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规定》抛弃了1982年以来民事诉讼长期奉行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而改采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在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上实现了较大的转变。[5]但是，《证据规定》设置的举证时限制度，是基于证据适时提出主义，与旧法奉行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存在理念上的冲突。其在制度的设计上，存在不区分当事人之主观过错及是否造成诉讼迟延的缺陷，使逾期之证据一律失权，在司法实践中存下述负面影响：
第一，证据失权对当事人而言较为严苛，一旦逾期即无回旋之余地。当事人举证权利之行使，受时间、地点、物力等因素影响较大，同时需要他人的协作、配合，对于证据的发现和搜集，当事人的可控性较小，因客观原因逾期提交证据实属常见。而《证据规定》判定证据失权的标准仅为超出举证期限，一旦逾期，不管当事人的主客观情况如何，也不论采纳该逾期证据是否会造成诉讼滞延，其结果一律失权。对举证能力较弱或无过错之当事人，严苛至极。而且，严苛单一的证据失权使得实体公正难以获得有效保障，“如果有条件查明案件事实却不去查明，当事人明明有证据却设置程序上的障碍限制其提出，能够实现实体公正却以程序公正为由，则很难为当事人所理解和社会所认同”[6]。(www.xing528.com)
第二，法官于适用证据失权时存在困境。一项对案件事实具有重要证明作用的证据，如其逾期提交，若按照《证据规定》使其失权，法官就要在明知案件事实的情形下违心作出与事实截然相反的认定，使诉讼结果发生逆转，其不仅使法官之内心受到谴责，更会有损实体正义，使无辜之当事人蒙受不白之冤，严重损害其合法权益，甚至会导致“案结事不了”，严重影响法院裁判权威和社会稳定。[7]若法官不使其失权，则明显违背《证据规定》之规范，使得该司法解释权威扫地，同时会“由于程序不公正而招致对方当事人的强烈不满”[8]。对于逾期提供的证据，无论是否使其失权，法官总处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由于证据失权造成的负面效果，举证期限制度非但未能取得促进诉讼的预期效果，而且许多地方的法院也到了弃之不用的地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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