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马克思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有一段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经典表述，这里只引前面的一部分：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从这个表述来看，马克思的社会模型有三个层次：经济基础、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在这三层结构中不明确的是后两个层次的关系问题，即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谁在上谁在下的问题。按照恩格斯在给施密特（Schmidt）的信中把意识形态称为“那些更高地浮在空中的思想领域”的说法，似乎应该是意识形态在上，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在下，因而更基础。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很可能是意识形态在下。马克思的这种看法从朱光潜对上述引文的译文中看得比较明显：
经济结构即现实基础，在这基础上竖立着上层建筑，与这基础相适应的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53]
但是，这方面的意思——社会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而不是只适应上层建筑——却被人们忽略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多的是以恩格斯的说法为依据的。在这一问题上，阿尔都塞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思考。从他的一篇研究笔记的论述顺序来看，他对社会结构层次的安排是：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制性国家机器。我们可以看到，把他对社会结构层次的描述同拉康的人格模型加以对照是有意义的，如图2-25所示。
图2-25 阿尔都塞的社会结构层次与拉康的人格模型对照图(www.xing528.com)
在图2-25所示的这一结构中，每一层次的内容或规定是：
强制性国家机器：首脑、政府、行政机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宗教（各种教会系统）、教育（各种公立和私立的学校系统）、家庭、法律、政治（政治系统，包括各个党派）、工会、传播媒介（文学、艺术、体育比赛等）。
意识形态：存在于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之中。
经济基础：生产条件（生产资料、劳动力、生产关系）。
阿尔都塞认为，强制性国家机器用暴力手段来发挥其作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意识形态方式来发挥其作用。实际上，无论哪一种国家机器都是两种方式兼用，差别在于，前者以暴力方式为主，以意识形态方式为辅；后者以意识形态方式为主，以暴力方式为辅（这是一种淡化的、隐蔽的、象征性的强力方式）。需要提及的一点是，强制性国家机器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却有许多，并且，“构成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多元性单位因素作为一个实体不是随处可见的”。阿尔都塞认为，艺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个很复杂很困难的问题。但是他表示，他并不把真正的艺术列入意识形态之中。[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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