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状性行为及其与梦的比较与联系

1904年弗洛伊德出版了一部篇幅不长的著作：《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把他在《梦的释义》中所揭示的梦的无意识表达机制，运用于分析日常生活的某些心理现象。在他的细致分析中，过去被认为是偶然发生的、似乎不必寻找任何依据的现象，都被理解为一种严格的心理机制的产物。这些现象有遗忘、口误、笔误、误引行为、症状性行为等。弗洛伊德指出，误引行为和症状性行为的分界并不明确，他所作的分类不过是出于叙述上的方便。由于这个因素，我们可以把他所论述的上述各种现象一律称为症状性行为。症状性行为和梦的发生有着共同的心理机制，它是欲望通过凝缩和移置方式在行为领域的某种表现。梦是一种幻觉的操作，和症状性行为相比，它可以“独立自主”地、全面地、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愿望”；症状性行为属于行为系列，行为系列主要受日常生活的逻辑因果性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无意识只能“见缝插针”地、片面地、部分地“表达”自己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症状性行为与梦相比，可以说是更加“充分决定”的。通过症状性行为我们可以认识到，无意识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是起作用的，无意识并不休息。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在书中有大量的例证说明。这里仅对几部影视作品中的“症状性行为”试加分析。

影片《我们还年轻》描写3个同住在一间宿舍里的青年工人和一个女技术员之间的“戏剧性”关系：在对女技术员的追求上，最有希望的潘师傅表现得不卑不亢；紧追不舍的于师傅遭到正式拒绝后便散布流言蜚语来中伤女技术员；那个似乎处于游离状态的张师傅表现出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女技术员一开始爱的是那个不卑不亢者，在她眼里，那个无所事事的张师傅似乎并不存在，在影片中他表现得像是一个自动退出“竞争”的人。可是，在关键的时候张师傅却犹豫了，他似乎感到需要做出决定，是否参加角逐。在一场戏里，我们看到了他的一个“症状性行为”：他把一把螺丝刀和一个钢圈套在一起，在桌子上摆来摆去，表现出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潘师傅听得不耐烦便要制止他，他来一个猛烈的晃动后才停止这个动作。这个下意识的动作似乎将他的内心活动告诉了我们，他正在犹豫是否加入竞争，而他的有力的晃动已表明，他行动的机会已经来到了。

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荒雪》中也有一个精彩的例子：女主人公马大翠曾被男主人公熊克俭奸污过，但她没有告发他。熊的良心受到谴责，后来不断接近马大翠，但多次被拒绝。有一次马大翠独自一人来到冰河上凿冰打鱼，熊早已在此等候。当马把冰窟窿凿好开始打鱼时，她却一不小心掉到冰窟窿中。就是说，她在最不该出现疏忽时出现了疏忽，这无异于给熊提供了一个接近和讨好她的机会。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这个机会毫无疑问是马大翠自己提供的。根据这一分析我们可以说，当她严词拒绝那个曾经对她有罪的男人后，至少是在刨冰时，她已经准备接纳他了（当然是在无意识层次），而她自己却对此毫无所知。在观影过程中，观众不难感受到，她有非常多的理由和机会同她深深地爱着的肖国才结婚。但结果当然是没有。她同那个奸污过她的男人结合了，理由是非常冠冕堂皇的：肖国才过于保守，没有开拓精神，也太自私；而熊克俭则恰恰相反，并且很有男子汉气概。

在法国影片《花边女工》中我们可以发现两处症状性行为。18岁的姑娘贝阿蒂斯在巴黎一家理发馆工作，在一次游玩中认识了大学生弗朗索瓦。后来，在她再次见到弗朗索瓦的当天晚上，她回到自己的寓所，洗了澡后光着身子钻到被子里，把睡衣盖在自己的被子上面。经过一段时间后的一天晚上，她与弗朗索瓦一起吃晚饭（在餐馆里），弗朗索瓦提出要与她过夜，她既没有说任何答应的或拒绝的话，也没有任何答应的或拒绝的表示，但她突然打了一个冷战。弗朗索瓦看到后问她是不是有点冷，她微微点头，弗朗索瓦就到车上取来毛毯披在她身上。这两处细节表明，像贝阿蒂斯这样文静纯朴的姑娘，在认识了男朋友之后的潜意识心理表现：当弗朗索瓦还没有提出要求时，她的无意识已经“有所考虑”了；当弗朗索瓦提出要求而她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她的回答时，无意识已经通过症状性行为抢先回答了。而弗朗索瓦也确实聪明，他及时理解了这一“症状”并做出了反应。

由新藤兼人（Kaneto Shindô）编剧的日本影片《事件》的整个故事的基础是一个无意识的行为。如果这一行为不能成立，整个影片的故事也就不能成立。影片表现青年工人上田宏先后与初子、良子姐妹两人相爱，并与良子有了孩子。初子极力阻止她的妹妹生下孩子，并继续向上田宏示爱。上田宏已决定中止与初子的关系，有一次他甚至拿出随身携带的刀子威胁初子，初子在绝望中扑向上田宏，而上田宏的刀却没有撤回。初子死后上田宏随即被捕。上田宏承认自己杀死了初子。影片开始时，观众只直觉初子“被害”和上田宏承认此事，但是不知道其中的复杂细节。直到影片结束时观众才知道这是“无意识杀人”。由于法律只对有意识的杀人行为定罪（杀人罪），法庭仅根据案发后上田宏将尸体拖离现场并逃走一事，同时考虑他尚未成年，而判他2年以上4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刀子没有撤回这一行为表明，上田宏的内心深处已经做出决断：初子不应当再存在下去了。

由新藤兼人编剧的另一部影片《没有寄出的三封信》，用分析症状性行为的观点来看，显然可以得出与影片结尾时由剧中人提供的分析有很大不同的结论。影片似乎想引导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敏行曾想毒死过于钟情于他的稚子，为了逃脱罪责他拟写了三封给妹妹的信：

8月11日，致妹妹，敏行寄。因为太忙久未通信。今天妻子染病，虽然看起来不像重病，但是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病，连大夫也不知道。下次再寄信。

8月20日，致妹妹，敏行寄。不愿意让你挂心，可是又不能不让你知道。比以前更坏了。妻子的病很重。我正在尽一切可能地想办法。(www.xing528.com)

9月1日，致妹妹，敏行寄。妻子死了，今天死的。我没有妻子了，她临死……我再也不忍写下去了。如有可能，你来一趟好不好。

这些充满“杀机”的信并没有寄出，敏行也没有采取信中所暗示的行动，他只是悄然离开了稚子，回到了他无法忘怀的纪子的身边。3年前他和纪子已经定好结婚的日子。纪子出身于名门，他由于自尊心而逃离了纪子。但这次他回来却由于疏忽而忘了把夹在药典中的三封信销毁。这三封信被纪子发现了，发现的日子是在8月11日之前。纪子见信后被惊呆了，她脸色苍白，几乎要晕倒。她平静下来后决定利用这些信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除掉稚子和暴露敏行。她的目的达到了，但她自己也死掉了。这就是影片试图告诉我们的，但是，按照精神分析的看法，敏行的疏忽正是无意识的一种表现，即敏行虽然不想对稚子直接采取行动，但他的无意识却“希望”有机会通过另一个人来完成这件事，无意识“选中”了纪子，于是，这三封信就被纪子看到了。如果他的无意识已经“终止”了这种“愿望”的话，他完全有机会来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在影片中，敏行对家中发生的两次“中毒”事件无动于衷。他完全应当想到他曾经写下的信与砒霜中毒之间的关系。在最后一次中毒事件之前，他的三封信就好像上田宏的已经伸出的匕首。匕首完全可以及时地撤回来，信虽然无法撤回，但可以采取补救办法。可是，敏行的无意识拒绝这样做。

因此，敏行的自毁是他的良心对此已彻底认识的结果。从这个分析来看，纪子的罪行就不像在前一种分析中那么大了。因为她所采取的报复行为，虽然确实触犯了刑律，但仍然是被利用的。

对于上述分析可能会引起一些疑问——难道这不让人感到牵强吗？对此，我们可以参照弗洛伊德的以下分析：

例如，我们发现这样的人，他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会落得同一个结果：如一个施惠者，在其每一次恩举之后总要被他的受惠者愤怒地抛弃，不管这些受惠者在其他方面可能有多大差别。因此，他仿佛注定要尝遍所有忘恩负义的痛苦。又如，有一个人，他的所有友谊都以朋友的背叛而告终。再如，有这样一个人，他几乎毕生致力于把另一个人抬举到显赫的私人的或官方的权威地位，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又由他自己颠覆了这个权威的地位，并且抬举出另一个人来取代以前的那个人。还有这样一个恋人，他同每一个女人的每一次恋爱都经历相同的阶段，达到相同的结果。这种“同一种事情不断重复”的现象并不引起我们的惊奇，因为它与行为者的主动行为相关，并且我们能够在该行为者身上找到总是保持不变的基本的个性特质，而且这种性格特征被迫在同一种经验的重复中表现出来。

在22集电视连续剧《公关小姐》的第13集中有这样一场戏：周颖因“选美”活动受阻正处于情感低潮，她的未婚夫李志鹏从欧洲回来，二人相聚，周颖为了表示她对志鹏的坚决态度，主动提出要与志鹏过夜，志鹏虽然感到惊讶，但还是表示同意。可是，志鹏却发现周颖在提出这一要求之后“哭”过。他立即表示，他不愿意让她在爱情和婚姻的问题上感到有任何压力和委屈。敏感的志鹏，通过周颖的“哭”发现了她的“隐情”，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种“隐情”呢？在第14集的一开始就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一个朋友给周颖送来一些她的照片，朋友走后她立即不假思索地写好了两个信封（我们猜测，一个是给志鹏的，一个是给高翔的），每个信封里都放进一张照片。但她马上就感到好像有什么问题，于是把两张照片都取出，并把两个信封都揉成一团。写两个信封的行为表明了她在感情深处的一个新进展，两个男人——一个是她的未婚夫，一个是她未婚夫的同学——在她心里的天平上，似乎已经达到了某种平衡的程度。现在我们也许理解了，在这种情况下，让她做出从一而终的决定，难道不是委屈了她吗？由此可知，这里使用了两个相互有关联的症状性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