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在时间中持续和在空间中存现。对于前者，我们习惯于称为“事”；对于后者，我们习惯于称为“物”。正是“事物”构成了生活的内容。文学对于生活的反映，也因事物的这两个方面而形成了与之对应的两个方面：叙事和描写。叙事侧重于表现事物的变动的时间方面，描写侧重于表现事物的稳定的空间方面。这一区别甚至成为艺术形态划分的根本依据之一。正如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所说，诗是一种时间的艺术，绘画和雕塑是一种空间艺术。他提出，绘画在其同时并存的构图里，只能表现动作的某一顷刻，所以应当选择最富于生发性的那一顷刻，使得某一动作的前后都可以从这一顷刻获得理解。他还论证了，为什么拉奥孔在雕刻里不哀号，而在诗里却哀号；为什么提牟玛球斯（Timomachus）画美狄亚，不选择她杀亲生儿女那一瞬间，而是选择在这之前不久，她还处于母爱与嫉妒相冲突的时刻。主要原因就在于，空间形式在时间上凝固和永久化的特点。美的东西的凝固和永久化是可以接受的，而在生活中，稍纵即逝的极度疯狂的东西的凝固和永久化，往往是不能容忍的。这样的结论对于电影艺术也是有意义的，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时空综合艺术这一点，决定了它必然要受到它的空间方面的限制。《红高粱》表现活剥人皮，为什么不表现全过程，而只表现了一部分，也是由于这个限制。
从空间在时间上凝固的角度，时空对应就变成了历时与共时的对应：空间作为时间中的一个顷刻成为共时的，时间作为空间的持续成为历时的。根据这一区分，索绪尔区别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学：
共时语言学研究的是，为同一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同时并存，并构成系统的成分之间的逻辑和心理的关系。(www.xing528.com)
历时语言学研究的是，不为同一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连续的（一个替代另一个），并且相互之间不构成系统的成分之间的关系。
索绪尔对历时语言学不抱有好感，他提倡建立的是共时语言学。因为在他看来，语言系统是共时性的。索绪尔的合理性在于，他看到了语言的稳定性的一面，他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有把语言的稳定性方面加以绝对化的倾向。尽管如此，他的功绩仍然不可磨灭，因为，问题不在于纯粹的共时语言学是否可能，而在于如果没有共时的观念、分析作为基础，历时语言学本身还是否可能。索绪尔把语言比喻成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他的观点就是赫拉克利特（Herakleitus）所说的那句话：“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可是他毕竟忽略了这样一点：人连一次都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踏入本身就是历时性的行为，而河流在历时性中是瞬息万变的。“踏”时是一条河，“入”时又是另一条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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