时实行六年学制，本来是照搬苏联学制，六年毕业即获得“副博士”学位，后来因中苏关系恶化，“副博士”学位也就告吹。

然而，文学创作吸引着我。未来的一生，究竟是拿试管，还是拿笔杆子？

我处于剧烈的思想斗争之中：放弃科研工作吧，多么可惜，我毕竟已步入科学研究的大门，眼看着可以登堂入室了。然而，选择科学研究工作吧，文学却又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经过再三考虑，我以为，从事创作比从事科研对我更为合适——我在大学期间已经出版和发表了近百万字的作品，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我终于决定放弃科学研究工作，主动要求从事文学创作。

当时，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正在改编《十万个为什么》，拍成电影《知识老人》。我希望调到这家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编导。

在那个年代，一切服从组织分配，“跳槽”是很不容易的。当我从位于上海东北角杨树浦的研究所斜穿市区，坐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来到西南角徐家汇的这家电影制片厂，生怕人事干部不了解情况，就在挎包里备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以便作为“介绍信”。

在厂部二楼的会议室里，副厂长、南下干部李资清，用一口山东话亲切地接待了我。我说明来意之后，便递上了我的“介绍信”——一套《十万个为什么》。

奇怪的是，他连翻也不翻，马上表态：“久闻大名，欢迎！欢迎！”原来，他早就知道我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

李厂长一口答应，并亲自带我参观电影摄影棚，使我对电影工作更加充满浓厚的兴趣。他让我回去之后“静候佳音”。

1963年10月30日，我接到调令，正式调往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把我调过来，李厂长亲自出马，到上海市电影局汇报。多年之后我见到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丁振铎，他说是他亲自到市人事部门为我办理调动工作事宜。

非常顺利，不久我就如愿以偿调到了这家电影厂。

对于我来说，电影厂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陌生。我没有念过电影学院，不得不一切从头学起。我买了许多本电影导演著作、电影摄影著作以及电影史著，仔仔细细钻研起来，进行“恶补”。因为我在电影厂未来的工作是担任编导——先是当编剧，后来当导演。我的许多同事是电影学院编导系毕业的，而我则是“半路出家”，我必须“自学成才”。

根据《十万个为什么》改编的电影《知识老人》

我在北京大学所学的六年化学，虽说跟电影编导业务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大学的学习毕竟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一位负责分配工作的老师曾对我们说：“你们大学毕业了，好比一碗碗‘阳春面’。到了工作单位之后，加上一块红烧肉，就成了‘大肉面’；加上榨菜肉丝，就成了‘榨菜肉丝面’；加上鳝丝，就成了‘鳝丝面’……”

他的本意，是要毕业生们在分配工作时，不要过分强调“专业对口”。其实，他的这一比喻，是十分妥切的。

与别人不一样的是，我“专业不对口”，不是组织分配不恰当所造成的，而是我主动要求“不对口”。

我对于我的抉择，在当时没有后悔，至今也没有后悔。

在北京大学打下的自然科学基础，使我在从事科教片创作时候，对于自然科学的掌握游刃有余。我从小喜爱文学，又使我能够迅速掌握电影编导业务。(www.xing528.com)

有一回，我偶尔跟摄影师说起“乳剂特性曲线”的时候，他大为惊讶：“你怎么也懂？！”

其实，我在北京大学学光谱分析的时候，曾专门学习过感光乳剂理论。每一次做光谱分析，都得显影、定影——这些恰恰与摄影技术是共通的。

顺便提一笔，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从“揭发”厂党委“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的大字报中获悉：当我还没有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时候，李厂长就指派党员干部江雨林（当时任音乐组组长）到北京大学化学系，指名要我毕业后分配到该厂工作。李厂长指名要我，就是因为看了《十万个为什么》，从少年儿童出版社那里知道我是即将毕业的北京大学学生，但是，北京大学化学系负责毕业分配的干部告诉江雨林，按照国家规定，这里六年制的毕业生只能分配到科研单位，不可能分配到文艺单位。

我这才明白，当我分配到上海之后，主动前往该厂，为什么李厂长马上亲自接待我？为什么亲自到电影局为我办理调动工作的手续？这一切，都是因为《十万个为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写了《十万个为什么》，我的名字将列入中国化学家辞典，而不是列入中国电影家辞典、中国文学家辞典了。

一个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六年制毕业生，“跳槽”去干电影编导，当时在我的老师、同学之中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人说我是化学系的“叛徒”，化学系系主任严仁荫教授说“白教你了”！

作为我的导师，李安模先生给我写了一封相当长的信。我至今仍保存着他在1963年11月17日给我的信，内中给我这化学的“叛徒”以热情的鼓励和提醒：

你是刚走上工作岗位，显然心情是激动的，不管对自己或是周围的一切也许会想得较美好，较容易，较简单，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生活告诉我们生活往往不像我们主观臆测的那样！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巴甫洛夫给青年科学工作者的三点赠言：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ь，скромность，страсть（注：即“循序渐进，虚心，热情”。）虽然你曾经业余写过很多东西，但你是一个刚入伙的（电影）新兵，最无知的小兵。你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培养，你的锻炼又只是如此如此而已。首先应该看到你很不行，希望你能从基本功开始循序渐进，谦虚谨慎地学习学习再学习，你的热情不要受任何客观、主观影响，为事业战斗一生。要记住党的期望，要记住你们在毕业前的学生时期最后阶段所受到的教育，要珍视你目前工作的责任。

不要用过多的形容词来感谢我们，因为你今天所得到的并不是教师们的功劳，而是党！希望你挺起胸膛，迎接这生活的考验吧！

我进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之后，我先是担任编剧，后来担任导演。我还是见习导演的时候，在杜生华导演身边当场记。杜生华就是《知识老人》影片的导演。更有缘的是，当年《知识老人》影片中的小演员张建亚，后来成为故事片导演。他导演《大闹天宫》影片时，那剧本便是出自我的笔下。

我在电影厂一口气干了18年的电影编导工作。我从一个对电影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成为厂里的“强盗”（电影厂对“强有力的导演”的戏称）。

1976年，根据来自北京的指示，上海成立“文集内片”摄制组。我突然被任命为上海“内片”摄制组导演。在当时，所谓“内片”，也就是保密性极高的影片，进入“内片”摄制组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

接受任命之际，我理所当然提出自己的疑问。经过解释，这才明白，这一“内片”是“中央直接交办”的，必须限时限刻完成。这些“内片”，并不是关于原子弹、导弹、卫星之类的保密片，而是专为“中央首长”拍摄的娱乐性影片——代号为“文集内片”。

当时，对这一“内片”的要求是质量高，速度快，限时限刻完成。在任务下达之后，必须在半个月以至一星期完成影片——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速度！在厂里那么多导演中选中了我担任“文集内片”导演，后来我才知道，厂领导说“叶永烈手脚快”，所以把重担压在我的肩上。我在短时间里完成多部电影。这一任务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戛然而止。这时候我才明白，我拍摄的“文集内片”当时直送中南海，观众是病重时的毛泽东。

1980年5月，在广大观众的热情支持下，间断了十七年之久的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揭晓了。我因导演电影《红绿灯下》而荣获第三届电影“百花奖”。

[1]2009年12月5日叶永烈采访钱永刚教授于北京。

[2]王国忠.我的一生［G］//王国忠.王国忠文集，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2009：805.

[3]王国忠.《十万个为什么》的曲折历程［G］//王国忠.王国忠文集.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2009.

[4]曹燕芳.在相伴“十万”的日子里［G］//李远涛.少年儿童出版社60周年纪念文集：岁月留痕童心永驻.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94.

[5]王国忠.《十万个为什么》的曲折历程［G］//王国忠.王国忠文集.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