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的那些日子里，只要看一下我的裤脚管，就知道是化学系的学生，因为那时候我几乎没有一条长裤的裤脚管上不是布满小洞的。化学是一门实验性科学，化学系的学生们成天泡在实验室里，跟酸呀、碱呀打交道，一不小心，酸液、碱液就在我的裤脚管上留下“印章”——一个个小洞孔。
一进化学系，老师就教我做化学实验的技巧。比如，用煤气喷灯烧弯玻璃管而保持弯角的圆滑，用空心钻在厚厚的橡皮塞上打出又平又直的圆孔，诸如此类都是化学系学生的基本功。后来，我在五年级进入光谱分析专业，必须用车床在碳电极上车出平整的圆坑，要在暗房里熟练地把谱片进行显影、定影。可以说，化学系的学生必须是“动手派”。
化学又是非常严谨、细致的科学。化学实验室里辟有专门的天平室。所有的天平都安装在坚实的大理石桌面上，即便汽车从化学楼附近驶过也不致使天平抖动。每架天平都安放在一个玻璃柜里，使用时只拉开一扇玻璃。我总是屏着呼吸秤样品，以免吸气、呼气使天平晃动。
尽管毕业之后我“背叛”了化学，但是严格的科学训练使我在文学创作中受益匪浅。我的采访、对于种种史料的查证、辨伪功夫以及对于众多资料的井井有条的管理，便得益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的科学训练。
我“身在曹营心在汉”。手持试管的我，向往对过那座文史楼。刚刚进入北京大学两三个月，我就在1957年12月22日《北大校刊》上，发表一首小诗《踏雪飞奔》，标明“化一（四）叶永烈”。
当时的我是“无头苍蝇”，喜欢写诗，到处投稿。居然还加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红楼诗社”，居然在《北京日报》和当时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前线》杂志发表小诗。
我对诗的酷爱，几乎到了“发烧”的地步。我的衣袋里，总是放着小本本。不论是走在路上，还是躺在床上，一有“灵感”，就赶紧掏出小本本，记了下来。看见飞鸟，看见小草，看见日出，看见落叶，都会激起我的诗情。
我在笔记本上写下近千首小诗。
我勤于写诗，也勤于写日记。1958年在湖南“为钢而战”的一百天，使我感到非常新鲜。在1959年第一期《北大青年》杂志上，我发表了《写在炉旁的几页日记》。这可以说是我最早的纪实作品。
刚从湖南“大炼钢铁”回校，又投入到“勤工俭学”活动之中。北京大学化学系在校园内办起了硫酸厂。我在硫酸厂的劳动中，又写下了许多日记。1959年第七期《北大青年》杂志，发表了我的日记《战斗在硫酸塔下》。
我也发表了散文，发表了短篇小说。不过，我写纯文学的作品，发表率并不高，常遭退稿。随着脑袋里科学知识的增多，很自然的，我走上文学与科学相结合的创作道路。
1985年12月16日，湖南的《邵阳日报》发表了我的《邵阳——我的科普创作的起点》一文。
《邵阳日报》“科学宫”编辑同志给我写来了热情的信，约我写文章，使我回忆起二十七年前的往事……
只要查一查1958年12月23日《邵阳报》，就可以看到一篇题为《两种矿物肥料介绍》的科普文章，署名为“县化验室叶永烈”。这便是我平生的第一篇科普文章。我的科普创作，如果追根溯源，可以说开始于邵阳。
我的名字之前，怎么会冠以“县化验室”呢？其实，当时我是北京大学化学系二年级的学生。1958年9月，北京大学派出数百名地质系、化学系师生来到湖南，地质系帮助勘查铁矿、煤矿，化学系则担负化验任务。我被分配到邵阳县工作。最初，在该县下塘云铁厂。后来，为了给全县培养化验员，我被调到县化验室，在培训班讲授矿石化验知识。
我本是一个喜欢文学的青年，从十一岁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到了邵阳以后，曾在《邵阳报》《资江报》发表过一些短诗、通讯之类。我毕竟考入了化学系，慢慢懂得一些科学知识。正因为这样，我尝试着为《邵阳报》写了那篇介绍矿物肥料的科普文章。
我在湖南邵阳写了《两种矿物肥料介绍》这篇科普文章，是因为当时正在推广使用这两种矿物肥料。我是学化学的，知道有关这两种矿物肥料的知识，所以在1958年12月23日《邵阳报》作了介绍。
意想不到，《两种矿物肥料介绍》成为我一生从事科普创作的起点。
从湖南回到北京之后，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看到北京市科协主办的《科学小报》，就试着给这家报纸写了《度量衡的换算》。这篇文章在1959年4月1日的《科学小报》上发表了。这是我的第二篇科普文章。
如果说《两种矿物肥料介绍》和《度量衡的换算》只能算是一般的科普文章的话，那么1959年5月2日在《科学小报》上发表的关于焰火的《夺目的夜明珠》，文学色彩浓厚得多，可以算是我的第一篇科学小品。
从此，我开始转向科学小品的写作。
虽说我在邵阳写《两种矿物肥料介绍》一文，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我从文学创作转向科学小品创作，可以说具有必然性：(www.xing528.com)
一是我在北京大学化学系，接受了正规的化学教育，懂得了科学。
二是我本来就具备一定的文学创作基础。
我很快就发现，我把文学与科学结合起来，创作科学小品，创作科学文艺作品，胜人一筹。我写诗，写小说，十篇之中能够发表其一，算是很不错了，然而写作科学小品，写作科学文艺作品，则百发百中，几乎没有退稿。
这时候，我开始在课余专注于创作科学小品。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重读伊林的作品，关注的不是作品的内容，而是伊林的写作手法。
那时候，伊林成了我心中的偶像。
我竟走上了伊林之路。伊林也是学化学的，也是在大学学习期间开始发表科学文艺作品。我崇敬伊林，这可以从我当时在大学宿舍里拍的一张照片看出，我的床头安装着自己装配的矿石收音机，而上方则是一张从伊林的书中剪下的伊林照片，并在照片下方写着“沿着伊林指出的道路前进”这样的句子。
叶永烈在北京大学宿舍床头贴着伊林照片
叶永烈在伊林照片下方写着“沿着伊林指出的道路前进”
我的高中同班同学、诗友唐德光没有考上大学。我曾经写了一首诗鼓励他。1958年6月4日，唐德光写了一首题为答《叶兄》的诗寄给我。我至今保存着这首诗的原稿，内中有一句：
你美好的理想，我深敬佩，
愿中国的伊林早日出现。
唐德光这句“愿中国的伊林早日出现”，表明他当时也知道我是苏联《十万个为什么》作者伊林忠实的“粉丝”。
我除了研究“伊林笔法”之外，也开始关注“中国的伊林”——高士其。
在上中学的时候，我只是零零散散读过一些高士其的作品。这时候，我开始系统阅读高士其的科学小品，捉摸高士其科学小品的结构、语言风格。
我发现，伊林和高士其的作品都用短句、短段落。伊林的语言富有文学色彩，而高士其很注意比喻的运用，使科学通俗化、浅显化。我还注意到，高士其喜欢用排比句。
我还从北京东安市场、西单市场的旧书摊买到了高士其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作品。我认为，这一时期的高士其科学小品堪称经典，文字凝练，活泼而富有幽默感。后来我才知道，这一时期的科学小品是高士其亲笔写的，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他已经无法执笔，不得不口述而由秘书代笔，相对而言不如20世纪30—40年代的作品精彩。后来高士其要出版文集，我把这些20世纪30—40年代的高士其原著送给了他，他非常高兴，因为他自己也没有这些书了。
我也开始研读顾均正、贾祖璋、周建人（克士）的科学小品。顾均正文字不如高士其精彩，但是他的选题往往涉及当时的科学前沿，他的科学小品很注重构思。贾祖璋显然有很好的古文底子，他的科学小品往往引经据典。周建人的科学小品贴近百姓生活。
我从伊林与中国科学小品先辈作家的作品中，汲取营养，捉摸科学小品创作的“章法”。
自从在《科学小报》上发表科学小品《夺目的夜明珠》之后，我接二连三在这家报纸发表科学小品，其中有《冰与冷气》《最轻的塑料》《最硬的石头——金刚石》《雷雨的化学》《谈谈化学反应》《合成香料》《电眼》《示踪原子》等等。
我也在国家科委的报纸《创造与发明》副刊以及河北省科协的《科学技术报》上发表科学小品。我一口气在1959年发表了近五十篇科学小品。就这样，我从1959年起，转向科学小品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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