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大梁的《十万个为什么》

我非常幸运的是，由于《碳的一家》文笔活泼，我竟然因此被少年儿童出版社看中了！

当时，曹燕芳正在编《十万个为什么》化学分册。也就是说，我的第一本书《碳的一家》的责任编辑，同时也是《十万个为什么》的责任编辑。她看中了我，邀请我参加写作《十万个为什么》——这就是远在北京的我参加上海《十万个为什么》写作的缘由。

我记得，曹燕芳给我寄来一份化学分册的“为什么”清单，要我试着写几个。

我不得不求教于伊林，重读他的《十万个为什么》。我试着以伊林笔调，为中国小读者写《十万个为什么》。

我写了5个“为什么”寄去，曹燕芳一面热情地给予肯定，一面指出不足之处，然后要我继续写下去。我当时就像学生答题似的，按照那张清单所列的“为什么”一个个写下去。每写好十几个，就给少年儿童出版社寄去。曹燕芳看毕，又随时告知意见。就这样，我竟一口气为化学分册写了一百多个“为什么”。也有的“为什么”是清单上所没有的，我也就自己出题，自己回答。

当时，我并不知道编辑曹燕芳的名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回信都是盖着“第三编辑室”的公章，而且这信还不是曹燕芳的亲笔信——按照当时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规矩”，编辑写好信之后，由编务抄写、盖章寄出。

当时，我并不知道编辑部的“内幕”。直到好多年后，我才知道：当少年儿童出版社给我寄那份化学分册的“为什么”清单时，其实每一个“为什么”都已经有稿子了。他们已经组织好上海师范学校的七位中学化学教师，花费一年时间，写好了化学分册。曹燕芳不满意，认为写得像教科书。可是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也就一个个写下去。编辑部后来大批采用了我的稿子，为此得罪了一批中学化学教师……

《十万个为什么》化学分册，初版本共收175个为什么，其中我写了163个——只有12个“为什么”是别人写的。

接着，少年儿童出版社又约我为《十万个为什么》其他分册撰稿，即天文气象分册、农业分册、生理卫生分册。编辑潘勋照、洪祖年、张伯文向我约稿，我又为这些分册撰稿。我为天文气象分册写了27篇；为农业分册写了89篇；为生理卫生分册写了43篇。

我是初版本写得最多的一个作者——初版本最初出5卷，共971个“为什么”，我写了326个，占全书的三分之一！

此后，《十万个为什么》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作者写那么多“为什么”的纪录。我曾说，这有点类似于李谷一，在中央电视台1983年第一次创办春节联欢晚会时，李谷一一个人就演唱了9首歌曲——《乡恋》《拜年歌》《春之歌》《问声祖国好》《一根竹竿》《年轻的朋友》《知音》，与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对唱京剧《牛皋招亲》，又与马季、姜昆对唱《刘三姐》选段。如今，年轻歌手能在“春晚”舞台上唱几句，就已经很不易了。李谷一创造的这个纪录，直到今天仍没被打破。(www.xing528.com)

《十万个为什么》涉及各种各样的知识。为了写好这些“为什么”，“逼”着我看了大量的参考书。好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有着极为丰富的藏书，使我如鱼得水，可以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另外，在写作时，我注意使每一篇的写作手法有所不同，这样我的写作技巧也得到了迅速提高。

我常说：“要喝一杯水，就得挑一缸水。”为了写好一篇“为什么”，往往要查看好几本以至十多本参考书。写了那三百多篇“为什么”，使我的知识范围迅速扩大，织出了一张张横跨于各门科学之间的知识之网。

《十万个为什么》初版本不是像现在版本那样在每篇末署作者名字，而是按写作多少为序，在书前署名。由于我是化学分册（第二册）和农业分册（第四册）写得最多的作者，所以在这两册初版本上，我的名字都是排在第一个。

我小小年纪，被少年儿童出版社委以重任，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开国元勋”……那时的我，跟读者的年龄相差并不大。正因为这样，如今很多五六十岁的《十万个为什么》的老读者见到我，都很奇怪，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我该是个“老爷爷”了——连《十万个为什么》都已50“岁”了嘛！

关于《十万个为什么》的另一“内幕”，是我在前些年跟已经退休了的曹燕芳闲聊时，这才知道的：

当时，《十万个为什么》的稿费是按篇算的，每篇10元，而给我却是每篇5元！为什么我的稿费比别人低了一半？

这个“为什么”的答案是十分荒唐的。据说，因为那时我还是一个学生，稿费给多了不好，以免出“第二个刘绍棠”！

刘绍棠比我年长4岁，13岁开始发表作品，他上高中时语文课本里就印着他的短篇小说《青枝绿叶》！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罪名之一是“刘绍棠年纪轻轻就在北京城里买下了房子，贪图安逸享受”。刘绍棠遭到全国性的批判，所以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领导也很注意“防止青年作者走上刘绍棠道路”。

就这样，这部印了一亿多册的书，我只在初版时拿到过每篇5元的稿费。台湾作家来访时，知道我是《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以为稿费不少，经我说明后颇为惊讶。因为如果在台湾按版税制计算，印了一亿册的书，那版税够作者用一辈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