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化学系：从高中生到《十万个为什么》作者的成长之路

我怎么会从苏联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的读者，变成中国版《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呢？

我在高中毕业之后，考上北京大学化学系（六年制本科），这无意之中为我后来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奠定了基础。

记得，在1957年夏日流火的中午，我总眼巴巴在家门口等候绿衣人的到来。我心急似火，因为报考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大学的同学已经一个个接到录取通知书，而我望眼欲穿，却仍未盼到那姗姗来迟的信。倒是老师富有经验，说这是“吉兆”。他知道我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大学，便告诉我：“北京离温州远，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总是最晚才到的。你到现在还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表明你被录取了！”

终于，听见绿衣人一声：“中‘状元’啦！”使我惊喜交集，我从他手中接到了印着蓝色“北京大学”四个字的信封！

至今，我仍珍藏着那个信封。信封上印着“报名号175517”。信封上的“考生详细通信地址”和“考生姓名”，都是我自己在报考时写上去的。

不过，我不是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而是报考化学系。

当我后来成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常常有人问我：“你当年为什么会考北京大学化学系？”

其实，按照我当时的意愿，我必定是考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尽管我当时理科的成绩也不错。

北京大学的大名，对于我来说，早已是如雷贯耳，不过，我却不敢奢望考入这座中国的最高学府。这是因为在我们温州这座海滨小城，很少有人能够考入北京大学。

给我以报考北京大学的勇气的，是我小时候下陆军棋的朋友——戈悟觉（后来他成为宁夏文联副主席）。他比我年长，早我两年高中毕业，居然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这种“身边的榜样”，最富有蛊惑力。因为我和戈悟觉是在同一座大楼里长大，他能够考上，难道我就不能考上？！

于是，我也决心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那时，“无冕之王”——记者，是我最向往的职业。

在我进入高三，进入高考的“冲刺”阶段时，忽然从戈悟觉那里传来“内幕”消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今年只招五十名新生，其中一半是从各报社来的调干生，所以名额极少，几乎是一个省只招一名！

我倒是有“自知之明”，自忖很难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但是我仍念念不忘报考北京大学。

由于我的姐姐是学化学的，她劝我报考化学系。好在我理科的成绩也不错，也就以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大学化学系！

我作出这样的决定，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我当时十分崇敬的作家之中，伊林是其中之一。我知道，伊林也是学化学的，大学毕业后他曾经担任化学工程师，他把文学与科学结合起来，创作了大批科学文艺作品。伊林成了我的榜样——报考化学系，也可以“曲线救国”，成为作家！

就这样，我竟一下子由文改理，改考北京大学化学系。也正是我由文改理，才有机会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倘若我当时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我也就无缘于《十万个为什么》，走上纯文学的写作之路。

父亲得知我不做“记者梦”，去考化学系，很高兴。在父亲看来，记者是处于政治风口浪尖上的职业，风险很大。他对我说，“考化学系好，毕业之后可以做做雪花膏，做做肥皂，总有一碗饭吃。”这是父亲当年所理解的化学。

得益在温州二中文理并重的教育，我由文改理之后，居然以第一志愿考上了北京大学化学系。

在接到北京大学入学通知书的二十多天后，父母亲送我踏上了旅途。我离家的时候，从父亲的书柜里带走了两套最喜爱的书——《古文观止》和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这两套书，迄今仍完好地保存在我的藏书室里。

十七岁的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从温州前往北京。那时，唯一的通道是从温州坐长途汽车，前往金华，然后从金华乘火车途经上海到北京。当我背着沉重的行李从汽车站刚刚来到金华火车站前，猛然听见“呜”的一声尖叫，我竟扔下行李，奔到铁栅栏跟前，好奇地看着那乌黑、喘着气儿的铁家伙——我从未见过火车哪！(www.xing528.com)

怕父母担心，我一路走，一路给家中写信。迄今我保存着我抵达北京大学之后，父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信：

“烈儿：自你离温后，你在金华、在上海、在济南寄来的明信片均已收阅。9月19日上午读你于9月14日夜写的信，藉悉你沿途一切都好并安抵北京，业已晋校，家中大小欣喜若狂……”

在北京大学，我来到那幢空气中弥漫着酸味、酒精味、乙醚味、硫化氢臭味以及种种奇奇怪怪气味的大楼——化学楼。就当时中国的化学界而言，北京大学化学系具有最强大的教授阵营，许多著名化学家云集于此，使我受到了良好的化学教育。

一年级的普通化学课程是由傅鹰先生亲自讲授。上第一堂课时，铃声响了，教室里鸦雀无声。这时一个中等身材、微胖、戴着眼镜的老人，踱着八字方步走上讲台。他一声不响，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这么几个字：

“绪论——化学的重要性”。

写完他回过头来，这才用北京口音说道：“关于化学的重要性，就不讲了。因为在座的诸位，都是以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大学化学系的，都是深知化学的重要性才来到这儿的，所以用不着我多讲。下面，我就开始讲第一章……”

傅鹰，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亦即今日的院士。那时候北京大学很重视基础课教学，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亲自上第一线教基础课。教我有机化学的邢其毅教授，教物理化学的黄子卿教授，教分析化学的高小霞教授，教晶体化学的唐有祺教授，都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我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前三年念基础课，四年级、五年级上专业课，六年级写毕业论文。

化学基础课有微分学、积分学、解析几何、概率论、普通物理和普通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结晶化学、物质结构、高分子化学、化学工艺学、无线电基础、放射化学。

四年级时，我分在分析化学专业。分析化学专业课有电容量分析、极谱分析、稀有元素分析、有机试剂、光度分析、仪器技术、化学分析法。

另外，还有公共基础课——俄语、英语、中共党史、自然辩证法、政治经济学。

六年之中，我总共学习三十门课程。

在诸多的师长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傅鹰教授。他讲课很注意抓重点，抓难点，详略分明。凡是学生容易懂的或已经懂的，一笔带过，叫学生自己去看看讲义就行了。

凡是学生不容易懂的概念、公式、定律，他就反复讲、详细讲。他老是爱讲这句话：“学化学，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要记住牵牛要牵牛鼻子，抓住关键。”

傅鹰先生讲话饶有趣味，学生爱听，课堂上常常爆发出一阵阵笑声。记得有一次上课之前，傅鹰先生在黑板上写了“爱死鸡，不义儿”六个大字。同学们见了，议论纷纷，不知道傅鹰先生今天要讲什么。后来，经傅鹰先生一讲，这才明白过来：在最近的考试中，他发现好多同学写外国科学家的名字时很随便，爱怎么译就怎么译，以为只要音近就可以了。傅鹰先生说到这里，指着黑板上的六个字，问大家知道不知道这是哪两位科学家的名字？原来，他仿照同学们乱译人名，把我国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译为“爱死鸡”，把英国著名化学家波义耳译为“不义儿”。直到这时，同学们才恍然大悟，笑个不停。从此，我们都深刻地懂得了乱译外国科学家名字的坏处，记住人名的标准译法，并且遵照傅鹰先生的意见，一定要同时记住外国科学家名字的原文。

傅鹰先生讲课时，概念讲得非常清楚，善于用非常形象、浅显、明了的语言，讲明抽象的科学概念。比如，他讲什么是物质时，是这么说的：“化学既然是物质的科学，第一个问题当然是：什么是物质？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复杂。物质的定义几乎和女子的服装一样，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我们没有工夫去叙述这个概念的历史。化学是一种实验的科学，因此我们从实验的观点给物质下一个定义：凡是有重量的东西就是物质。根据这个定义，思想、道德、感情等等全不是物质，而钢铁、石油、馒头、肥料等才是物质。”正因为傅鹰先生讲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所以使我们得益不少。

普通化学是一门基础课。傅鹰先生讲课时，除了讲述基础知识之外，还常常讲在这门科学中，哪些问题现在还没搞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当他讲完了这些科学的“X”之后，就用目光扫了一下课堂，然后语重心长地说：“解决这些难题的重担，落在你们这一代的肩上了。”他在讲义中，也多处写道：“这些难题，有待于新中国的青年化学家们努力啊！”后来，傅鹰先生对青年一代的这些热切期望，竟被说成是“腐蚀青年”“鼓动青年成名成家”，真是颠倒黑白！

傅鹰先生除了上大课之外，有时还亲自上习题课，或到实验室里观看同学们做实验。有一次，我在做实验时，把坩埚钳头朝下放在桌上，傅鹰先生走过来，一句话也不讲，把钳子啪的一声翻过来，钳头朝上。然后只问我三个字：“为什么？”我想了一下，说道：“钳头朝下，放在桌面上，容易沾上脏东西。再且坩埚钳夹坩埚时，脏东西就容易落进坩埚，影响实验。”他点点头，笑了，走开了。虽然这次他只问了我三个字，却使我永生难忘。从此，我不论做什么实验，总是养成把坩埚、坩埚盖之类朝上放在桌上的习惯。后来，我就连烧菜的时候，取下锅盖，也总是朝上放在桌子上。

整整一年，傅鹰先生给我们教普通化学。作为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由他执教普通化学，小菜一碟而已，可是他竟常常备课到夜深。那时，他住在中关村。他的夫人张锦教授也是我们的老师。有一次课余劳动，分配我给傅先生家送煤，我来到他家。在我的想象中，教授之家一定富丽堂皇，而傅先生的家却那样的朴素。

傅鹰先生直爽、敢言、刚正、乐观、谦逊，他不仅科学造诣很深，而且文学修养也很好。他那别具一格的教学方法，正是他知识渊博、工作勤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