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勐腊壮族寨与沙人的来源和迁徙

1986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概况》一书，对州内的壮族做了如下的介绍：“壮族，自称‘布洋’，汉族称他们为沙人。语言属汉藏语系，壮傣语族，壮语支。人口共1300多人（1982年），主要分布在勐腊县瑶区的河谷地带。据称他们过去是从江城、元阳一带迁移过来的。”介绍十分简略。

1988年4月，我们到西双版纳调查。根据州民委的介绍，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辖景洪、勐海、勐腊3个县，壮族分布在勐腊县。由于壮族在自治州和勐腊县人口很少，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对其状况了解甚少，甚至有一些误传。

笔者到勐腊县进行调查。据勐腊县人民政府1987年的人口统计，全县有113825人（不包括部队、农场、植物研究所单位人口），壮族有700人，占该县总人口的0.61%，具体分布如下表。

4月19日，我们驱车前往勐腊县城北相距34公里的瑶区乡。在离乡政府东北面0.5公里远的山谷里，2次涉过一条小溪，便到当地人称的沙人寨。这个寨子周围为17个瑶族（山子瑶）村寨、5个哈尼族村寨、4个彝族村寨、3个傣族村寨、1个汉族村寨所包围。由于汉人称他们为沙人，故得此寨名。但设在乡政府隔壁的村公所挂的牌子，却写的是“沙仁村公所”，显然是“沙人”之误。该寨的壮人并不称他们的寨为“沙人村”，而称“曼迈”（ban mai），ban是村寨之意，西双版纳习惯汉译为“曼”，广西则习惯汉译为“板”，音意同而字异。mai（迈）是新的意思。两者合在一起是“新寨”的意思。该寨有46户、260多人（与县政府的统计略有出入）。他们自称“bu jai”，可音译为“布越”，有人也音译为“布越伊”或“布雅依”。

为何叫新寨？这与他们的来源、迁徙有关。据他们自己估计，他们迁到勐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据新寨72岁的老人波文相追忆，他们六七代的祖先从老挝迁到勐腊，若按25年为一代人计算，与他们的估计相符。自称“bu jai”的人，现在在老挝的比在勐腊的多，还有一些来往。他们从老挝先迁到勐腊的勐伴，然后再迁到那佐（no tso），因与过往的马帮经常口角、打架，认为这个地方不吉利，居住不久，又搬迁移居曼抵（ban dik）。“曼抵”意为更远的村寨。这里是雷响田（即望天田），无雨便旱，庄稼收成无保障，再迁到回修（hoi siu）。有一年寨里疟疾流行，每天死四五人，死人太多，于是迁到现在的地方，故称新寨。据波文相说，他5岁时就迁到这里居住，那么，新寨已有67年的建寨历史。

现在勐腊县还有3个壮族寨子，除上述的新寨外，还有曼抵（ban dik），有40多户、200多人；曼崩（ban poη），有40多户、200多人，他们都自称“pu jai”。当地的傣族称他们为布央（pu jaη）（《西双版纳自治州概况》中写为“布洋”），意思是停留下来的人。这3个壮族寨子，至今还有交往，互相通婚，在语言上有微小差异。

这些壮人在进入老挝之前居住在什么地方？因没有家谱、族谱和墓志铭的记载，只能根据一些老人的追忆和传说，他们是从云南省的元阳县迁到江城县，再从江城县迁入老挝。居住在元阳县之前，他们的祖先又居住在何处呢？抑或从何处迁到元阳县的？他们已不清楚。但他们祖先曾经发生了一件大事，使他们知道祖先的原居住地。很多年以前（具体年代已记不清），有一支国民党的军队来到勐腊县。他们专抢劫富裕的村寨，他们得知曼抵寨富裕，一天包围了寨子，四周的要道、制高点都架起机枪，士兵荷枪实弹，寨里的人噤若寒蝉，听天由命。寨民注视着国民党官兵的行动，听到他们讲的话跟自己讲的话一样，完全可以听得懂，十分惊讶，于是大胆跟国民党官兵打招呼，双方攀谈起来，倍感亲切。这支军队不抢这个寨子了。寨民们得知这支军队是从广西开过来的，于是认定，他们的祖先原来居住在广西，后来移居云南省文山。这样，他们的迁徙路线大致清楚，为广西—文山—元阳—江城—老挝—勐腊。如果从文山到老挝的迁徙过程，平均以每地停留4代人计算，再加上他们在勐腊的300多年，那么他们离开广西的原居住地已有700多年。

是何年企图抢劫曼抵寨的呢？是哪一支国民党军队所为？番号是什么？笔者从西双版纳访问调查归来后，翻阅各种资料，终于找到了线索。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勐海与勐遮的土司为争权夺利互相征战，同时又反对车里宣慰，还与普洱道台发生矛盾并激战。1910年1月，云贵总督调河口巡防营管带柯树勋率兵300多人前往平定，柯部后来发展到近1000人。1913年2月，普思沿边行政总局成立，柯树勋任总局长；1925年改称普思殖边督办公署，柯任总办；同年，柯树勋病死于车里（今景洪县）。他统治西双版纳达15年之久。

柯树勋是广西马平县（今柳江县）人。西双版纳称柯部为广人，因其部大多是广西人。柳江县3/4的居民是壮族。柯部大多数是壮族，而他家乡的人估计也有一定数量。柯部在西双版纳胡作非为，横行乡里，在西双版纳的时间较长，那么企图劫掠曼抵寨的无疑是柯部，因此语言相通，曼抵寨的壮人从而确认祖先是从广西来的。

柯树勋死后，余部势力衰退，与普洱道尹徐为光的军队交战，不敌，败退入缅甸掸邦勐永、勐内、景栋等地，后来有的返回中国，有的流寓缅甸，成了掸族。

除了上述瑶区乡有沙人寨以外，以前在勐伴的曼里也有沙人寨。沙人，“世传先辈原籍粤之西东，元初入罗（平）充实地方，年远相沿，遂化为彝”^[53]　，表明沙人在元代初年从广西、广东迁徙入云南。

在越南也有沙人的足迹。乾隆十九年（1754年），“安南八宝河沙目黄国珍诱获（瑶匪）盘道钳、邓成玉，云贵总督硕色讯得实，奏闻正法”。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安南边境沙匪与交目苏由为难，阑入漫卓、马鹿二寨，抢掠滋事，已咨其国王擒解矣”^[54]　。沙目是沙人的头目，“沙匪”是对沙人的辱称。可见沙人在迁徙途中，有的流寓越南。

历史文献还有一段关于沙人迁徙入今老挝、缅甸、泰国的记载，十分珍贵：“外域猛勇头目召斋、召汉喃投诚内附，并贡驯象二只。猛勇向系召斋父管辖……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又有猛龙沙人头目叭护猛呈称：‘我所管地方约二千余里，并所管沙人暨佧高共七十余寨，计一千余户，概请内附。’查猛勇系孟艮、整欠两处适中之地，此地归附，则彼此联络，声息相通……至叭护猛等原籍内地广南夷民，流落外夷居住，现闻大兵攻克整欠，慕化来归。边外夷人种类甚多，一种之中，又有数种，惟沙人止系一种，幅员广阔，若准归附，可与整欠、孟艮犄角相倚，直与南掌、老挝接境。且沙人武勇，边方得此，尤资防范，似应准各头目投顺。请赏给召斋、召汉喃土千总职衔，归普洱镇、府管辖。沙人向系雄长一方，今来效顺，请赏给四品衔。”^[55]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段记载。沙人即壮族、布依族中自称pu　jai的人，数量相当多。记载中已说明，他们的原籍是广南，即今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是壮族聚居地。记载未说明这些沙人是何时迁入猛龙的。但从仍保持沙人的族称而未改称佬人来看，不会很久远。叭又译为帕雅，是傣族土司委任的地方头人的称号和头衔。沙人护猛已接受叭的称号，表明他已向佬（傣）化迈进了一步。记载也说明，迁徙去的甚众，居住地辽阔，可作为官府防范的力量。清朝时，猛龙隶属云南省临元镇、元江府。后来清朝授叭护猛为猛龙土指挥同知之职。猛勇即今缅甸南掸邦景栋东部之勐勇。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朝设猛勇土千总，管辖南央河周围地区。猛龙土司辖地范围包括今老挝会晒省芒能以东、琅勃拉邦的西北部，往北边接今丰沙里省除勐乌、乌得以外的其余地方。猛龙土司废除之后，这些地方又先后为南掌、缅甸、暹罗所有。整欠的地理位置，即今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南部大勐笼和勐腊县西南部勐捧外面的湄公河两岸之地，南部则沿江而下，止于今老挝会晒省芒能之西北。上引记载中所写的佧高，即卡戈，自称爱尼，是今哈尼族的一个支系。今老挝会晒、丰沙里省还有此种佧高人。^[56]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三月己酉。谕军机大臣等：‘据永福等奏：沙夷喇鲊旺纠约民人张老八等抢掠土境……’”^[57]　沙夷即沙人，壮族、布依族的一支。这说明200多年前沙人在缅甸的活动情况。

上述调查，口碑资料和历史文献的记载，互相印证。一是可以肯定沙人的迁徙是有的，而且人数不少。二是在宋末元初即13世纪中叶，迁徙已出现。三是经过长期的演变，许多迁移到西双版纳、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的沙人，已变成傣、泰、佬龙、掸等族，至今只有极少数的人，民族意识上还保存沙人的概念。前文中所述勐腊县傣族来源应与这支沙人有关。

由于沙人寨的壮族与傣人交往密切，傣化相当深。新寨共有李、董、罗、黄、杨、何、刀等姓，至今只保留有姓，没有名字，所谓名字是按兄弟姐妹的长幼称呼，如72岁的波文相，原姓董，排行第三，故称董三。他的儿子波文曼45岁，是长子，叫董大。这样的姓名，已看不出辈分。又如新寨的原党支部书记李某，55岁还没有名字，现在他们使用的是傣人名字。傣人有名无姓，用“岩”来指男性，“玉”指女性。如李某，叫岩文相，有了儿子后，若儿子叫文教，人们便称他“波文教”，即“文教之父”的意思。上述董三、董大也如此。

1984年以前，新寨居住的是傣式的茅草顶竹楼。1984年以后，新寨逐渐富裕起来，新建的是傣式瓦顶木楼，但瓦与傣族有别。傣人用的是长形平瓦，阳面光滑，阴面有一小钩，挂在椽子上，使之稳固。而壮人使用的是半圆形的瓦，与汉族的相似。据他们说，用傣式平瓦，遇上冰雹，瓦易碎，而半圆形瓦则不易碎。

笔者在调查时，巧遇一家人新木楼落成，迁新居。4月19日（阴历三月初四）中午，新居的男主人与寨中的两位长者先进新居的堂屋，由一长者主持，说一些吉祥的话和贺词，然后邀众亲友相继入屋。亲友们入屋前，放鞭炮祝贺，众人在屋外喊“水，水，水”。先由一名青年抬一个牛头，边唱边跳，逐级走上楼梯。姑娘们则站立在楼梯两侧，用清水向抬牛头的青年泼洒。跟着是帮抬被子、褥子、箱子的男女们，亲友邻居们赠送一些有吉祥意义的礼物。上楼后，由中年人在火塘架起铁三脚架，燃起柴火，煮、炒吃食，大家畅饮，边唱歌边吃喝。这是傣族“贺新房”习俗，已为壮人吸收。

木楼结构和室内摆设与傣族基本相同。卧室在进堂屋的右侧，有半高的木板墙相隔，父母子女全在一卧室里，没有床，睡在楼板上，互相之间没有任何遮隔物。与傣人不同的是，未婚姑娘睡在最末尾，靠近楼梯处，楼板不钉死，是活动的，如夜晚小伙子来私访，不论相识与否，都可掀开活动楼板，触及姑娘。姑娘用手电筒照看，如是中意的小伙子，她便出来相会。

壮人除与壮人通婚外，还与傣人通婚，实行一夫一妻制。他们与傣人习俗相同，喜招郎入赘。年迈的父母与已婚有子女的儿子同住。

现在，新寨的壮族女性，不论长幼，均穿紧身的窄袖上衣，长及脚跟的筒裙，颜色鲜艳夺目，多为红、蓝、黄等色，与西双版纳傣族女性穿着完全一样。男子一般穿汉族的对襟衣、长裤，只有极少数男性长者穿土布对襟衣，与傣族男性穿的衣服不同。

很有趣的一件事是，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高立士（白族）与我们同行。1950年，他曾在这一带工作过。那年，新寨的壮人扎云达、岩达父子在寨边的路上架了一座桥（象征性的桥，并非真桥），两人守候在桥边，凡第一个过桥者，岩达便认他为干爹（立了桥，拜了干爹后，这个人就能健康少病）。当时，高立士同志骑着一头骡子，第一个过了这座桥，岩达便拜高立士为干爹。不久高立士离开这里，调到其他地方工作。高立士与岩达互相挂念着。38年后，高立士重访故地，扎云达已去世。岩达得知高立士来后非常高兴，备办了一些酒肉款待干爹。笔者也有幸被邀入席，先由岩达的姐夫（50多岁）口里喃喃说一些祷词。每个入席者的右手指要搁在饭桌边缘（他们采用傣族式的饭桌，在一个圆形竹架上，置一簸箕，上垫香蕉叶，作为台布，碗筷菜碟放其上，桌四周的楼板上，置数盆糯米饭，供人们手抓来吃），意思是魂可附体。说完祷词，干爹也说几句祝愿的话，然后用白沙线扎在义子岩达的右手腕上，之后，大家就可随便饮食。现在，岩达已46岁，身子仍较单薄，娶了一位傣族姑娘为妻，生有4女，大女儿已招了一个本寨小伙子为姑爷。

新寨的壮族一年里有如下的节日：

正月初一过春节。

二月初二过小年，拜庙。

三月初三扫祖坟（上一代人有此俗，现已无）。

四月初七拜山神。

五月初五包粽粑（上一代人有此俗，现已无）。

七月十五吃红米饭。

九月狗日吃新米饭。

在节日习俗上，壮人与傣人不同，如傣人过傣历的新年，即泼水节，壮人不过此节，而过春节。扫祖坟等傣族也没有。

这次调查也巧遇新寨壮人一年一度的拜山神节。此俗1958年被禁，1982年才得以恢复。

拜山神，傣话叫“紧刁巴拉”（tsin tieu pa la），意为吃山神。壮话如何说，他们已忘。此节每年举行2次，严禁女性参加。第一次是在二月初二，全寨的男性，不论长幼，凡能走路的都可以参加。在太阳升到树梢时（大约八九点钟），人们汇集到离寨子100米远的一个小庙（高1米左右，长1.5米，中置香炉，别无他物）。平年是小祭，赴会者每人拿1只鸡（不论公母）到庙祭拜。每隔3年为大祭，由全寨的人凑钱，集体买1头猪、1只刚会啼的小公鸡、1只母鸡。此外，每人还带来1只1斤左右的鸡，无鸡可用一两斤猪肉代替。

有一个主祭人，称为庙主。庙主是选出来的。由年龄较长的知理的老人拿1个生鸡蛋，让成年男子轮流来竖立鸡蛋，每人立3次，如鸡蛋能立起来，就由此人任庙主。此人死后，再用此法另选，倘若鸡蛋都立不起来，选不出人，就由原庙主的儿子继任。庙主称为“波英僚”（po iη liao）。

祭拜开始时，点燃香炷，庙主先念祷词，内容是请山神爷爷保佑人畜平安，风调雨顺，庄稼丰收。然后请五六十岁的老人来拜，猪、鸡摆在庙里，拜毕，便宰猪、杀鸡。人们在一块经石匠打平的石板上，用热水烫过猪、鸡，拔毛洗净，除去内脏，煮熟，再祭拜一次。然后，众人在庙前聚餐。饭毕，祭拜仪式宣告结束。

第二次是在阴历三月初七（4月22日），笔者参加了他们祭山神的活动。这次比二月初二的那次更为隆重。地点在离寨子100米远的一棵树下。这棵树他们称作“梅兰甘”（mai lam gain）。它是建立本寨时祖先选定的，世代传下来。选择的标准是美观，即光溜笔直。神树周围是灌木丛，西面是一块约10米见方的草坪。严禁到此打柴割草。傣人怕鬼，也不敢来此砍割草木。

在神树下，早已搭有两个茅草架，两者相距七八米。茅草架高1.6米，用4根手臂粗的木头竖起。脚架约有1米高，其上端是斜形茅草顶，三面用茅草编织成壁，另有一幅茅草壁作为楼板，只有西面无壁。位于南边（右边）的茅草架称为寨神房（hen tieu pe la），北边（左旁）的茅草架叫山神房（tieu pe la then）。寨神房和山神房建成后，不能人为毁坏，待它自行腐烂后，寨民再搭盖新的。

太阳高过树梢，8点钟时，新寨凡能走路的男性（据笔者观察，年龄最小的大约10岁，最大的60多岁）开始逐渐汇集到神树下，多数人手提1只1斤多重的鸡，少数人手提一两串腊肉（约2斤重）。有的人还拿着锅、搪瓷脸盆、碗、筷、刀、剑。在等人到齐的时间里，先到的布置寨神房。用2块上端白、下端红、蓝相间的织锦铺垫在楼板上，在东壁下置蓝底、红白花相间的枕头2个，供男女寨神安息之用。在南边的楼板边缘，对称置2个玻璃杯、2个搪瓷杯、1个热水瓶、1个酒瓶。地上则放1张圆形竹架的桌子（与上述桌子相同），摆上碗、筷等物，山神房只摆有4个杯子，没有其他任何布置。平时，每月阴历的十五和三十日，主祭人要来此烧香。

有四五个青年坐在草地上，把砍来的竹子，用刀削成弓箭、拴马板、橹、1担马草、船、枪、2担柴火，分别依次挂在手臂粗、1米高的木头上。这根木头插在寨神房和山神房之间的地上。用刀削制各物象征保护寨子、出征、打猎顺利。

上述各事准备妥当，人也到齐，祭拜开始。寨神房和山神房前各有1位主祭人。寨神房的主祭人是固定的，其他人不能代替，必须是建寨的头人及其后代。新寨是帕雅绷带领13户人来此建寨的，他死后，人们怀念、祭拜他，主祭人必定是他的子孙。新寨寨神房的主祭人已经历了3代人，次序是：帕雅康教—扎云达—波应教。山神房的主祭人并不固定，可以轮换，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

祭祀开始，笔者粗略数了一下人数，有70多人，全是男性参加这次祭祀活动。两个主祭人分别站在寨神房和山神房前，口中念着祷词。内容大意是：今天是三月初七，我们新寨的人请山神来保佑，人丁平安，牲畜肥壮，人畜兴旺，庄稼丰收，生活富裕，使傣人、瑶人见了畏惧、敬服，不敢另眼看待。祷词念了约5分钟后，两位主祭人分别将手中拿着的1只刚会啼的小公鸡，用刀割鸡颈，鸡血洒在地上，顺手把鸡抛在地上。然后取鸡脚看卦，用竹丝穿过鸡脚。如吉利可出猎，否则不出猎。其他人便在草地上把带来的鸡杀了，猪肉切了，就地煮熟，再拜祭一次。接着，大伙便在草坪上会餐。

如果出猎，凡参加祭祀活动的人都可自由参加，作为一个整体活动。由一名最得力的猎手任队长，指挥众人出猎。有枪的拿枪，无枪的拿刀或剑，无刀枪者，助威呐喊，协助追赶野兽。在附近的山林里狩猎，一般到次日清晨结束，猎获物由出猎者分享。兽头和脚骨必须挂在离神树三四百米远、长在溪畔的一棵树上，年年有猎获，树上就挂满了野猪、马鹿、麂子等各种野兽的头骨、脚骨，显示狩猎的成果。万一出猎打不到野兽，不能空手而回，出猎者就在山林里砍一些芭蕉干来，切了喂猪，代替猎物，表示也有收获。

祭山神的日期，其他两个壮族寨子与新寨不相同，但程序、内容基本相同。

新寨72岁的波文相讲，他有一位堂兄叫波文哈，已80岁，也是从老挝勐松迁来的pu jai人，现居住在勐腊乡曼那（pan nat）寨，已变成傣人。根据这个线索，我们又来到离县城东北7公里的曼那寨。曼那与毗邻的曼屏（ban phiŋ）寨，约300人，周围的傣人称他们为“布央”人。据曼那寨72岁的波迈温交（po mai un tsiao）说，他的祖先原来住在老挝的丰沙里省曼潘乌，因发生械斗，逃到勐腊县，赵姓土司让他们住在坝子中间，即现在的曼那寨址和坝子上面的曼屏寨。他祖父和父亲还会说“布央”话，到他这一代已不会讲了，只依稀记得少数几个词，如碗叫thui，眼叫ta，鼻叫daη，刀叫pha，桌子叫pan。他父亲这一代已与傣人通婚。现在他们与傣人较大的区别是，他们不过泼水节，而过春节，要杀一头猪，吃不完就做成腊肉，留日后慢慢吃。傣人杀猪是分全寨人吃的，不做成腊肉留日后自己吃。其他习俗已完全傣化。乡、村政府视他们为傣族。

这是壮人演变成傣人的实例。新寨的壮人则是处于壮人演变成傣人的过程中。

【注释】

[1]（清）唐景崧：《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册，北京：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第148页。

[2]《明神宗万历实录》卷372，转引自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46页，并参见其考证。

[3]［泰］沙天哥色：《泰掸族系考》，载《暹罗民族学研究译丛》，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46页。

[4]转引自光远：《从侬智高到坤真》，载泰国《中华日报》，1990年8月28日。

[5]（宋）沈括：《梦溪笔谈》，第473条。

[6]《大越史记全书》卷之2《李纪一》。但《越史略》卷2作长其国。(www.xing528.com)

[7]《大越史记全书》卷之2《李纪一》。关于侬智高的生身之事，《涑水纪闻》卷13、《梦溪笔谈》第473条、《大越史记全书》卷之2《李纪一》、《越史略》卷2，认为侬智高是侬全福所生。但《宋会要辑稿》第198册《蕃夷五》第7797页、《宋史》卷495《广源州蛮传》、《续资治通鉴》卷50，则说侬全福被交趾李朝杀后，其妻阿侬改嫁商人，生侬智高。说法互有出入。

[8]《越史略》卷2，《大越史记全书》卷之2《李纪一》。

[9]（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3。

[10]（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3。

[11]（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3。

[12]《宋史》卷495《广源州蛮传》。

[13]《涑水纪闻》卷13，一说七千余人。

[14]《宋史》卷495《广源州蛮传》，《续资治通鉴》卷52。

[15]《大越史记全书》卷之2《李纪一》。

[16]《续资治通鉴》卷53。

[17]《宋会要辑稿》第198册，第7803页。

[18]《涑水纪闻》卷13。

[19]（明）倪辂辑、木芹会证：《南诏野史会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43—247页；另见王云、方龄编：《大理五华楼新发现宋元碑录》，1980年昆明油印本；（明）刘文征撰：《滇志》卷之33张安道条。

[20]清道光《元江州志》。另（明）刘文征撰《滇志》卷2载：“宋侬智高之党窜于此，寻为些么徒蛮阿僰诸部所有。”侬智高余部进入泰国之事，未见历史文献记载，多系推测。

[21]清康熙《元江府志》卷2，《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1506《元江府部》。

[22]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3。

[23]清乾隆《开化府志》卷9。

[24]《宋会要辑稿》第197册《蕃夷四》，第7732页。《大越史记全书》卷之3《李纪二》载：“甲子九年（1084年，据《中外历史年表》、《中国历史纪年》应为甲子七年），与宋议疆事，定边界。”

[25]《续资治通鉴》卷76。

[26]《宋会要辑稿》第198册《蕃夷五》，第7810页。

[27]《宋史》卷431《孙固传》，《续资治通鉴》卷76。

[28]《大越史记全书》卷之3《李纪二》。

[29]《大越史记全书》卷之3《李纪二》。

[30]《大越史记全书》卷之3《李纪三》。

[31]《续资治通鉴》卷71，《大越史记全书》卷之3《李纪二》。

[32]《涑水纪闻》卷13。

[33]《文献通考·四裔考·交趾》。

[34]《宋会要辑稿》第197册《蕃夷四》，第7732页。

[35]《桂海虞衡志》，转引自《文献通考》卷330。

[36]《粤西丛载》卷24。

[37]《粤西丛载》卷24。

[38]《粤西丛载》卷24。

[39]《粤西丛载》卷24。

[40]《粤西丛载》卷24。

[41]《明神宗万历实录》卷472。

[42]《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下册，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59、283页。

[43]《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下册，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59、283页。

[44]1988年4月，据元江县大水平乡小北田寨岩松（傣族，汉名李存仁，在县石油公司加油站工作）及新平县漠沙乡供销社傣族陶正兴、封世安对笔者的讲述。李、陶、封均五十多岁。

[45]《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综合调查（一）》，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91—93页。

[46]《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综合调查（一）》，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91—93页。

[47]《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综合调查（一）》，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91—93页。

[48]龚荫：《明清云南土司通纂》，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302—303页。

[49]吴光范：《云南地名探源》，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193—197页。

[50]王国祥：《金沙江傣族的口头文学》，载《金沙江文艺》，1986年第5期。

[51]刘岩：《南传佛教与傣族文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30页。

[52]苏建灵：《民族调查笔记四则》，载《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1985年第6期。

[53]清康熙年间修《罗平州志》。

[54]《清史稿》卷527。

[55]《高宗实录》卷762。

[56]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38—243页。

[57]《高宗实录》卷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