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派工作组帮助老挝，段苏权将军的回忆与历史分析

笔者手上有一本权延赤、杜卫东著的《共和国秘使》一书，是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内容是讲：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在老挝燃起战火，矛头对准中国。1963年，老挝人民党（1976年改称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率代表团来到北京，请求中国共产党对老挝的抗美救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给予帮助，中国共产党从国际主义立场出发，答应了老挝方面的要求。同年底，中国派出段苏权将军率领的工作组秘密奔赴老挝，帮助老挝人民。至1965年，段苏权将军及其工作组撤离老挝回国。60年代，我国援老还是极其艰难的事，因此，这本书对当代人来说，可借此了解当时中国人民的担子有多重，援老子弟的艰辛和无畏精神，有的人永远回不到祖国。对今后的人来说，这是一部珍贵的史料。

笔者的朋友蒙正福借去《共和国秘使》，阅后感叹地对笔者说，他曾经是援老队伍中的一员，书中所写的是真实情况，这本书又把他带回当年战火纷飞的老挝。蒙正福是壮族，广西靖西县岜蒙乡人，现在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办公室任秘书。他参军后不久，所在的团奉命入老挝，作为设计测量工作的警卫部队。1971年5月—1974年5月，他们在老挝共3年。中国援老的主要任务是修建公路，为防美国飞机的轰炸，配有高炮部队和警卫部队。部队的所有供给，除水和柴是老挝的以外，其他全是国内运去的。蒙正福所在部队曾经到达乌多姆赛省湄公河畔的百本（pak　beŋ）县。他当时任司令部的代理参谋，与老挝军民接触较多，最初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后来惊奇地发现他家乡的壮话与老挝话可以相通，于是不用翻译，用壮话跟老挝人交谈。据他估计，他家乡的壮话跟老挝话日常生活用语大约有60%—70%相同。若是壮族中讲“锐”话的人，如靖西县岜蒙乡大龙村、唐麻村、龙鸡屯、龙来屯的“锐”话则更接近老挝话，讲壮语nuŋ　an（农安）话的与老挝语又更相同。于是他产生了疑问，为什么居住这么远的两个民族，在不同的国家，语言会基本相同呢？他分析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交流的结果；二是同祖宗，后来分支出去。

笔者的另一位朋友农世盛，广西大新县全茗镇乔苗村人，壮族，现在广西乡镇企业局任处长。1969年8月，他所在的高炮师奉命入老挝，在进入老挝之前，先在西双版纳的勐腊县做准备，他发现当地傣族讲的话他能听懂至少一半。进入老挝后，若与老挝人接触时间长一些，就可以听懂他们的话。他也到过乌多姆赛省。但他于1970年1月便撤离老挝回国，在老挝仅4个多月。

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南中国印度支那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安倍（Amphay Dore）多次来广西考察、访问，他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老挝人，因此，他能操地道的老挝语和法语。1995年2—3月，他到靖西县壮乡考察时听“请月神”（可以与阴间人相会的巫术）的唱词，可以听得懂。而巫师的诵词他更了解，也就是说，愈古的语言，听懂的愈多。换句话说，愈古的壮语与老挝语愈相同。

笔者对老挝的主体民族佬龙族语言跟中国广西壮语南部方言龙州县壮语做了比较，在217个常用词中，相同的有85个，占39.17%；声母或韵母中有一个相同的有32个，占14.75%。二者加在一起为117个，占53.92%。

广西民族大学外语系老挝语教授陶红（壮族）对老挝语与壮语的比较研究更为深入细致。她用她家乡壮语的南部方言天等县土语的1000个固有词与老挝佬龙族语做了比较，辅音、元音、尾辅音完全相同的有670个，占67%；辅音不同，元音和尾辅音相同或元音略有不同，辅音和尾辅音相同的有220个，占22%；辅音和元音、尾辅音都不相同的有110个，占11%。陶红没有对声调进行比较，这是因为各县、乡的声调变化都比较复杂。有一些词，这个县的与老语不同，但另一个县的却与老语相同，如咸、辣、薯、天等词与老语不同，但龙州话、凭祥话与老语相同，分别为khem、phet、man。壮人与佬龙人各自用本民族语言交谈，说到相同之处，双方会开怀大笑，像久别重逢的兄弟那样亲热。但从交谈中很容易发现，只能谈“土”的，“原始”的事物，而且只能用短句子交谈。若涉及现代社会生活，或用长一点的句子交谈，双方就难以交流了。这是因为双方的外来语借词不同，壮语借自汉语，佬龙语借自巴利语和梵语，甚至还有法语和英语。如“请你到我家吃饭”这句话，如佬龙人用夹着巴利语的词汇讲，壮人肯定听不懂，如用佬龙语的固有词讲saan mwŋ pai kin khao ju hwːn ku，壮人完全可以听得懂。又如“妹妹到百货商店买墨水”这句话，“百货公司”一词，壮语借自汉语，佬龙语却借自巴利语，这句话只能大部分听懂。^[2]

在老挝的他曲及其相邻的泰国那空拍农府沿湄公河的几个村庄，大约有不足10000人讲石语。其与中国的壮语、布依语比较接近，但在声韵结构上有许多特点。目前年轻人平时说老挝语和泰语。^[3]

本章第二节所引老挝资料，佬龙族是从云南、贵州迁去的，此说有语言资料可做印证。佬龙族中有一部分的语言没有送气音，与壮语北部方言和布依语（除黔西土语有送气音）相一致。但佬龙语就整体来说，有送气音，与壮语南部方言一致，前面所述语言比较已是很充分的证明。换句话说，佬龙族与壮族是同一起源、同一祖先共同体，然后迁徙、分化成不同的民族，分居不同的国家。

那么佬龙族是什么时候迁入老挝的呢？让我们还是从语言上来分析。佬龙语与壮语南部方言在农业方面的词汇有很多是相同或相近的，如田、稻、水牛、犁、大豆、甘蔗等是相同的。我国的水稻种植历史悠久。浙江省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的第四文化层有完整的谷壳和稻叶，说明6000多年前我国已种植水稻，编于春秋时代的《诗经》已有咏稻的诗句。在我国，水牛的出现也有6000多年的历史，河姆渡遗址、良渚文化遗址都发现水牛骨。木犁和石犁在夏代以前已出现，战国时代已出现铁犁。

水牛与黄牛，各族的读音如下：(https://www.xing528.com)

“水牛”一词，上表中3、4、5、6相同，1、2、7只是声母不同，韵母相同，可以说是基本相同，还是听得懂的。“黄牛”一词，表中3、4、5相同，1、2、7、8韵母相同，也可听得懂。天等县壮话黄牛读为muo，韵母与佬龙语、泰语相同。

“甘蔗”一词，各族的读音如下：

可以看到表中从1到8，是完全相同或相近似的。

中国种植甘蔗大约开始于公元前766年—前750年间，即东周时期，主要是生食。经过五六百年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人们压榨甘蔗取其汁，称为“蔗浆”。又经过三四百年出现了“蔗饧”，即砂糖；“石蜜”，即冰糖，在皇室中还是珍品。唐太宗年间（627—649年）推广制糖方法，从而促进甘蔗种植业，到11世纪北宋时期，长江以南种植甘蔗的地方已很广。^[4]

黄豆（皮呈黄色的大豆），在《诗经》中已有，叫菽。秦汉时其改称大豆，原产地在我国已为世界各国公认。佬龙语和泰国泰语都叫thua（豆）lwːŋ（黄），壮语南部方言叫thu　lwːŋ。这些农业上的词汇相同，反映出佬龙族与壮族的渊源历史悠久。

绿豆，泰国泰语、老挝佬龙语叫thua（豆）khieo（绿），壮语南部方言叫thu　khieo，可以说是相同的。中国何时有绿豆的呢？北宋僧人文萤写的《湘山野录》一书中说，真宗皇帝（998—1022年在位）派人从“西天”（即印度）求得绿豆的种子，也就是说，绿豆是从印度引进的。北宋以后的《种艺必用》、《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对绿豆都有记载。种植面积已较广。王祯说：“北方唯用绿豆最多，农家种之亦广。”又说：“南方亦间种之。”^[5]　明朝人王象晋于天启元年（1621年）成书的《群芳谱》中说：“同年友唐公讳之夔，号抱一，西粤人也。言其地无绿豆。每承舍入京，包中止带斗余，多则至其江，辄遇风浪，不能渡，到彼中，比于药物。凡患时疾者，用等秤买。一家煮豆，香味四达。两邻对门患病，人闻其气辄愈。”由此看来，17世纪初，绿豆才传入广西，或者说传入壮族地区，这之后，随着壮人向南迁移，把绿豆也传入越南岱、侬族地区以及老挝、泰国。当然，这是迁徙浪潮的继续，而不是最早的迁移。

花生，又称落花生，原产地在南美洲。我国的花生记载始见于黄省曾于1530年撰成的《种芋法》，落花生又称香芋。佬龙语叫thua din，壮语南部方言天等话叫thu tom，龙州话叫thu tum，靖西话叫thu san；越南的岱、侬语与佬龙话相同，都叫thua din。佬龙语与壮语南部方言虽然有点不同，但都把花生划属豆类（thu thua），这是相同的。

由于篇幅的关系，不能把更多的比较考证过的词汇一一列举，但大致上可以说，10世纪前后，佬龙族与壮族还共同生活在一起，之后佬龙族大量迁入老挝。佬龙族迁入老挝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出发，走不同路线，数量多寡不一地逐渐迁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