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对傣族起源的探索及研究进展

现代，我国学者对壮侗语族诸民族的研究，也是先从语言研究开始的。20世纪20年代，刘策奇、丁文江等人已开始对这个语族中的某些民族语言进行了调查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对整个壮侗语族语言研究有显著成绩的是李方桂教授，1933年，他到泰国学习语言，然后回国到广西、贵州、云南调查研究该语族的语言。1937年他撰写的《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一文发表，归纳了我国各民族语言的系属。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写的《龙州土语》一书，龙州土语即广西龙州县的壮语，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除龙州土语外，“属于这个系统的有暹罗语、掸语、白泰语、侬语、僮语等等。龙州的土话就是跟沙维纳所记的侬语很相似的。”此后直至80年代，他撰写了大量有关壮侗语族语言的专著和论文，其中有影响的是：《三种水家话的初步比较》（1951年）、《台语支与侗水语支》（1965年）、《台语比较手册》（1977年）。

1951年3月31日，我国语言学家罗常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系属和文字情况》一文，对李方桂归纳民族语言系属问题做了修订。此后，我国的语言工作者进行了一些语言调查研究，罗常培、傅懋勣　教授根据新的材料又撰写了《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22]　，再次修订语言系属问题，在汉藏语系下分为3个语族，第一个是侗傣语族，也称黔台语族，其下又分3个语支：

僮傣语支，包括僮语、布依语、侬语、沙语、傣语；

侗水语支，包括侗语、水家语（毛南、莫家、佯僙的语言可看作水语的方言）；

黎语支，黎语。

20世纪50年代中期，袁家骅、王均、韦庆稳等人建议改称壮台语族，有关部门没有同意，于是，又建议将侗傣语族改称壮侗语族，不包括国外的民族语言，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沿用至今。

又经过30来年的调查研究，现在我国语言学界修订为，汉藏语系包括3个语族，其中有壮侗语族，其下又有3个语支：

壮傣语支：壮语、布依语、傣语；

侗水语支：侗语、水语、仫佬语、毛南语；

黎语支：黎语。

这种修订与民族识别工作有密切关系，如过去有侬族、沙族、偏族之称，经民族识别后，归入壮族。过去称为僮族，容易误读为童或者其他读音，1965年改写为壮，音同字异。布依族过去称为仲家，1953年，根据他们的自称和愿望，改称为布依族。傣族过去称为摆夷或摆衣，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他们的自称和愿望，改称为傣族。侗族过去称为峒人或狪人，新中国成立后称为侗族。水族过去称为水家，自称为“虽”，虽与水同音，1956年改称为水族。仫佬族过去称为姆姥，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仫佬族。毛南族过去称为冒南人、茅难人，1956年确定为单一民族，写为“毛难族”；1986年，改写为“毛南族”。黎族，过去已有此称，一直沿用至今。

1934年，刘锡蕃（即刘介）首先以人文科学的观点指出：

“此等蛮族，虽有苗、瑶、侗、僮、侬、僚、俍、伶、佯、巴、旦、倮罗、伢、沙、土拐、母老、仲家、疍人……种种之名称，而以苗、瑶、侗、僮四族为最巨。其散布之地点，除桂省外，兼普遍于西南全局。且其他各族，强半属于此四巨族之支派，如阿尼、倮罗之属于苗族，侬、僚、俍、伶、仲、僰、沙、掸人之属于僮族，巴人、伢人之属于瑶族，均各有其显著之例证。”^[23]

接着，他又说：

“僮族，侬、僚、俍、伶、沙、佯诸族，皆与同系。其散播地点，在川、康、滇、黔、两粤及缅甸、暹罗、越南诸国。”^[24]

可惜他只有这样的结论，而没有展开论述。

20世纪20年代，徐松石教授对操壮侗语族的民族研究已有浓厚的兴趣，搜集了不少资料，后来他又深入桂北、湘西、黔中、黔南、桂西、桂中、桂东南地区进行实地民族考察，经过多年的耕耘，写出了《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193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他说：

“僮人则僮、侬、僚、侗、仲、俍、沙、佯、黎歧、疍、爨、僰、倮罗等，莫不包括在内。他的部落名称，在云南和贵州两方面异常庞杂。”^[25]

“按僮人在有周以前，早已布满西南各省。他们的大本营乃是今日的陇南、陕南、四川和滇、黔北部等地，当时游牧或半猎半牧或半耕半牧（半耕指刀耕火耨的畬耕制），于两粤境内的，即后来所谓乌浒、俚、僚、瓯骆、百粤等族。云南南部僮人到来更早，远在帝尧揆景南交之前即已到来，不过当时没有用这‘僮’字为族名吧。比僮族南移还早的，乃吉蔑族、安南族和蒙Mon族。僮族最初移入印度支那的，乃掸族、佬族的祖宗，越裳氏就是掸族最古的文化。后来留在云南的又析为哀牢、僰人等大部族。而暹罗小泰族之自滇、桂迁去，乃是最近的事。”^[26]

“暹泰与两广在血统上的关系密切，无人可以否认。”^[27]

徐松石与西方学者不同的是，他以僮族为中心论述僮族与相关民族的关系。显然，他受到英国人拉古伯里观点的影响，说僮族起源于陇南、陕南一带。

徐氏的这部著作的最大特点是，用“地名研究考证法”来论证壮族及其相关民族的分布、迁徙，如有“那”、“都”、“思”、“古”、“六”、“罗”、“板”、“博”等字的地名，都是壮族的地名，至今还在沿用。他的这一方法，至今仍为人文科学的学者所使用，论证民族的分布和迁徙。

《粤江流域人民史》还用了相当篇幅论述苗瑶族，于是徐氏又写了另一本专门论述泰族、僮族及其相关民族的书，书名叫《泰族徸族粤族考》，194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他除了仍用“地名研究考证法”之外，还采用文献考证、搜集传说、语言风俗比较，来说明泰、僮诸族的关系，他认为：

“大凡使用泰语、僮语和黎、僰等语的，都可以称为广义的徸泰人，他包括暹罗国本部的小泰族和佬族，包括英属缅甸的掸人，包括法领印度支那的普沙和普泰，包括云南境内的僰夷、蒲人、大伯夷和土僚，包括贵州境内的侗人和仲家，包括广西境内的徸人和俍人，并且包括广东境内的黎族。”^[28]

徐氏从人的体质、语言、风俗、地名进行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看了以上的种种证据，深信暹罗的小泰人确是发源于两广的徸族。”^[29]　值得注意的是，徐氏把“僮”字写为双人旁的“徸”，在民族压迫的年代，有这种认识和胆识是很不容易的。

刘锡蕃、徐松石两位前辈，是我国研究壮侗语族诸民族的开先河者，尤其是徐松石贡献更大。现在，学术界有人在筹建壮学，或泰学，或侗台学，名异实同，都是研究壮侗语族诸民族及其相互关系的学问，可以说，徐松石是奠基人。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的研究还是初步的尝试、探讨，如当时还没有进行民族识别工作，从而使他们无法说明这些民族的相互关系，导致出现壮侗诸族是汉族的支派的结论，这显然是错误的。

20世纪40年代，方国瑜教授搜集整理了大量傣族史料，直至1958年，他编撰的《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才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虽说是元代，其实在绪论中，已交代了元代以前傣族的情况，他说：“傣和僮两个语支的各族，在历史渊源的关系是密切的。”^[30]　可惜他没有展开论述。该书侧重论述的是傣族与泰国泰族、老挝佬族的关系，而且从历史文献上的政治、军事着眼，社会生活方面的叙述甚少。

以上是前人研究壮侗语族诸民族的梗概。与笔者同时代的学者研究的状况是：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又重新将壮侗语族诸民族当成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率先进行这项工作的是语言学家，如张均如连续发表了《原始台语声母类别探索》、《壮侗语族语音演变的趋向性、阶段性、渐变性》、《壮侗语族塞擦音的产生和发展》，倪大白著《侗台语概论》。更可喜的是，梁敏不仅发表了壮侗语族语言方面的论文，还发表了壮侗语族诸民族古代文化的比较。此外，也有双边关系的研究，如李钊祥的《侗语和老挝文声调对应关系分析》，罗美珍的《傣、泰词汇比较》、《从语言上看傣、泰、壮的族源和迁徙问题》，陶红的《壮语与老挝语之异同》。笔者也写了近10篇这个课题的论文。还有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不赘述。虽然已取得一些成绩，但还处于重新起步阶段。

外国学者和有关人士，对我国壮侗语族诸民族有着浓厚的兴趣。过去，他们难得亲临其境考察，难得与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自从我国政府采取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尤其是泰国学者，已多批次到广西、云南、贵州进行考察，探讨泰族与壮、傣、布依、侗诸族的关系，有的泰国学者惊奇地发现，有些古泰语词可在现代壮语中找到。研究东南亚的西方学者，对此也十分关注。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56年以来，我国广泛开展对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普查并研究各少数民族的语言，采风活动的兴起，搜集、整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开展，搜集了大量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以及文化习俗各方面的资料。我国民族识别工作已完成。对外开放，国外的观点、资料也较容易得到。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有这样良好的条件，再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指导下，对这些民族相互关系及文化作用的探讨，会前进一步。就现在各学科的资料来说，壮泰各族的亲缘关系，已清晰可见。

【注释】
(www.xing528.com)

[1]均据我国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字。

[2]《越南1989年人口统计》，越文本。

[3]李毅夫等编著：《世界各国民族概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佬龙族有的简称为佬族。另参考其他资料。

[4]《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6页。

[5]越南越北地区的一部分人自称土人（kan　tho），越南阮朝明命十三年（1832年）把侬人改称为土人。今越南政府将他们划分为岱族和侬族。

[6]陆翔译：《国闻译证》第1册，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7]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74页。

[8]《暹罗民族学研究译丛》，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43—44页。

[9]《暹罗民族学研究译丛》，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45页。

[10]《暹罗民族学研究译丛》，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50页。

[11]《暹罗民族学研究译丛》，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43页。

[12]［德］艾思德：《泰族问题》，载《西南研究》，1940年第1期。

[13]［泰］共丕耶达吗銮拉查奴帕：《暹罗古代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12页。

[14]《暹罗民族学研究译丛》，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51—52页。

[15]马宁译：《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页。

[16]［日本］绫部恒雄：《泰族的社会与文化》，载宋恩常译《泰国农村调查研究译文》（铅印本），昆明：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第131—140页。

[17]［越］陶维英：《越南历史》（越文版）上卷，河内建设出版社，1955年，第117页。

[18]［越］文新：《越南简史》（越文版），河内史学出版社，1963年，第70页。

[19]［越］邓严万：《越南岱、泰各民族集团的形成过程及其与中国南方、印度支那各民族集团关系初论》，载越南《历史研究》，1968年第3期。

[20]［越］何文书、吕文卢：《岱族、侬族文化》（越文版），河内文化出版社，1984年，第4页。

[21]［越］黄氏珠、阮灵：《语言学与史学》，载越南《语言》杂志，1971年第2期。

[22]罗常培、傅懋勣：《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载《中国语文》，1954年第3期。

[23]刘锡蕃：《岭表纪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页。

[24]刘锡蕃：《岭表纪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7页。

[25]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第49页。

[26]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第50页。

[27]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第274页。

[28]徐松石：《泰族徸族粤族考》，上海：中华书局，1946年，第16页。

[29]徐松石：《泰族徸族粤族考》，上海：中华书局，1946年，第28页。

[30]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