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个为什么》成了我的成名作。
自从《十万个为什么》出版以后，我几乎很少主动向报刊投稿了，因为很多报刊编辑部从《十万个为什么》上知道了我，纷纷向我约稿。我收到很多家报刊编辑部的约稿信。我在《光明日报》《北京晚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解放军报》《安徽日报》《合肥晚报》和《中国青年》等报刊，发表了数百篇文章。我还为《安徽日报》开设专栏，一年之中在《安徽日报》发表60多篇文章。
我应付约稿已经忙不过来了。
同班很多同学看到了《十万个为什么》，问我：“是不是你写的？”
我笑道：“我哪会写书呀？！那个写《十万个为什么》的叶永烈，跟我同名同姓。”
《十万个为什么》出版之后，我应《光明日报》之约，为该报“东风”副刊撰写科学小品。正巧，宿舍的走廊里挂着《光明日报》。看到“东风”副刊上署名叶永烈的文章，又有同学问我，我依然坚持，那是“同名同姓”的叶永烈写的。
那时候，我不愿叶永烈这名字出现在报刊上的次数太多，我开始用笔名。当时我用得最多的笔名是“叶艇”，有时候也用“萧勇”。
除了家信，我的信件大都寄到系里，由系办公室直接转我，所以同班同学甚至同寝室的同学也不知道我跟那么多报刊、出版社编辑部有着密切的信件来往。
我之所以保持低调，是因为深知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不可“冒尖”。何况我“出身不好”，一旦来个什么“运动”，就会成为“批判”对象，出头的椽子先烂，所以我不能不警惕，可不，就连少年儿童出版社领导也说，不要使叶永烈成为“第二个刘绍棠”。刘绍棠就是因为少年成名，引来诸多“麻烦”，以致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很多现在的年轻朋友不理解当年我在《十万个为什么》获得巨大成功之后那么低调。我告诉他们：1963年，当我完成毕业论文，即将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刻，遭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霹雳的袭击。当时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在应届大学毕业生中紧急开展“抓反动学生”的运动。睡在我的双层铺上面的同学由于对当时“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说了一些不满的话，被打成“反动学生”，不发毕业证书，不分配工作，送去劳动教养，从此苦难了一辈子。我当时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出版了许多著作，原本很容易被圈定为“阶级斗争”的“靶子”。还好，我的作品不涉及政治，我本人早出晚归，在图书馆里埋头做功课或者写作，几乎不在宿舍，寡言少语，得以避免株连——尽管我对他被“揪出”感到震惊和同情。跟他同时，年级里总共有四位同学被打成“反动学生”，有的甚至被捕入狱。据称，一位班干部奉命“卧底”，一举“揭发”了他们的“反革命言行”——其实只是私下对“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表示不理解罢了。
经历了这些触目惊心的政治运动，我越发小心，只写远离“阶级斗争”的儿童读物、科普作品。我顶多只在“又红又专”运动中被批评为“白专”罢了。(www.xing528.com)
我的人生命运也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紧相连。
为了写《十万个为什么》，我曾生了一场大病……
北京大学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当时，提出要培养“金字塔形”的人才。也就是说，要求学生的知识结构像金字塔那样，底座很大，在坚实而宽广的基础上“拔尖”。我入学时还是五年制，后来改为六年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好“金字塔形”的底座。
正因为这样，北京大学的学业是很重的。《十万个为什么》是我的“学余创作”。沉重的功课加上繁重的写作，我处于超负荷的状态。况且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连饭都吃不饱，窝窝头成了主粮，每月能吃到一回水煮的黄豆，算是“改善生活”了。
记得，就连教育部部长杨秀峰视察北大时，学生食堂“改善生活”，也只是给每个学生发一个水煮鸡蛋而已！
我差一点累垮了。我的体质原本不错，平常很少生病，以病历卡上保持空白为荣。可是在写《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有一回我突然连续发起高烧来，不得不住进北京大学医院。经诊断，我患急性肺炎，一星期后出院，仍咳嗽不已，经透视，我因肺炎引发了肺结核。
记得当时医生劝我退学休养，但我仍坚持上学。我住进了北京大学传染病“隔离”宿舍，那里住着肺结核与肝炎患者。每天清早和病友们在草地上打太极拳，傍晚则做气功。吃饭在专门的隔离食堂，售菜窗口上方分别写着“肺”与“肝”字，意即供肺结核以及肝炎患者的专用。
所幸那时《十万个为什么》已写得差不多。在初版五册出版后，后面三册，我就不参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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