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实例

【实例一】据《管子·桓公问》记载：“齐桓公问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为之有道乎？’对曰：‘勿创勿作，时至而随。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也；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对曰：‘名曰啧室之议。曰：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事约而易从，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过，谓之正士，内于啧室之议。有司执事者咸以厥事奉职，而不忘为。此啧室之事也，请以东郭牙为之。此人能以正事争于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齐桓公曾经问管仲：“我想常有天下而不失，常得天下而不忘，能办得到吗？”管仲回答说：“不急于创始，不急于作谏，等到条件成熟再随之行事。不可以个人好恶损害公正原则。要调查了解人们之所恶，以便自身为戒。”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仅凭帝王的一阵冲动，一阵心血来潮，一时的招贤纳谏是不够的。必须设立一种机构，建立一种制度。管仲引经据典，追溯历史，对桓公说：“黄帝建立明台的咨询制度，就是为了从上面搜集贤士的意见；尧实行衢室的询问制度，也是为了从下面听取人们的呼声；舜有号召进谏的旌旗，君主就不受蒙蔽；禹把谏鼓立在朝堂上，可以准备人们上访；汤有总街的厅堂，可以搜集人们的非议；周武王有灵台的报告制度，贤者都得以进用。这就是古代圣帝明主能够常有天下而不失，常得天下而不亡的原因。”桓公说：“我也想效法他们，实行这项制度，应当叫什么名字呢？”管仲想了想说：“可以叫‘啧室之议制度’。就是说，国家法度要简而易行，刑罚要审慎而无人犯罪，政事要简而易从，征税要少而容易交足。老百姓有在这些方面提出君主过失的，就称之为‘正士’，其意见都纳入‘啧室之议’的制度来处理。负责办事的人员，都要把受理此事作为本职工作，而不许有所遗忘。这项‘啧室之议的大事，请派东郭牙主管。这个人是能够为正事在君主面前力争的。”桓公说：“好，就这么办！”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春秋时期，齐桓公小白当政的时候，曾建立让人们议论朝政的制度，取名叫“啧室之议”。“啧室之议”是“和而不同”的体现。《管子·桓公问》记载的管仲设计的这项“啧室之议”制度，在齐桓公时期实行了没有？实行得怎么样？具体的程序如何？现在已不易考证了。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管仲和齐桓公能想到这样的问题，有这样具体的设想就已是难能可贵的了。事实上，齐桓公也是听取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励精图治，才赢得了春秋首霸地位的。

第二，齐桓公承继了太公的开明政治，为了争霸天下，他接受管仲的建议，广泛招揽贤士。管仲对齐桓公所讲的“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也；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者也”。这些圣明帝王的事迹，无非要齐桓公仿而效之。所以，当齐桓公问“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时，管仲回答：“名曰啧室之议。”设置“啧室之议”这一机构，是为了便于“下听于人”“广询天下”及“观人诽”，并号召、鼓励人们“非上之所过”，“以正事争于君前”。可见，“啧室之议”的主要作用是议论时政，为政府及君主提供咨询服务。这实际上成为后来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以干世主”之滥觞。

第三，为了真正发挥“啧室之议”的作用，管仲建议齐桓公让大夫东郭牙主管该机构的有关事宜，并给予贤士优厚的物质待遇，以吸引天下贤能之士。《国语·齐语》记载：“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尽召天下之贤士。”对于学有特长的贤士，齐国统治者总是想方设法招纳之，并委以重任。

【实例二】据《吕氏春秋·贵公》记载，“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矣，渍甚，国人弗讳，寡人将谁属国？’管仲对曰：‘昔者臣尽力竭智，犹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于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愿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诺，曰：‘公谁欲相？’公曰：‘鲍叔牙可乎？’管仲对曰：‘不可。夷吾善鲍叔牙，鲍叔牙之为人也：清廉洁直，视不己若者，不比于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勿已，则隰朋其可乎？’‘隰朋之为人也：上志而下求，丑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其于国也，有不闻也；其于物也，有不知也；其于人也，有不见也。勿已乎，则隰朋可也。’”

管仲有病，齐桓公前去询问他，说：“您的病很重，如果一旦病情危急发生不幸，我把国家托付给谁好呢？”管仲回答：“以前我尽心竭力，还不能够知道这样一个人；现在得了重病，生死在于朝夕之间，我又怎么说得上来呢？”桓公说：“这可是大事，希望您能给我指教。”管仲恭敬地同意了，说：“你想要任用谁为相呢？”桓公说：“鲍叔牙可以吗？”管仲回答道：“不行。我很了解鲍叔牙。鲍叔牙的为人，清廉正直，对待不如自己的人，不愿和他们在一起。偶尔一次听到人家的过错，就终身不忘。万不得已的话，隰朋大概还可以吧。隰朋的为人，既能汲取先世的事例，又能不耻下问。自愧不如黄帝，同情不如自己的人。他对于国家政治，有不去过问的事；他对于事物，有不去了解的方面；他对于人，有不重视的细节。不得已的话嘛，那隰朋可以。”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和而不同”体现出来的是宽容与接纳与自己不同的人。管鲍之交传为佳话。管仲出身贫寒，为了生计，他曾与鲍叔牙一起做生意。一份生意下来，他们坐在“分金亭”上，清点账目与分配收入，管仲每次都要多分一点，鲍叔牙毫不介意，更不认为管仲贪婪，因为他知道管仲日子难过。经年生意中这种分配上的“不公平”，非但没有损害他们的合作，反而在长期的交往和了解中，鲍叔牙认定管仲是一个有贤德并且有非凡才能的人。后来，他们都弃商从政，开始了政治生涯。管仲在新的人生道路上也并非一帆风顺，他几次做官几次被罢免，鲍叔牙并不认为他没有才能，而只是因为管仲没有碰到恰当的时机；管仲几次打仗几次败退，鲍叔牙并不认为他怯懦，而只是因为管仲家中有令他放心不下的老母；再后来，管仲因失败而被囚禁遭侮辱，管仲没有像自己的同僚召忽一样以自杀维护自己的人格与尊严，鲍叔牙并不认为他可耻，而只是因为管仲不以小节为羞耻，而以功名不能显扬于天下为耻辱。鲍叔牙对管仲如此知根知底，知遇和推崇，使管仲无限感慨地说：“生育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鲍叔牙啊。”鲍叔牙的所作所为表现了他的仁人胸怀和高风亮节，感动了所有了解他的齐国人，史载：“天下人不称道管仲的贤能，而称道鲍叔牙的明眼识人和举贤荐能。”

第二，“和而不同”体现出来的是大公无私，这有时需要抛弃私人的情感。管仲与鲍叔牙是知己之交，但在推荐宰相人选的重大问题上，管仲却没有推荐鲍叔牙。那么管仲不荐鲍叔牙，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管仲对齐桓公说，鲍叔牙清白廉政，是个再好不过的人物，但他不亲近不如自己的人，对别人的过错也是一辈子不忘记，让他治理国家，上必约束国君，下必忤逆百姓，而一旦得罪于你，他就不可能长久执政了。从管仲年少贫寒跟随鲍叔牙一起谋生，到管仲被齐桓公尊为“仲父”，鲍叔牙对他是“父母般”（管仲语：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的一路帮扶，可谓厚诚无私、高风亮节、光明磊落。从鲍叔牙生平看，好像并无管仲所指的性格缺点。其实鲍叔牙有无这些缺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管仲之言对我们后人的启示。一者，要清醒认识自己。人有其长，必有其短；且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二者，要宽容对待别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况人之错，或己之过。三者，对上不可得罪，须知受制于人，小心谨慎方能长久。四者，对下不可肆意，孰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管仲的不荐，是否还隐藏着他个人的几分私心？比如说，管仲辅佐齐桓公多年，是否因为真切感知“伴君如伴虎”、君权之下官难做而有意不荐鲍叔牙？还有，管仲是否心存疑虑，既担心鲍叔牙治理不好国家而让管鲍二人的一世英名蒙羞，又担心鲍叔牙治理得更好而让自己相形见绌，故而不荐？这些都只是猜测。

第三，“和而不同”要求相互理解与相互信任。管仲面对这样一个有大恩大德于他，又被他如此深情感念的人，当他行将去世，齐桓公提出要以鲍叔来继承他的职位时，他却断然表示反对。齐桓公接受了他的意见，任命了另外一个人为相。有个叫易牙的小人向鲍叔牙挑拨离间说：“管仲为相，是您推荐的，如今他快要不行了，君侯前去征求他对继任人的意见，他却反对您，而推荐了别人，我真替您抱不平！”鲍叔牙笑道：“我当年之所以推荐管仲，就是因为他忠于为国，而不私其友。我要真的做了相国，你们这些小人何处存身呢？”这大约也正是管鲍之交成为千古美谈的原因吧！其实，我们生活中越是自以为熟知的事情越是容易被混淆，被曲解。朋友这一概念的本意应该是文明人群里的志同道合与性情相慕者，有道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千古绝唱，才有了“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士壮举。我们把性情相慕的交往叫作朋友，朋友是一种相遇，朋友是一种相互认可，朋友是一种相契，朋友是一种相伴，朋友是一种相助，朋友是一种关爱，朋友是一种诚信。这些都是对朋友很好的诠释，但我们不要忘了最为可贵的还是朋友之间的亲密无间和相互信任。这种信任不会因为彼此的暂时误会、遇到困苦和曲解而有所丧失，反而会变得更加珍贵。

【实例三】据《史记·管晏列传》记载：“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晏平仲，名婴，是齐国莱地夷维人。他侍奉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凭着他的节省俭朴，努力做事，为齐人所敬重。他当了齐国宰相以后，吃饭从来没有两盘有肉的菜，侍妾不穿绸缎衣服。他在朝上时，国君有话问到他，他就直言回答；无话问到他，他就正直地做事。国家的政治清明，他就遵从政令行事；国家的政治不清明，他就权衡利弊斟酌办事。因此，他能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名扬诸侯。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和而不同”并不是没有原则地同流合污，有时反而表现为出淤泥而不染般的特立独行。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凭借其世卿世禄的特权，生活极端腐朽堕落，奢侈之风盛行。晏婴虽然身为齐相，却大力倡导俭朴节约，并且身体力行，“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以清廉节俭为齐人所称道。在文献中，有多处关于晏婴节俭的记载，从中不难看到，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晏婴都十分注意节俭。

晏婴平时穿的是粗布衣服，即便祭祀祖先也不过把衣服和帽子洗干净穿上而已。一件狐皮大衣，也只是在出使他国或参加盛典时穿，并且一直穿了30多年。每日粗茶淡饭，正餐也不过是糙米饭，只有一荤一素两个菜。据记载，一天，晏婴正要吃午饭，齐景公派人来见他。晏婴因为对方是君王派来的人，所以给以特殊款待，当场把自己的饭菜分成两份，请来人共进午餐。景公知道这件事后，感叹地说：“相国家里竟然如此清贫，我一直不知情，这是我的过错啊！”说完，立即命人给晏婴送去黄金千两，以供他接待客人的开支。不料晏婴根本不愿接受，叫来人带回。景公命人再送，他还是执意不肯收下。当景公命人第三次送来时，晏婴对来人说：“请禀报大王，我并不贫困。大王给我的俸禄，不仅足够我供养家人、接待客人之用，还可以用来接济穷苦百姓。所以，我不能接受大王额外的赏赐了！”送金的人感到非常为难，对晏婴说：“相国，我也是奉命办事。您这次再不收下，叫我如何去回报大王呢？”晏婴想了想，说：“既然如此，我和你一起进宫，让我当面向大王辞谢。”

晏婴见了景公，首先感谢他对自己的厚爱，生怕景公再坚持，便先向景公说：“作为一个大臣，将国君的赏赐用于百姓身上，是以臣代君治理百姓，忠臣是不这样干的；不用在百姓身上而收藏起来，那就变成了一个装东西的箱子，仁义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上对不起国君，下对不起百姓，只干守财奴的事，聪明的人是不会干的。所以，请您千万不要再赏赐臣下了。”景公不解，问：“想当年，管仲不也接受了桓公封赏的五百个村庄吗？你晏婴为什么要推辞呢？”晏婴便以“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的话相对答，并认为管仲虽然聪明，但在考虑这件事时有失误；而自己虽然愚笨，但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可能是正确的。景公见他把话说到如此地步，也只好作罢。

第二，“和而不同”体现出来的是不流于俗。晏婴平时上朝，总是乘坐一辆劣马拉的破旧车子，有时甚至步行着去。景公知道后，便派人送去新车骏马，可使者连续送了两趟，都被晏婴回绝了。然而，景公还是觉得晏婴乘坐的车马与他的身份太不相称了，所以仍坚持要送他一辆由几匹良马驾的好车，于是第三次派人送去，可还是被晏婴拒绝了。齐景公很不高兴，就把晏婴召来，对他说：“你不接受车和马，我以后也不再坐车了。”晏婴说：“你让我统辖全国官吏，我要求他们节衣缩食从俭处事，以便给全国的人们做个样子。这样，我还恐怕他们有奢侈浪费和不正当的行为。现在你在上面是辂车乘马，我在下面也乘坐这么好的车马，这样一来，有些人就要学你和我的样子。上行下效，会弄得全国奢侈成风，我也就没办法禁止了。”最后，晏婴还是辞而不受。

至于住的，晏婴的相府地处闹市，且阴暗狭窄。据《左传》记载，齐景公打算为晏婴更换住宅，说：“你的住房靠近市场，又低湿狭小，喧闹多尘，不能在这儿居住了，把你房子换到高爽的地方吧。”晏婴辞谢说：“君的先臣就住在这里，下臣我不足以继嗣祖业，住在这里就已经过分了。况且小人靠近市场，早晚得到所需要的东西，这于小人有便利之处，岂敢麻烦里旅的人为我建造新房呢？”齐景公笑着说：“你居近市场，知道物价的贵贱呀？”晏婴说：“当然知道。市上的踊贵屦贱。”这是晏婴乘机谏景公刑罚之多。齐景公听了晏婴的话，为之减刑。等到晏婴出使在外，齐景公命人更换了晏婴的住宅。晏婴从别国回来，新住宅已经建成了。然而，晏婴拜谢以后，就将新宅拆毁了，并重新建造邻居的房屋，都像原来的样子，让原来的住户又重新搬了回来。

在古代社会，不少男人一旦升官发财，便开始嫌弃起昔日的糟糠之妻，纳妾娶小乃常有之事，有的甚至还寻花问柳。晏婴虽然官居相位，位极人臣，却是一个大大的例外。在《晏子春秋》中，有多处反映他对老妻忠贞不贰的记载。有一次，景公到晏子家饮酒，见晏妻老而丑陋，欲把年轻貌美的爱女送于晏婴为妻，景公说：“寡人有少女且姣，请以满夫子之宫。”晏婴谢绝说：“我与妻生活多年，但不忘她年轻时的美貌。人要在壮年时想到老年；在年轻貌美时想到苍老时变得丑陋。我妻曾想到这一点，奉劝我不要因其老来变丑而抛弃她，我亦应承，而今决不食诺言。”晏婴说罢再三向景公拜辞。

第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孜孜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晏婴做到了。只可惜，古往今来，又有多少人能像晏婴这样啊！常言道：“色字头上一把刀。”自古及今，多少仁人志士、英雄好汉，就是因为过不了“色”字这一关，最后拜倒在美人的“石榴裙”下，或沦为末路英雄，或沦为昏君浊官，轻辄玩物丧志，重辄成为阶下囚，甚至因此家破国亡。今时后世之人，不可不以此为戒。

【实例四】《战国策·齐策一》记载：“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邹忌身高有八尺多，容貌光艳美丽。一天早晨，他穿戴好衣帽，端详着镜子里自己的形象，对他的妻子说：“我与城北徐公相比，谁更美？”他妻子说：“您美极了，徐公哪能比得上您呢？”城北的徐公是齐国的美男子。邹忌不相信自己比徐公美，又问他的妾说：“我与徐公相比，谁更美？”妾说：“徐公哪能比得上您呀！”第二天，有客人从外面来拜访，邹忌与他相坐而谈，问他：“我与徐公相比，谁更美？”客人说：“徐公比不上您美。”第二天，徐公来了，邹忌仔细地看他，自认为不如徐公美；又对着镜子审视自己的形象，更感觉远不如徐公美。晚上睡觉时思考这件事，说：“我妻子说我美，是因为偏爱我；妾说我美，是因为怕我；客人说我美，是因为有求于我。”邹忌于是上朝见齐威王，说：“我确实知道自己不如徐公美。可是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妾怕我，我的客人有求于我，都认为我比徐公美。现在齐国的土地方圆千里，有一百二十座城池，宫里的王后嫔妃和亲信侍从，没有谁不偏爱大王，满朝的大臣，没有谁不害怕大王，全国范围内的人，没有谁不有求于大王。由此看来，大王所受的蒙蔽太严重了。”齐威王说：“好！”于是发布命令：“所有的大臣、官吏和百姓，能够当面指责寡人过错的，得上等奖赏；上书劝诫寡人的，得中等奖励；能够在公共场所议论指责寡人让我听到的，得下等奖励。”命令刚刚下达时，大臣们都来进谏，宫廷里像集市一样人来人往；几个月以后，有时候间或有人进言；一年以后，即使有人想进言，也没有什么可进谏的了。燕国、赵国、韩国和魏国听到这种情况，都到齐国来朝见。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在朝廷上战胜别国。(www.xing528.com)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和而不同”体现出来的是忠于职守而又智慧地指出问题。首先，邹忌懂得他无论身处何职，终究只是个臣子，所以劝谏君王，即使自己是正确的，也不能直白指出，既要告诉君王自己的意思，又要婉转地说出。邹忌能进谏成功有两个关键：一在于他说话的艺术与技巧上，他巧妙地将自己的妻、妾、客人与威王的宫妇、群臣、邻国进行类比，轻而易举地让齐王明白确实受了蒙蔽。二是纳谏者齐王有谦厚开阔的胸襟，重贤而又明理。邹忌运用了比喻说理和类比说理。由家庭之小事到国家之大事。其好处是形象生动地证明论点，将深奥的道理通俗化。劝说别人的时候要委婉一些，要诚恳，不要刺激别人，同时顾及自己的尊严。邹忌先从自己身边的小事说起，先言自己由此得到的感悟，然后进而推广到国事，通过以小见大的方法委婉地对齐王提出了要求纳谏的规劝。这样不仅避免了因劝谏而激怒齐王，而且达到了劝谏的目的，体现了邹忌高超的辞令技巧。

第二，“和而不同”要求人与人之间要懂得配合与互补。由私人的小事联想到安国大计，并主动冒着可能得罪齐王的危险去进谏，表现出邹忌很重视做官的道德修养。可以想见：老婆、小妾和客人说几句好听的谎话，不过是为了取悦，但邹忌因此“寝而思之”，并且想得那般深远，这没有一种忧国忧民的品德情操是办不到的。邹忌本是个琴师，曾以抚琴来劝谏齐威王不可沉溺于酒色歌舞，宜广招人才，发展生产，操练兵马，实现国家强盛。后来他在齐做了官，坚持做一天官，尽一天职，只要与国与民有益，事无论大小、无论是否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他都在言进言、有事做事。这就是邹忌的官德，也是让邹忌留名于后世的缘故。

联想到当今，某些领导干部似乎远不如邹忌。用现代语言讲，邹忌懂得做官就要为国为民做事。食人民俸禄，靠纳税人供养，不为百姓做事，要其何用？这是很浅显的道理，但一些人就是身在官位不谋官事。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干部不作为：或“视而不见”，明明发生在眼面前的事，只要无人告状，甚至即使有人告状但没有媒体曝光或领导过问，便当没有这事情；或“踢皮球”，工作互相推诿，出事推脱责任，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缺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有些人做官只知谋取私利，心之想力之用皆为一己私利；有些人做官只会钻营勾连，打造官场关系网。

第三，“和而不同”体现出来的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又注意听取“逆耳”忠言。这则故事还告诉我们，人在一片赞扬声里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特别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人，更要有自知之明，才能不至于被蒙蔽。试想，终日消极颓废、游手好闲，沉湎于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之中，食有山珍海味、衣有精品名牌、住有别墅洋房、行有豪华轿车，怎能体察到群众疾苦，怎能感觉到百姓艰难？做官就要尽职，要为国分忧，为民干事。

【实例五】据《战国策·齐策》记载，“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陇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陇也。宣默然不悦。左右皆曰：‘斶来，斶来！大王据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锺，万石虡。天下之士，仁义皆来役处；辩知并进，莫不来语；东西南北，莫敢不服。求万物不备具，而百无不亲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农亩，下则鄙野、监门、闾里，士之贱也，亦甚矣！’斶对曰：‘不然。斶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何则？德厚之道，得贵士之力也。故舜起农亩，出于野鄙，而为天子。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观之，非得失之策与？稍稍诛灭，灭亡无族之时，欲为监门、闾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传》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据慢骄奢，则凶中之’。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者约，无功而受其禄者辱，祸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虚愿不至。”此皆幸乐其名，华而无其实德者也。是以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羞亟问，不愧下学；是故成其道德而扬功名于后世者，尧、舜、禹、汤、周文王是也。故曰：“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见其原，下通其流，至圣人明学，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谷，是其贱必本于？’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贱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谓，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夫尧传舜，舜传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称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贵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愿请受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颜斶辞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尽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备矣，愿得赐归，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则再拜而辞去也。斶知足矣，归反朴，则终身不辱也。”

齐宣王召见齐人颜斶，说：“颜斶，上前来！”颜斶也说：“大王，上前来！”宣王很不高兴。左右近臣说：“大王是人君，你是人臣；大王说：‘颜斶，上前来！’你也说‘大王，上前来！’可以吗？”颜斶回答说：“我上前是趋炎附势，大王上前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趋炎附势，不如让大王礼贤天下士。”宣王怒容满面，说：“是王尊贵，还是士尊贵？”颜斶回答说：“士尊贵，王并不尊贵。”宣王说：“可有什么道理吗？”颜斶说：“有，从前秦国进攻齐国，秦王下令说：’有人敢在柳下季墓地五十步内砍柴的，判以死罪，不予赦免。’又下令说：‘有人能砍下齐王的头的，封邑万户，赐金二万两。’由此看来，活王的头，还不如死士的墓。”宣王听了，一声不吭，很不高兴。

左右近臣都说：“颜斶过来！过来！大王拥有万乘大国的土地。立有千石重的大钟。万石重的钟架。天下知仁行义的士人都来到齐国，为齐王服务。有口才有智谋的人莫不来到齐国，发挥他们的才能。四方诸侯莫敢不服。齐王所要的东西无不齐备，全国百姓无不拥护。可现在，一般所谓高尚之士，不过称作匹夫、徒步等鄙贱之人而已，他们身处农村；等而下之者，也不过是些边远地方里巷的看门人而已。士人这样下贱呀，也真是够呛了。”

颜斶回答说：“不对。我听说，古之大禹时代，诸侯有万国。为什么会这样呢？是由于他们掌握了一套重教化、治国、爱民的办法，并且重视士人，善于发挥他们的才能。所以舜帝出身于农民，发迹于穷乡僻壤，终成为天子。到了商汤时代，诸侯也有三千。可是到了现在，称孤道寡的只不过二十四家。由此看来，这难道不是由于‘得士’和‘失士’的政策造成的吗？如果诸侯渐渐被杀戳、被消灭，到那时，就是想要做个里巷的看门人，又怎么可能呢？所以，《易经》上不是这样说吗？‘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如果不重视士人，善于运用他们的才能，做些踏踏实实的工作，只是一味地喜欢弄虚作假，标榜虚名，他们必然走入骄傲奢侈的歧途；骄傲奢侈，灾祸必然随之而来。所以没有实际效用，却只喜欢空名的，国土将日益削减，国力将日益衰弱；没有好的德行，却希望幸福的，必然处境困窘；没有建立功勋，却只图享受俸禄的，必然蒙受侮辱。这一切必然招致严重的祸害。所以说‘好人喜功者，必定不能建立功业；空言而无行者，终究不能实现他的愿望’。这都是爱虚名、好浮夸，无治国爱民实效者的必然下场。所以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至今，如果不得到士人辅助而能建功立业的，从未有过。所以国君不应该以经常向人请教为耻辱，不应该以向别人学习而感到惭愧。因此，言行符合社会的规律，德才兼备，而能传扬功名于后世的，像尧、舜、禹、汤、周文王他们就是这样。所以说：‘真正得道、体道，掌握了规律的人，就可以主宰一切。’那些在上能窥见事物的本源，在下能通晓事物的流变，了解事物很透彻的最圣明的人，怎么会遭到削弱、困窘、受辱等灾祸呢？《老子》说：‘贵必以贱为根本，高必以下为基础。所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这不正是贵为贱的根本吗？难道不是吗？’所谓孤、寡，就是人们处于困窘、卑贱的地位。可是侯、王自己称孤道寡，难道不是侯、王谦居人下、重视士人的证明吗？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周成王任用周公旦，世世代代都赞扬他们为英明的君主。这正是因为他们深知士人的可贵。”

宣王说：“唉！君子怎么能随便加以侮辱呢？我实在是自讨没趣啊。至今我才了解到君子的话，现在我明白了不懂得尊重士人乃是小人的行为。希望您就收下我这个学生吧。而且希望先生能与我交往，我将以上等宴席招待您，外出备有高级车马供您使用，妻子儿女穿着的服装也华贵。”

颜斶辞谢而去，说：“璞玉生在深山中，经过玉匠加工，破璞而取玉，其价值并非不宝贵，然而本来的面貌已不复存在了。士人生于偏僻乡野之地，经过推举选拔而被任用，享有禄位，他并非不尊贵、不显赫，可是他的精神和本质已被伤害。我希望回到我的乡里，晚点吃饭权当吃肉，悠闲散步权当乘车，不犯王法权当富贵清静纯正，自得其乐。如今发号施令的，是大王您；而竭尽忠心直言进谏的是颜斶我。我的主要意见已经说了，希望您允许我回去，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的家乡。”于是，他再一次拜谢而后离去。颜斶可以说是知足的了，他舍弃功、名、利、禄，辞王而归，回到本乡，恢复他本来是老百姓的面目，这样终身不受侮辱。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和而不同”有时需要勇敢地挑战传统与权威。颜斶，战国时齐国人。齐宣王去见颜斶（而不是颜斶去见齐宣王），齐宣王说：“颜斶，你上前来。”颜斶不但不听，反而针锋相对地说：“大王，你上前来。”齐宣王不高兴，他的左右更不高兴：“大王是君，你颜斶是臣，怎么可以颠倒君臣之礼，让大王来迁就你颜斶呢？是读书人高贵，还是大王高贵？！”颜斶的回答令人振聋发聩：“当然是士贵。过去秦王攻打齐国时，曾下命令说：‘如果有谁敢到离柳下季（名士）的坟墓五十步的地方去砍柴伐木，定处死不饶；有谁能得到齐王头颅，则封万户侯，赏金千镒。’由此可见，活着的齐王的脑袋，不如死了的读书人的坟墓贵重。”一介书生，敢这样倨傲于王侯之前，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不能不说是胆大包天。颜斶有如此胆气，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他懂得知识分子的价值，所以敢自视其高，将自己定位于王公贵族之上。二是他没有私心杂念，不想攀龙附凤以获取荣华富贵。所以当后来齐宣王要拜他为师，让他和他的妻儿共享荣华富贵时，他拒绝了，而回乡野去过粗茶淡饭的生活去了。第三个原因，就是当时知识分子所处的大环境比较宽松。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纷争，各国统治者都急于网罗人才以夺取天下，故当时有“得士者得天下”的说法。于是，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就成了抢手的“香饽饽”，因此也就敢自视其高。而齐宣王呢，也只能从“不悦”到信服，直至要拜清高的颜斶为师。倘若颜斶生在动辄就犯“文字狱”，就惹杀身之祸的明清时代，纵然他浑身是胆，也是不敢如此狂傲的。所以，当我们惊叹先秦时期文人的思想何以如此自由活跃，文章何以如此气势恢宏时，在顾及文人个体的才气、品格的同时，还应顾及当时文人所处的较为自由、较受尊重的社会大环境。

颜斶认为士贵。他举出尧、舜、禹、汤、周文王有贤士输佐，“不耻下问，不愧下学”，重视士人，故成为有道的圣君。他引用老子的“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反之，也就是说，统治者高高在上，脱离人民，轻视士人，这就失去其“本”，没有其“基”，统治者也就贵不了，必将从其高位上跌下来。颜斶有理有据地批驳，终于折服了齐宣王，使他承认士贵，愿拜颜斶为师。

第二，“和而不同”的终极目的是追求真实价值之所在。颜斶为了维护士人的自尊不得不论辩于王宫，无意间得到了齐宣王送来的与诸侯等同的生活待遇，这是时人梦寐以求、求之不得。然而颜斶并没有接受，他认为，享受君王给予的某种生活待遇固然也是个人的尊贵，但要为这种尊贵付出精神自由的代价，会使自己在人格上变得思想和行为不相和谐、形神不全，失去士人守璞存真的本性。他以璞受琢则失真为例，形象地说明了这一外人不易理解的道理，提出了辞归的要求，并且描绘了自己在山乡“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的生活乐趣。事实上，颜斶在这里是以自己的坦直论辩被宣王看中的，他所以敢对君王直言相抗，杀削王威，就是因为他的山乡生活不受君王的支持和恩赐，从而不受君王的制约，这种独立的个人生活保证了他思想和行为的自由。但如果他接受了君王的恩赐，过上了王宫的生活，那他势必失去个人生活的独立性，其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就会受到君王权威的限制，对君王的直言相抗、坦直论辩就成了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这也就失去了被君王看中和赏识的根据。颜斶深深地了解这一点，他拒绝君王承诺提供的优厚待遇，并非不愿意过荣华富贵的生活，而是不愿意为此付出自由和自尊的代价。同时，在颜斶的心目中，人生的乐趣多半在于自己的精神感受，山乡的物质生活固然艰苦，但这种生活隔绝了外界的倾轧和喧闹，以天地的寥廓和质朴，培养出了人们清心寡欲的淡泊之性和形神完备的自由人格，“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成了他们对艰苦生活的自然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比荣华富贵要有益得多。

颜斶和宣王的论辩，体现着士人和君王优越性的比较，这种比较从人生价值的尊贵和个人生活的优劣两方面展开。颜斶以自己的丰富知识和论辩才能充分论证了士人价值的尊贵，终使齐宣王信服，但他却难以否认宫廷物质生活的优越，转而从个人精神感受的方面说明士人山乡生活的情趣，表现了一种独特的价值取向。颜斶对宫廷生活的拒绝及其说明是有深刻道理的，它揭示了士人的真实价值之所在，指出了优厚俸禄对士人自我真实价值的“伤害”，并以自己超世脱俗的行为向人们表明了保持自我价值的方式，表明了人生自由的珍贵。

第三，“和而不同”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极高的境界。颜斶不畏权贵，不慕荣华，所守者义，所敬者智，功成不据，完璞鄙野，以全形神。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实为士之高人也。这里所记述的颜斶与齐王及其左右的一场辩论，语言针锋相对，口语性很强，巧用设譬，论理透彻，表达了士贵于王、得士则兴的进步思想。颜斶主张“士贵耳，王者不贵”，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以及他们在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的斗争中所显示的力量，这是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中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重要因素。思古鉴今，颜斶就“谁主动向前”与齐宣王公然叫板，深刻阐释了官和民孰重孰轻，究竟“谁主动靠拢谁”的问题，这对于今天转变领导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无教益。

【注释】

[1]《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中的《景公谓梁丘据与己和晏子谏》章与《左传·昭公二十年》有相似记载。

[2]营荡事迹见《春秋繁露·五行相胜》：太公封于齐，问焉以治国之要，营荡对曰：“任仁义而已。”太公曰：“任仁义奈何？”营荡对曰：“仁者爱人，义者尊老。”太公曰：“爱人尊老奈何？”营荡对曰：“爱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长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义治齐，今子以仁义乱齐，寡人立而诛之，以定齐国。”

[3]历史上还有一种用人思想，即完全否定“和而不同”的用人思想，这种君主则被称之为昏君，如著名的齐厉王；这种大臣则被称之为佞臣，如齐桓公时期的佞臣易牙。此类情况比较特殊，在齐国历史上比较少见，因此不在文中论述。

[4]详见《管子》中的《大匡》《小匡》《国语·齐语》以及《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的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