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称的嬗递关系及其影响：地域分布法简论

一个民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以后，如果为古代撰史的史官、学者注意到，就会反映到史籍上。而族称出现在史籍上，当然会反映撰书人和当时人们，尤其是统治者对这个民族的认识。族称有它的延续性，但也会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某个民族的认识有变化，族称也随之不同。有时古代的一个族称，可以包括今天的几个民族；有时古代的一个族称，仅指今天某个民族的一部分。民族在历史上的发展是有变化的，有伸有缩，有消失了的，有新出现的。例如，“广西州，唐时东爨、乌蛮所居，厥后师宗、弥勒诸部最强，历蒙氏、段氏，皆不能制。元初内附，立广南路，明改土府，夷种名种时改，前明有沙蛮、黑爨、僰、僚、五种，大率犷悍，今则统称为苗而已。”^[7]　这里讲的广西州，即今云南省师宗县、弥勒县、丘北县。由此可见族称是在改变着的。这种改变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民族的认识的改变。有如上述这样的文字记载流传下来，对当今的人来说，就有了明确的头绪。可惜在古代，愈古这类文字的记载愈少，甚至没有，这就给当今的研究者带来很多麻烦，再加上古人对民族认识的局限性，今人与古人对民族认识的差异，就需要当今的学者把这种复杂的情况梳理出一个头绪，从而才能把某个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写清楚、说明白。

《晋书·四夷》载：“匈奴之类，总谓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赵，北暨沙漠，东连九夷，西距六戎……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后汉末，天下骚动，群臣竟言胡人猥多，惧必为寇，宜先为其防。”这里的胡人，显然指的是匈奴人。而南宋宰相李纲在《伏读三月六日内禅诏书及传将士榜檄，慨王室之艰危，悯生灵之涂炭，悼前策之不从，恨奸回之误国，感愤有作，聊以述怀》的诗中道：“胡骑长驱拢汉疆，庙堂高枕失提防。关河自昔称天府，淮海于今作战场。退避固知非得计，威灵何以镇殊方？中原夷狄相衰盛，圣哲从来只自强。”这里的胡、夷狄显然是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与前揭胡人所指不同，这就须要读者用渊博的知识去判断。

汉代以后，民族名称的出现在史籍上开始逐渐增多，但对族称的来源叙述甚简，甚至没有，往往是这个时期或朝代与下一个时期或朝代的民族称谓的嬗递关系不清楚。为了使古代不同时期的民族与今天民族的关系衔接起来，现代的学者多用4种方法：一是对音法，也有称为音转法、音变法、切音法、转译法，把古今族名的读音相同或相近，说成今天的某个民族就是古代某个民族的同名异写，是前者的后裔。二是古代某个民族与今天某个民族的分布地域相同，就把古代某个民族当成现代某个民族的前身（暂且把它名之为地域分布法）。这是在史料缺乏的情况下产生的简单等同法。三是语音对比法，即史籍记载某个民族的一些语言材料，与现今某个民族的语言进行比较，确定是否有嬗递关系。四是特征对比法，即史书记载某个民族诸如习俗、服饰的特征，与现今某个民族的这些特征相比较，确定是否有嬗递关系。只从一种孤证出发就把古今民族等同起来，基础是不够扎实的，弄不好反而会产生错乱，成为一锅烂粥，把本已复杂的民族关系发展史搞得更加混乱。

刘咸在《海南黎族起源之初步探讨》一文中说：“以‘吕’、‘黎’语音之相似，可想见汉时之‘吕嘉’，是即后日‘黎’之所由来，黎族之得名，或自此始。”又说：“黎族因无文字，《汉书》所称吕嘉者，当系汉人记音，吕氏族人自称为‘吕’，理有必然，由‘吕’而‘黎’，乃一音之转，大有可能，然则汉时之‘吕嘉’为后日黎家（黎人有自称曰lakia者）所奉为祖先，并自相称呼，为黎族得名之始，盖可信也。”^[8]

我们细读《汉书》可知，吕嘉是人名。吕嘉与黎家读音相近，是一种偶合，黎家的族名未必来自吕嘉。黎家的家，犹如侗家、苗家、瑶家、彝家等，是人家的意思，用现代的科学术语来说，可当民族解。而黎家之说，在史籍中未见过，只见过黎人、黎蛮之说。黎、苗等加上个家字，成为黎家、苗家的说法乃是后世才有的。(www.xing528.com)

有些研究仡佬族历史的人，把与仡佬、僚（音lao）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地名，当成仡佬族在历史上的分布地域。于是，仡佬族在历史上的分布面积扩大到从西南到中南、华东、华北，乃至东北的辽阔地区。这种用某些语音的偶合得出的结论，其可靠性是十分脆弱的。

古人对民族族称的记载，可能会受方言土语的影响，往往会产生一些差异。某个民族久居一地，也往往会留下本民族的地名，也会受到书写人方言土语的影响，记载时会有一些差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捕风捉影，穿凿附会，效果会适得其反。有的人往往忽略了今音与古音的差别，只凭一条孤证下结论，是不严肃的，近乎文字游戏。如吕嘉即黎家的说法，在近40年来的科学研究中，已为人们所抛弃。因此，在使用对音法时，除了必须注意古今读音的变化外，还得有其他旁证，才能立论，否则经不起深入研究的验证，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过去的史学家把古代匈奴人当成今天蒙古族的前身，唯一的理由是，古代匈奴人的分布与今天蒙古族的分布基本相同。经过近40年来的深入研究证明，此说不能成立。然而，用这种简单的地域分布法来论证古今民族的嬗递关系，在现今的民族研究中还有相当影响。如研究壮族历史的某些人，把古代的乌浒与今天的壮族等同起来，认为古代的乌浒就是壮族的先民。如果我们细细研读史籍的记载，可发现这种简单的等同法颇有商榷的地方。最早有乌浒记载的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阯（同‘趾’，下同）。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其西有噉人国……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灵帝建宁三年（170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光和元年（178年），交阯、合浦乌浒蛮反叛，招诱九真、日南，合数万人，攻没郡县。”唐代李贤注：“万震《南州异物志》曰：乌浒，地名也，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宋代裴骃《集解》：“沈钦韩曰：《纪要》乌浒山在南宁府横州东六十里，昔乌蛮所居之地。”由此观之，乌浒是族名，也是地名。汉代时乌浒蛮的分布与今天壮族的分布不完全相同，持乌浒与壮族等同的人，对这一分布差异没有说明其变化的原因和演变过程。这里就存在古人与今人对民族认识是否有差距的问题。

用对音法和地域分布法来解决古今民族的嬗递关系，如无其他旁证使立论扎实，又不注意与邻近民族的关系，往往会产生矛盾，而不能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