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不疑’的实例展示及优化建议

【实例一】据《新序·杂事》记载：“宁戚欲干齐桓公，穷困无以进，于是为商旅，赁车以适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赁车者执火甚盛从者甚众，宁戚饭牛于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商歌。桓公闻之，执其仆之手曰：‘异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桓公反至，从者以请。桓公曰：‘赐之衣冠，将见之。’宁戚见，说桓公以合境内。明日复见，说桓公以为天下，桓公大说，将任之。群臣争之曰：‘客卫人，去齐五百里，不远，不若使人问之，固贤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问之，恐有小恶，以其小恶，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难全，权用其长者。’遂举大用之，而授之以为卿。”

宁戚想向齐桓公谋求官职，但处境穷困，没有办法使自己得到举荐，于是就替商人赶着装载货物的车来到齐国，晚上露宿在城门外。桓公到郊外迎接客人，夜里打开了城门，让路上的货车避开。当时火把很明亮，跟随的人很多。宁戚在车下喂牛，他看到桓公，感到很悲伤，就拍击着牛角大声唱起歌来。桓公听到歌声后，抚摸着自己的车夫的手说：“真奇怪！那个唱歌的不是个平常人。”就命令副车载着他。桓公回城后，到了朝廷里，跟随的人员请示桓公如何安置宁戚。桓公赐给他衣服帽子，准备接见他。宁戚进见齐桓公，用如何治理国家的话劝说桓公。第二天又进见齐桓公，用如何治理天下的话劝说桓公。桓公很高兴，准备任用他。群臣劝谏他说：“这位客人是卫国人。卫国离齐国不远，您不如派人去询问一下。如果确实是贤德之人，再任用他也不晚。”桓公说：“不能这样。去询问他的情况，是担心他有小毛病。因为一个人的小毛病而丢掉他的大优点，这是君主之所以失去天下贤士的原因。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一个人都有缺点和优点，而在用人方面，明智的做法是豁达大度，用人不疑，不计小过。”于是任用宁戚，授予卿职。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关于宁戚的生平事迹，古代数种文献仅有片段记载，大意为：宁戚出身清贫，富学识与才干，心怀经国济民大志，但当时各诸侯国之间战争频仍，百姓苦不堪言，宁戚深感自己学识与才能无法施展。他听说齐桓公尊贤重士，决定到齐国，期盼获得赏识任用。他乘坐商家的牛车前往，到达齐都临淄城东门外，已是傍晚。他把车停在大路旁，给牛喂食草料，巧逢齐桓公在侍从簇拥下乘车出行于东门外大道。宁戚意识到这是求见齐桓公的良机，立即叩敲牛角疾歌，希望引起齐桓公的注意。《吕氏春秋·举难》这样记述：“宁戚饭牛居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后宁戚被齐桓公任用为上卿大夫，负责管理齐国农事等职，长达40年。

宁戚叩敲牛角高歌之举，成为一个有趣的典故。后来衍生出“牛角歌”“牛下歌”“饭牛歌”“叩角歌”“扣角歌”“击角歌”“宁戚歌”等，其寓意均为有才能的贫困者冀望获任用。如宋代黄庭坚《次韵无咎阎子常携琴入村》：“明光昼开九门肃，不令高才牛下歌”；金代元好问《除夜》：“折腰真有陶潜兴，扣角空传宁戚歌”。

第二，因为有小毛病，就忘记别人的大优点，这就是一个国君丧失天下贤士的原因。况且一个人本来就难以十全十美，应该灵活地利用他的长处。当政者需要的是有利于他治理国家的主张，而并不是个人的背景所在。何况人本来就不是十全十美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不拘泥于小节，这是成功的领导者选用人才的恰当做法。齐桓公用已所独见，不受拘于宁戚的“历史问题”是明君之举。

第三，齐桓公得宁戚于直谏，宁戚辅于贤则用直谏，直谏用于贤辅之间，使齐桓公得知宁戚的才具和胆识。而宁戚施于直谏则得知齐桓公的容气之大度而辅于他。“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其实，这句话放在任何时代都是真理。在公元前7世纪，人才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可以想见。今天是法治社会，有许多规范的法规制度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指导着人们去做自己的事情，而在春秋那样的时代，以人治、礼治为主体，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只要能够拥有并使用好人才，都将获得比其他国家更快更好的发展。因为齐桓公对于人才的重视，所以在齐桓公执政的时代，各国人才纷纷奔赴临淄，齐国人才济济，也就为下一步使用这些人才奠定了基础。

【实例二】据《新序·杂事》记载：“桓公田，至于麦丘，见麦丘邑人，问之：‘子何为也？’对曰：‘麦丘邑人也。’公曰：‘年几何？’对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寿乎！子其以子寿祝寡人。’麦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万寿，金玉是贱，人为宝。’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复之。’麦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无羞学，无下问，贤者在傍，谏者得人。’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其复之。’麦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无得罪群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闻之，子得罪于父，臣得罪于君，未尝闻君得罪于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麦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长也，子得罪于父，可以因姑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谢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于汤，纣得罪于武王，此则君之得罪于其臣者也。莫为谢，至今不赦。’公曰：‘善，赖国家之福，社稷之灵，使寡人得吾子于此。’扶而载之，自御以归，礼之于朝，封之以麦丘，而断政焉。”

齐桓公去打猎，到了麦丘一地，见到了麦丘邑人，就问：“您是干啥的啊？”回答说：“俺是麦丘这里的平民。”齐桓公问：“多大岁数了啊？”回答说：“俺都83啦！”齐桓公说：“这么长寿啊！您就凭着您的长寿帮寡人祷祝吧！”麦丘邑人说：“为我的主上君王祷祝，祝主君万岁，金玉越来越便宜，人才成为宝贝。”齐桓公说：“好极了！最高的德行不会单独出现，好话不会单单一句，我的老人家，您再来祝祷一次吧！”麦丘邑人说：“为我的主上君王祷祝，让我的主君不以向别人学习为耻，不以向比自己地位低的人请教为羞，让贤能的人伴随着我的主君，让提建议的人认可主君的善用。”齐桓公说：“好极了！最高的德行不会单独出现，好话不会单单两句，我的老人家，您再来祝祷一次吧！”麦丘邑人说：“为我的主上君王祷祝，让我的主君不被群臣百姓怪罪。”齐桓公很不高兴，脸色变了，说道：“我听说过，做子女的会被父母怪罪，做臣子的会被主上怪罪，就没听说过主上还会被臣下怪罪的。你刚才的这句话，根本没法和前两句比，您改个说法吧！”麦丘邑人跪坐着行礼，起身说：“俺刚说的那句话，可比前两句值钱多了。儿女被父母怪罪，可以让姑母叔父求情，而让父母不再记恨，父母还能原谅。臣下被主上怪罪，可以让主上的亲近和左右求情，而让主上不再记恨，主上还能原谅。过去夏桀被商汤怪罪，殷纣被周武王怪罪，这就是主上被臣下怪罪的例子。不能够谢罪，到了今天也没听说被原谅的。”齐桓公说：“非常好，仰仗我的国家有福气，我的先祖保佑，让寡人在这里得到了您这个人才。”麦丘老人的话一下子打动了齐桓公，对他的启发很大，当即扶这位乡间的老人上了自己的车，亲自驾车载着他回到国都，以礼接待他，并封他当了麦丘这个地方的行政官，管理当地的事务。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守信用是做人的基本原则。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拟定实施，则更应以信为本。麦丘邑人并不是一个人的姓名，而是指麦丘这个地方的一个老人。麦丘，有人认为大约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为齐国之麦丘邑，是世上华人所有“麦”姓与“麦丘”复姓的祖居地。因处于黄河冲击平原，靠近中原地区，在较早时期就有先民居住繁衍，在时常泛滥的土地上从事农耕生活。从“麦丘邑”这个古地名，可得而知古商河的地形、经济与社会生活水平的大致情况。“麦”，为我们先民的主要种植作物之一，《诗经》中多有记载。如《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麦。”《豳风·七月》：“十月纳稼，禾麻菽麦。”“丘”，按许慎《说文解字》云：“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齐古地名中有“桑丘”“灵丘”“蛇丘”等多个，类此。又麦丘古字之“丘”实为“邱”，从“阝”，古代称为“邑”部，《说文解字》：“凡“邑”之属皆从‘阝’”，表明此地是封邑或者食邑之地。“邑”，《说文解字》：“邑，国也”。《现代汉语词典》：“邑，城市。大夫的封地，古代区域单位。”《周礼》载：“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如此说来，邑，区别于一般的自然村郭，应是基层的行政单位，政府设官员管理。《论语》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又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焉”。钱穆注：“千室之邑，于时为大邑，惟卿大夫家始有之。”“十室之邑，于时为小邑。”麦丘邑，从麦丘后来的城墙建筑看，于时当为中邑。在春秋时期，商河是齐国北部一个以农耕为主，筑城郭于高丘之上的，比较繁华的重要城镇。从“临邑”这个地名也许能证明商河古时的繁华。

第二，在这个典故中，齐桓公本是去麦丘这个地方打猎的，但是即使在休闲中他也没有忘记为国招揽人才，这说明他对于人才的渴望绝非只做表面工程，而是实实在在的，而对于麦丘邑人提出的“以人为本”思想的接受，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真正尊重人才、礼遇下士的君主，所以他的日后称霸就绝非偶然。

第三，这段话之要害是老人的三句话：第一句是“祝国君长寿，使国君看轻黄金玉石，把人才当作宝贝”；第二句是“祝国君长寿，使国君不会因为羞于学习而停止向下人请教，有才华的人可以聚在身边，提意见的人也可以得到采纳”；第三句是“祝愿国君不会得罪大臣与百姓”。这是给统治者以严重的警告，要他们从自己不被推翻的长远考虑，不要与看似无能无力的广大老百姓为敌，否则他们的下场会与一个个被杀死也不被原谅的暴君一样。齐桓公还算明白，大声说：“仰仗国家的福气和先祖的保佑，我今天得到了您这样一个人才！”亲自把他扶上车，为他驾车回朝，并在朝廷上行了封官之礼，让他在麦丘这个地方做地方官，主持地方事务。此故事在西汉韩婴《韩诗外传》里也有记载，文辞稍异，不过大致符合历史事实。麦丘邑人三祝三谏所体现的民本思想弥足珍贵，后来的许多官逼民反的事实一次次证实了统治者得罪于老百姓的严重后果，只是，很少为人君者注意罢了。

【实例三】据《战国策·齐第一》记载：“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应之。与秦交和而舍，使者数相往来，章子为变其徽章，以杂秦军。候者言章子以齐入秦，威王不应。顷之间，候者复言章子以齐兵降秦，威王不应。而此者三。有司请曰：‘言章子之败者，异人而同辞。王何不发将而击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为击之！’顷间，言齐兵大胜，秦军大败，于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谢于齐。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启得罪其父，其父杀之而埋马栈之下。吾使者章子将也，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而还，必更葬将军之母。’对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启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为人子而不欺死父，岂为人臣欺生君哉？”

秦军向韩魏两国借道来攻打齐国，齐威王命章子为将，带兵迎击秦军。齐秦两军相互对峙还没有开战，反而双方使者多次往来敌营。齐国的探兵回报齐威王说章子让齐军投到秦军那边去了。威王没有应声。不一会儿，又有一个探兵再次报告说章子让齐兵投降秦国了。威王仍然没有吱声，像这样的情况反复好几次，但齐威王始终不动声色。旁边的一个官吏沉不住气了，就问道：“都说章子打了败仗，几个人都说一样的话。大王为什么不再派军队弹压章子的叛军呢？”齐威王胸有成竹地说：“章子这个人不可能叛我，这是很明白的，怎么能够攻打他呢！”果然，又过了一会儿，战场传来捷报，说齐军大胜，秦军大败。这时，秦王也派来使者情愿自称是西边的臣子，并表示要到齐国来谢罪。原来，章子派使者到敌营，目的是为了把齐国的战旗改变成秦军的样子，以此混入秦军，里应外合打败秦军。左右的大臣问威王：“您原先怎么知道章子不会叛变呢？”齐威王说：“章子的母亲叫启，因为在他父亲面前犯了罪，他父亲就把她杀了，并且埋在马圈下面。这次我任章子为将的时候，曾勉励他说：‘先生的能力很强，过几天打了胜仗率领全部军队回来的时候，一定把您的母亲换个地方埋葬起来。’他回答说：‘我的母亲曾在我父亲面前犯过罪，我的父亲临去世之前没有留下遗言，没有得到父亲的遗言就改葬母亲，这是欺负死去的父亲。因此我没敢这样干。’由此可见，作为人子章子竟不敢欺负死去的父亲，难道他作为人臣还能欺辱活着的君王吗？”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齐威王用人，不但能注重察举选用，还能用人不疑。他信任章子击败秦兵就是一例。用人就应该信任人，切勿猜疑，才能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先秦时期的荀子就认为“知莫大于弃疑”。高度信任下属，是满足下属的精神需要，是激励其行为的有效方式。如果领导高度信任下属，让他们放开手脚，大胆工作，那么就会激励下属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可以这样说，管理者给下属多高的信任度，下属回报给管理者的积极性也就多高。信任本身就是对人才的极大激励与鼓舞，所以管理者不但要能根据人才的特长来加以任用。还要有博大的胸襟，容才的气度，宽以待人，对人才要深信不疑。信任是对人才强有力的支持。作为管理者首先必须相信他们对事业的忠诚，不要束缚他们的手脚，放手让他们自己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其次就是要相信他们的工作能力，既要委以职位，又要授予权力，使他们敢于负责，让他们明确自己的职责，忠于职守。

第二，“信人者，人亦信之。”如果管理者对人才任而不用，或者说是用了而不信任，就会挫伤人才的自尊心、自信心，束缚人才的手脚。因此，作为管理、领导者必须信任人才的能力。对认准的人才，应该大胆地把他们放到适合发挥其才干的岗位上，对他们要以“诚”字为先，给予充分的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战国时期，正因为齐威王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才击败了强大的敌人。在西汉，面对强大的匈奴，卫青信任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将领霍去病，才使他率军突袭敌军阵营，使战局得以转机。反之，燕王因怀疑乐毅叛国，更换了主帅，反倒使自己险些亡国。三国时期，诸葛亮挥军北上伐魏，“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然而后主刘禅听信谗言，怀疑诸葛亮谋反，急召回诸葛亮，终成千古遗恨。而百年后一心“精忠报国”的岳飞，又走了多么相似的一步！(www.xing528.com)

第三，信任会使人感到阳光般的温暖。信任需要有一个过程，要求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信任自己，那是奢望。不做判断盲目信任见到的每一个人，那是傻瓜；出于某种目的去信任他人，接踵而来的可能是猜忌和背叛；迟迟不敢去信任一个值得你信任的人，将很难再获得爱的甘甜和温暖。一个人能被别人信任，那份心情是不一样的。别人信任我们，我们也因此尊敬别人。我们究竟应该信任什么样的人呢？该如何判断什么人值得信任，什么人不值得信任呢？“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从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中为我们提供了信任对象的品格。这条贤臣与小人的定律应用到现实生活中也无不可。当然，“小人”与“贤臣”不会写在脸上，还要我们用心去判断。

自信是信任的最高境界，信任自己才能信任他人，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相信，谈信任他人简直是痴人说梦。但自信不是自恋，自信的人清楚自己的目标，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自恋者则不同，自恋是一种病态的心理。自信者为自己制定目标以后，按部就班、一丝不苟地去执行，失败了或者改变一下前进的方式，或者调整一下自己的目标；自恋者却以自我为中心，让世界围着自己转，为了达到目的会不择手段，失败后怨天尤人，有的产生厌世情绪，有的产生仇恨情绪，仇恨社会，仇恨他人，不及时调整就会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实例四】与“用人不疑”相对的是“疑人不用”。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营丘，使吏执杀之以为首诛。周公旦从鲁闻之，发急传而问之曰：‘夫二子，贤者也。今日飨国而杀贤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者，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且无上名，虽知，不为望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不服兵革而显，不亲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于国也。今有马于此，如骥之状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驱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则臧获虽贱，不托其足。臧获之所愿托其足于骥者，以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为人用，臧获虽贱，不托其足焉。已自谓以为世之贤士而不为主用，行极贤而不用于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诛之。’”

姜太公被分封在东方的齐国，齐国东面海上有两个隐居的读书人名叫狂矞和华士，这兄弟二人确立自己的道路说：“我们不做天子的大臣，不做诸侯的朋友，亲自耕作而吃自己生产的粮食，亲自挖井而喝自己的水，我们没有什么要乞求别人的事。我们不要君主所给的名声，不要君主给的俸禄，不去做官而从事体力劳动。”姜太公到了营丘，派遣官吏抓住他们杀掉作为首先惩处的对象。周公旦在鲁国听说后，急速派人问道：“这二人，是贤能的人。今日你享有齐国而杀贤能的人，为什么呢？”姜太公说：“这兄弟二人不做天子的大臣，不做诸侯的朋友，不要君主所给的名声，不要君主给的俸禄，不去做官而从事体力劳动。就是使我吕望得不到大臣；不做诸侯的朋友，就是使我吕望不能使用他们；亲自耕作而吃自己生产的粮食，亲自挖井而喝自己的水，我们没有什么要乞求别人的事，就是使我吕望不能使用赏罚和勉励禁止。他们不要君主所给的名声，虽然有智慧，但不能为我所用；不要君主给的俸禄，虽然贤能，也不能为望建功。他们不愿当官，就不好治理；不愿被任用，就不会效忠君主。况且先王之所以使用臣民，不是爵禄就是刑罚。现今这四者都不能发生作用，那么我吕望给谁当君主呢？不服兵役而显贵，不亲自耕耨而有名声，这又不是教训国人的办法。如今有匹马在这里，长得像骏马一样，是天下最好的良马。然而驱使它，它不向前，勒住它却又不停止，让它向左它不向左，让它向右它不向右，那么奴婢虽贱，也不会把脚力寄托在它身上。奴婢之所以把脚力寄托在良马身上，是因为良马可以求得利益和避免祸害。现今它不为人用，奴婢虽贱，也不会把脚力寄托在它身上。自己号称贤士而不能为君主所用，品行贤能而不能为君主所用，这就不是明主的臣子，就像不可驱使的骏马，所以我就把他们杀了。”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首先必须指出的是，狂矞、华士昆弟二人的态度表现了他们的清高和自我中心，但这样的罪是否致死却值得商榷。由此可见，姜太公在这一问题上的铁腕手法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尽管太公对贤才的需求和选拔是向全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开放的，但是，他的尊贤是以有功为前提的，对于那些有才能却不把能力用在国家大事上的人才，他宁可弃而不用，甚至于还要对其实行高压政策。

第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周公、姜太公在对待狂矞、华士昆弟二人的态度完全相反。周公认为他们两人是贤人，即有德之人。狂矞、华士两人虽不服从天子、诸侯的管理，但他们个人品德高尚，足以起到教化百姓的作用。周公的这种思想直接承袭西周王朝重德思想而来。这在周文王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可见周文王所认为的贤者除姜太公、太颠、鬻子、辛甲大夫等德才兼备之人外，还有像伯夷、叔齐为代表的品德高尚之人。伯夷、叔齐本来可以作孤竹国的国君，但由于相互谦让，两人谁也不肯当国君。后来听说文王具有“养老”美德而归顺西周。有关此两人的品德，孔子推崇备至。他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史记·伯夷叔齐列传》）虽然伯夷、叔齐品德很好，但他们对武王伐纣一直持反对意见。武王起兵伐纣之初，他们俩曾叩马而谏武王，认为伐纣之举不孝、不仁，武王灭商之后，他们俩又以此为耻，义不食周粟，最终饿死于首阳山。可见伯夷、叔齐两人对武王伐纣及治理天下并没有直接利益。西周王朝对于这两位有道德但不为西周王朝所用之人最先采取尊重他们，后来当发生矛盾之后，则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有谦让君位的美德，可以作为百姓效法的榜样。姜太公封齐之初所遇到的狂矞、华士两人与伯夷、叔齐相似，他们都不为世俗名利所动，因此周公认为狂矞、华士两人是贤者即有道德之人，不应该杀掉他们。

第三，姜太公的看法与周公不同。姜太公则从能否为国所用来评价人才。姜太公也肯定狂矞、华士两人是当时的社会上的贤人，但他们“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既不为天子、君主的功名利禄所诱，也不受天子、君主的奖赏、刑罚所制约。这种人在姜太公看来就好像一匹马虽具有千里骏马之才，但不听世人指挥，不为世人所用，姜太公认为它还不如一匹普通的马有用。同样道理，狂矞、华士虽然具有经天纬地之才却不被自己所用，虽然具有万人效法的美德但不能直接为齐国服务，姜太公认为这种人才不但于治理国家无用，反而还会起到反面的宣传作用。这是姜太公到营丘后首诛狂矞、华士的主要原因。由此我们看出，姜太公在用人时，如果在道德与才能发生矛盾之时，他舍道德而重才能。由于姜太公是齐国的始祖，他的这种用人政策直接影响姜姓后代及后来的田齐统治者。

第四，姜太公到营丘后在杀狂矞、华士前曾多次给他们机会。据史料记载：太公入齐后听说此二人有贤名，三次登门拜访，想让他们为国家效力，但二人闭门不见，拒绝聘用。太公为了政令畅通，下令处罚他们。消息传到周公那里，周公派人传话给太公：“听说二人有贤名，处罚贤人恐怕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太公对此回答说：“他们宣扬不为天子臣，不为诸侯做事，不为国家尽任何义务，这是贤人的行为吗？如果所有的人都像他们那样，国家的法令政策就无法实行。那么，国还像国吗？这样的人不但不是贤人，而是害群之马，害群之马不除，怎能使群马为我所用？”于是太公下令诛狂矞、华士兄弟，全齐再无违抗命令法规之事发生，局面迅速安定。可见姜太公到营丘后杀狂矞、华士之举在当时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实例五】齐国历史上“疑人不用”典型的例子还有晏婴的“二桃杀三士”。据《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记载：“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见公曰：‘臣闻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伦，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敌之人也，无长幼之礼。’因请公使人少馈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计功而食桃？’公孙接仰天而叹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士众而桃寡，何不计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而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视之，则大鼋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公孙接、田开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让，是贪也；然而不死，无勇也。’皆反其桃，挈领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独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声，不义；恨乎所行，不死，无勇。虽然，二子同桃而节，冶专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领而死。使者复曰：‘已死矣。’公殓之以服，葬之以士礼焉。”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侍奉齐景公，凭着勇猛之力捕捉过猛虎而闻名齐国。晏子在他们面前走过，谦逊地小步急走，他们三人却不站起身来。晏子入朝拜见景公说：“我听说圣明的国君蓄养勇猛之士，对上有君臣大义，对下有长幼伦常，在国内可以禁止暴力，对国外可以威慑敌军，国家因他们的功绩而得利，臣下也敬服他们的勇力，所以尊重他们的地位，增加他们的俸禄。现在君王蓄养的勇士，对上没有君臣之义，对下不讲长幼伦常，在国内不能禁止暴力，对国外不能威慑敌人，这是危害国家的人呀，不如除掉他们。”景公说：“这三个人，拘捕他们恐怕不能成功，刺杀他们恐怕也刺杀不中。”晏子说：“他们都是有猛力能攻打强劲之敌的人，不讲长幼的礼让。”于是请景公派人送两个桃子给他们，说：“你们三人何不按功劳的大小来吃桃子呢？”公孙接抬头看着天而叹息说：“晏子，是个很有智慧的人啊！请景公用计算我们功劳大小的方法食桃，不能得桃的，就是没有勇力的人，人多桃少，怎能不按照功劳大小来吃桃呢？我公孙接一次捕捉了野猪而再次捕捉了哺乳的母虎，像我这样的功劳，可以吃这个桃子而不与他人同享了。”于是将桃拿起。田开疆说：“我手执兵器而击退敌军多次，像我田开疆的功劳，也可以吃这个桃而不与他人同享了。”于是将桃拿起。古冶子说：“我曾经与君王一起渡河，大鼋衔走左面拉车的马而潜入暗礁激流之中，那个时候，我年纪尚少而不会游水，就跳入河中潜水步行，逆流而上走了百余步，又顺流而下走了九里，找到大鼋并将它杀死，左手握着马尾，右手提着大鼋的头，像白鹤飞跃一样跳出水面。渡口边的人都说：‘河伯出来了！’再一看，是大鼋的头。像我古冶子这样的功劳，也可以吃桃而不与别人同食呀！你们二人怎不将桃归还我？”并站起来抽出宝剑。公孙接、田开疆说：“我们的勇力不如你，功劳也赶不上，取走桃子而不让给功大的人，是贪冒功绩；如果不死，就不是勇士。”退还他们所拿的桃子，自刎而死。古冶子说：“两人因桃而死，我独自因桃而生，是不仁；用语言羞辱人，而夸耀自己的名声，是不义！怨恨自己的行为，不死，不算勇士。虽这样，他二人同为桃子而死于节，我独占有这些桃而应该？”也退回桃，自刎而死。使者回去禀告说：“三人都死了。”景公用宫服收殓了三人的尸体，用葬士的礼仪安葬了他们。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贤人，是古代被崇尚敬仰的人。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贤人？标准就不同了。晏子对贤人的评判自有独到之处。在晏子的观念中，隐士和勇力之士不是贤人。据《晏子春秋·内篇下问》第二十八记载，曾子曾问晏子隐士算不算贤人，曾子曰：“古者尝有上不谏上，下不顾民，退处山谷，以成行义者也？”晏子认为，观察一下那种人，没有什么才能，却推托不愿意劝谏君王，这叫荒诞虚亡，君王昏愦，不行德，不施义，坏人成帮结伙，贤才不被任用，士不修养自己的品行，却顺从邪恶求得晋升，所以有退隐的有不退隐的。所以晏子回答说：“夫上不谏上，下不顾民，退处山谷，婴不识其何以成行义者也。”

据《晏子春秋·内篇上谏》第一记载：齐庄公鼓励勇士们动武，不顾及行仁义，武士们在国内横行无忌，贵戚们不敢进谏，近臣们也不敢规劝。晏子去见庄公，庄公问：“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毫不犹豫地回答，轻死以行礼叫勇，诛暴不怕强敌叫力。所以勇士能在世上立身，是因为他们不算贪婪，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合乎仁义之道。诛伐暴君不怕强敌，废弃罪孽不怕势众，这是勇士的行为。“今公自奋乎勇力，不顾乎行义，勇力之士，无忌于国，身立威强，行本淫暴，贵戚不荐善，逼迩不引过，反圣王之德，而循灭君之行，用此存者，婴未闻有。”

第二，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贤人呢？在晏子看来，所谓贤，只能是有道行道。因为道是治世的根本，也是治身的根本。据《晏子春秋·内篇下问》第二十五记载，当叔向问“傲世乐业能行道乎”时，晏子回答说：“婴闻古之能行道者，世可以正则正，不可以正则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伦；其曲也，不失仁义之理。道用，与世乐业；不用，有所依归。不以傲上华世。不以枯槁为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意思是，古代遵行事理的人，世道可以匡正就匡正，不可以时就委婉处世。他匡正世道时，不失掉上下的顺序；他委曲处世时，不丢掉仁义道德。主张被采用时，就跟世人一道安居乐业：主张不被采用时，也有所归从。不拿傲视上司的做法向世人炫耀，也不以贫困为荣。所以说事理是用来达到治世安身的凭借。

第三，从另一角度看，这反映了一种政治层面上的悲凉和残酷。即使立下汗马功劳的武将们，只要有较多的兵权，有较大的号召力，就自然成为君主的眼中钉、肉中刺，“狡兔死，走狗烹”，成为叱咤疆场的将军们难以摆脱的厄运与结局。他们的存在价值只在敌军来袭的时候，只在君主有生命之危的时刻，当天下太平、歌舞一片时，就是他们谢幕的时候了。有哲人说，一个人的优点，用之不当就是缺点。三位勇士有“君子之风”，晏子利用的就是这一点。晏子利用的并非他们的鲁莽与骄狂，而恰恰是他们的君子风度。他们开始时比较骄傲，都看重自己的事功。是古冶子的一番话让另二人感到了羞耻，当他们觉得自己做错事情时，宁愿用生命去弥补耻辱，这是一种很高贵的精神。古冶子后来的举动同样如此。他们都以君子的规范来要求自己，而君子在严酷、卑鄙的政治斗争中，必然是处处碰壁，难逃失败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