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广招厚养政策的案例分析

【实例一】据《管子·小匡》记载：“故使鲍叔牙为大谏，王子城父为将，弦子旗为理，宁戚为田，隰朋为行，曹孙宿处楚，商容处宋，季友处鲁，卫开方处卫，偃尚处燕，审友处晋。又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于是委任鲍叔牙为大谏，王子城父为将，弦子旗为理狱官，宁戚为田官，隰朋为通使诸侯的官；曹孙宿驻楚国，商容驻宋国，季友驻鲁国，卫开方驻卫国，匽尚驻燕国，审友驻晋国。又派出游士八十人，供给他们车马衣裘，多带物资粮食，财币也很充足，使之周游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的贤士。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齐桓公并不限于在齐国等人才上门，而是主动出击，专门成立了一个国外人才引进机构，组织了一个八十人的庞大队伍，给他们极好的待遇，让他们周游列国，目的就只有一个，向所到之处宣传齐国的人才政策，吸引各地人才前来齐国求发展。

第二，齐桓公重视人才，并不只限于对于管仲的重视，他相信单靠某一个人是无法振兴齐国的，必须要确立一个良好的人才机制，形成一个人才团队。于是，委任鲍叔牙为大谏，王子城父为将，弦子旗为理狱官，宁戚为田官，隰朋为通使诸侯的官；曹孙宿驻楚国，商容驻宋国，季友驻鲁国，卫开方驻卫国，偃尚驻燕国，审友驻晋国。又派出游士八十人，供给他们车马衣裘，多带物资粮食，财币也很充足，使之周游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的贤士。所以他对于人才的招聘是肯下本钱的。

第三，游士，来源于先秦的士阶层（当然也包括一些没落大夫一级的贵族）。士本是最低一个等级的贵族，首先是武士，在军队中担任中下级军官，在周天子领地或诸侯国中的基层行政机构中担任职事官，以及在卿大夫家中当邑宰或家臣。作为贵族，他们的地位和职业是世袭的，因此他们要有守职敬业的决心。他们为官作吏，或能分得一块土地，或能有禄足以“代耕”，因而不必如农民一样顶烈日犯霜露去耕田种地，这是“士”在周初的情况。西周中期以后，随着“礼崩乐坏”“强凌弱，众暴寡”，周初分封的贵族秩序被打乱，形成了“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士作为一个社会等级逐步解体。不少诸侯国和卿大夫家庭的破灭，使得许多士不仅没有了“世官”之可守，甚至连家业也零落殆尽，成为无所依归、为当时社会所不再管、只得自谋出路的游士。

这里所说的“游士”近于游说之士，与我们所指的脱序的游士略有不同，但是他们也是脱离了旧有秩序的士人。他们可以自由流动，择主而事，不再隶属于谁。这在统治者看来，他们已经不是拥有特定权利的特殊等级了，不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诸伯”和“诸舅”。《诗经·小雅·伐木》中有句“既有肥羜，以速诸父”“既有肥牡，以速诸舅”。陈启源《稽古编》云：“诸父诸舅之称，天子施于同姓异姓之臣也。”他们是有一定知识和才能的“四民”之首。统治者已经没有义务对他们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但是，日常百姓的治理，特别是在与其他诸侯竞争之时，又少不了这些有文化、有行政才能的“士”。诸侯之间的争夺极其激烈，为了在争夺中取胜，至少要使自己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那就要千方百计地争夺有真才实学并能够妥善处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重大问题的士人。

【实例二】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田和取代姜氏而为诸侯，仅二年而卒，其子田午继位，是为桓公，为与姜齐之桓公分，常称桓公午。田齐桓公午深知人才对于维护政权稳固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所以他的重大贡献就是对姜齐桓公“啧室之议”进行发扬光大，为招揽人才而设置稷下学宫。东汉徐幹《中论·亡国》篇说：“齐桓公立稷下之官（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

上述记载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春秋中后期，学在官府的禁忌被打破，学术开始下移。在诸侯异政、列国争强的形势下，出身中下层和失去贵族地位的知识分子，凭借自己的政治、军事等知识才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择君而从仕，选国而效力。因为他们是新兴的士阶层的代表，在社会形态大变革、思想大解放的形势下，他们不尊祖制，不守成法，思想新颖，成为维护新生政权的主力军，在新生政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论衡·效力》说，这些可以朝秦暮楚的士人“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能量相当惊人。正因如此，尚贤、贵士成为当时各国君主的行政旗帜，以期通过招揽人才而获得政治、军事、经济的优势，使国家立于强者的地位。齐国稷下学宫的兴办，是这种人才争夺风气的集中表现。(www.xing528.com)

第二，齐国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经济上，为稷下学宫的先生们提供了优良的条件，一是高门大屋“尊宠之”，二是为他们“开第康庄之衢”。在政治上，给他们“大夫”或“卿”的待遇。稷下学宫的先生们可以自由地讲学、辩论、著书立说，还可以自由地议论国事，就是“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说：“齐宣王褒尊儒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也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风俗通义·穷通》说：“齐威、宣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崇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同时，他们可以自由地来，还可以自由地去，两次到稷下学宫游学、享受卿的待遇、后车数十乘的孟子在《公孙丑下》篇中就说过：“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我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第三，在稷下学宫，各派学术平等共存。在稷下学宫存在的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学术开始形成不同的思想和流派，而各种思想和流派都欲一统天下，于是不可避免地开始相互驳难。稷下学宫中的诸子百家，由于其阶级、阶层和受到的文化熏染不同，其政治倾向、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就有不同，由此产生不同的政治、经济、伦理、哲学等体系，形成了稷下学宫思想多元化的格局。由于齐国一直坚持开放、兼容的文化方针，尽管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田齐统治者都允许他们存在，即使与田齐国君坚持的方针相左甚或持反对态度的，仍优礼相待，给予著书立说、放言高论、自由发展的空间。例如，孟子多次与齐宣王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对齐宣王欲统一天下的方法提出尖锐的批评，而齐宣王对孟子的仁政学说也只是“姑妄听之”，但仍给予优厚的待遇任其带领弟子活动于齐。对不同学派，田齐统治者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尽管不同的国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政治问题，不同的政治思想需求，但对他们都采取鼓励放任的态度，因此各种思想、学派都得到发展的机会。

在稷下学宫，各派相互驳难、相互促进。稷下学宫中多元共存，统治者采取的是中立的态度，不偏不倚，给予他们均等发展的机会，而他们自己为了自身的存在并得到统治者的赏识，相互之间不得不展开驳难、争鸣。在稷下学宫的辩难争鸣中，不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不论是一派内部的还是不同派别之间的，也不论是同辈分的还是老少之间，都有许多著名的辩题，如孟子与淳于髡关于“礼“的辩论，孟子与宋钘关于“义”“利”的辩论，鲁仲连对田巴无关现实的斥责，邹衍对“中国即天下”狭隘认识的批驳，特别是荀子，他在《荀子·非十二子》文章中对许多稷下先生的观点进行了批判。稷下学宫在齐国统治者的支持下，学术成就十分突出，主要表现为学派多、人数众、著作丰。

【实例三】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吏，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客去，孟尝君已使使存问，献遗其亲戚。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士以此多归孟尝君。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孟尝君在薛邑，招揽各诸侯国的宾客以及犯罪逃亡的人，这些人都来投奔孟尝君。孟尝君宁肯舍弃家业也给他们丰厚的待遇，因此使天下的贤士无不倾心向往。他的食客有几千人，待遇不分贵贱一律与田文相同。孟尝君每当接待宾客，与宾客坐着谈话时，总是在屏风后安排侍史，让他记录孟尝君与宾客的谈话内容，记载所问宾客亲戚的住处。宾客刚刚离开，孟尝君就已派使者到宾客亲戚家里抚慰问候，献上礼物。有一次，孟尝君招待宾客吃晚饭，有个人遮住了灯光，那个宾客很恼火，认为饭食的质量肯定不相等，就停止了吃饭，要告辞离开。孟尝君马上站起来，亲自端着自己的饭食与他的相比，那个宾客很是惭愧，就自刎而死。门客们因此大多归附孟尝君。孟尝君对于来到门下的宾客都热情接纳，不挑拣，无亲疏，一律给予优厚的待遇。所以门客人人都认为孟尝君与自己亲近。

这段记载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在历史上，孟尝君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孟尝君任国相期间，正是齐闵王四面扩张、图谋称帝之时，孟尝君没有分析利弊，认清形势，更不能遵循齐国一向先强国、富民，然后发展、称霸的传统，努力在国内发展经济，而是与齐闵王一起，在国外远攻近伐，穷兵黩武，在国内横征暴敛，不顾人民疾苦。孟尝君曾率领齐、韩、魏联军于公元前303年和公元前301年两次大败楚军，又于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97年和公元前296年率三国军队攻秦，迫使秦割地求和。这些行动对稳定齐国政权、扩大齐国影响，固然不无裨益，但也耗费了国力，离散了民心，从而使齐国大伤元气，为齐闵王中衰、五国伐齐埋下了隐患。为此，身为稷下先生的荀子曾向他进谏，劝他任贤人、重礼义，多一些富国安民的举措，少一些征伐之举。但孟尝君置若罔闻，不听劝阻，继续与齐闵王沆瀣一气，对外疯狂扩张。孟尝君与齐闵王虽然在对外用兵、军事扩张的战略上相同，但由于孟尝君权力大，在诸侯中影响广，人们“闻齐之有田文，不闻有其王”，而齐闵王又是刚愎自用的人，于是闵王对孟尝君产生了怀疑，君臣之间开始离心离德。再加上闵王受了秦国间谍吕礼的挑拨，所以齐闵王很委婉地罢去了孟尝君的职务。后来孟尝君的门客魏子给闵王上书“言孟尝君不作乱”并以自杀来证明，齐闵王才重新核实了事实，认为孟尝君无罪，并准备重新起用孟尝君。但是，孟尝君辞谢了齐闵王，逃奔到了魏国。

第二，孟尝君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历来对他的评价也见仁见智。历来为人们称颂的孟尝君养士，固然有他平易近人、亲切和蔼、开朗真诚的个人美德在里面，值得今天的人们在人际交往上学习效仿。但他的养士，一是为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二是养士的目的不纯，有结党营私、培植个人势力之实；三是养士的范围过大，不加选择，有藏污纳垢、包庇罪恶之举。所以他的养士并不应该全面肯定。更重要的，在处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关系方面，孟尝君无疑是个反面典型。其一生的行为除在合纵抗秦上稍值得称道外，其他方面均对齐国的强盛没有益处。而且其卖国行为，历历可数。司马迁对孟尝君有“好客，自喜”的评价，荀子说孟尝君是“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的“篡臣”。我们认为基本是合乎实际的。说实在话，在那样一个纷乱的环境下，孟尝君是救不了齐国的，他不过是一个国相，又是一个始终被国君怀疑的国相，很难放开手脚，有所作为。但他广罗人才，对有一技之长、一艺之精的“士”，都能待之以礼，又能从虎狼之秦脱身，并且在矛盾林立的齐国成功地生存下来，这些都是值得后人研究的。

第三，孟尝君到魏国以后，被魏昭王起用为相。这时，孟尝君因对齐闵王不满，而忘记了自己的祖国。他一心事魏，全力反齐，完全丧失了爱国大德，在叛国之路上越滑越远。孟尝君先是亲自写信给秦相穰侯魏冉，鼓动秦国攻伐齐国。公元前285年，在穰侯的建议下，秦昭王派秦将蒙武攻齐，取齐之九城。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公元前284年，燕为复仇而联合他国进攻齐国的时候，身为魏相的孟尝君不但不阻止，相反还让魏国军队协助燕国，致使齐国几乎灭亡。后来齐襄王在莒被拥立后，齐国抗燕的声势有所高涨，孟尝君非但不利用薛地的力量起而抗燕，与田单形成东西呼应之势，尽快光复齐国，竟然坐视不动，“中立于诸侯，无所属”。这表面上的“中立”“无所属”，实际上是对燕军的支持，对齐国的背叛。因为君臣有矛盾，就鼓动敌国进攻、灭亡自己的祖国，甚至当祖国生死存亡的时候，也不闻不问。孟尝君叛国卖国的行径简直令人发指！齐襄王即位后，畏惧孟尝君，便与孟尝君和好，与他亲近起来。后来孟尝君在薛去世（今山东滕州市南薛国故城遗址的东北角有靖郭君田婴和孟尝君田文的墓地）。田文的几个儿子争着继承爵位，随即齐、魏两国联合，共同灭掉了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