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意义：侦查程序对人权保障的促进作用

自20世纪80年代检察官客观义务理论传入我国之后，其与我国法律监督理论不断融合，在此期间，其对我国的司法实践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详而言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增强检察官的自律性。上文中谈到检察官客观义务首先是一种自律义务，是一种法理心理，在检察人员任免与培训中通过对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强调，可以使检察官人员牢固树立公正追诉犯罪的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我国检察机关过度追诉犯罪的倾向。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程捷老师主持的一项实证研究中，受访的271名检察官中78.57%的人表示在办案中会将检察官客观义务作为办案的一个评价标准，其中本科学历以上的检察官中85.14%以上的人表示检察官客观义务是他们办案时经常考虑的因素。^[10]

第二，促进案件分流。检察官客观义务在我国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公正审查起诉责任，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我国的公诉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于侦查机关移送的案卷资料和证据资料，如果认为证据不足会要求侦查机关补充侦查，案件在经两次补充侦查以后依然未达到起诉标准，或者检察机关认为没有补充侦查必要的话，检察官机关会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此外，根据《高检规则》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六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第二十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对于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可以视情况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案件的分流，大大减轻了法院的压力，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以东部的H省S市检察院为例，在2014年该检察院共受理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包括自侦案件总计11776件。其中，撤销案件34件；作出不起诉的案件2957件；起诉的案件8785件，仅占移送案件的74.6%。(www.xing528.com)

第三，有利于提高我国侦查程序的诉讼化程度，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所谓侦查程序的诉讼化是指所有的侦查活动都应当纳入侦查程序，合理配置侦查程序中的各项权力，侦查程序中建立“三方组合”的诉讼结构，侦查程序的正当化和对侦查权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11]侦查程序的诉讼化已经是评价刑事诉讼法治化程度的标准之一，其对人权保障的意义不言自明。上文中谈到，检察官客观义务在我国承担的是一种司法审查职责，通过强调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可以促进检察机关加强对启动逮捕、搜查、扣押等强制侦查程序的监督，有利于我国形成“三方组合”的侦查程序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