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天下贤士：齐国的招才壮举和稷下学宫的建立

姜太公封齐之初，“齐地负海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汉书·地理志》）。根据这种情况，姜太公采取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政策，使齐由原来方圆百里的诸侯国发展为“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史记·货殖列传》）的东方大国。在姜太公的治国方略中，尊贤重士是其主要内容之一，《吕氏春秋·远见》曰：“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尚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尊贤尚功，任用贤能之士，使齐国日益强盛；亲亲上恩，任人唯亲，使鲁国日渐削弱。管仲治齐，将尊贤重士制度化，如“士之子恒为士”“三选法”等，为国家选取了一大批贤能之士。在他们的辅佐下，不但改变了齐桓公继位之初破败不堪的局面，而且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战国时，齐设稷下学宫，招徕天下贤士，使齐国国势日强，以致达到了可兼并诸侯的程度，齐威王成为列国中率先“称王”者。

春秋时期，齐国为广招贤士，采取“庭燎招士”的方略。先秦时，人们大都重视等级礼仪，如果要迎接四方之士，就要用高规格的接待礼仪。古代邦国在朝觐、祭祀和商议军国大事时，要在大庭中燃起火炬，也就是“庭燎”。庭燎之数要根据爵位的高低来定。天子为一百，公爵为五十，侯伯子男均为三十。齐桓公为了显示自己求贤若渴的心情，用了公爵之礼来待士，规格相当高。齐国的有为政治家不光用优厚的物质条件吸引他国人才到齐国，让人才自己找上门来；还主动出击，走出国门，到各个国家去主动招揽人才。管仲时期，就曾经派游士八十人周游列国，广泛搜罗天下贤士。以充足的资粮和财币为条件，号召各国人才到齐国去发展事业，实现抱负。经过齐国政治家们一番“请进来、走出去”的揽才行动，齐国的人才资源十分丰富，可以说达到了“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的目的。据史料记载：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百废待兴的国内局面，忧心忡忡的齐桓公急需一大批超群卓异之才。管仲趁机进谏道：“现在国家存在很多治理不力的弊病，老百姓也多有怨言，主要是帮助国君治理国家的人才太少的缘故，只要设法挖掘到人才，国富民强、建功立业之日就不会太远了。”管仲之言正好说到了桓公的心里，他高兴地说：“那我们就专门设立一个招揽人才的机构，叫‘庭燎’怎么样？”管仲道：“我认为可行。”

胸有成竹的齐桓公，在焦急中度过了一年。期间，竟没有一个贤士前来，心里不免纳闷起来，便按捺不住地问管仲：“我诚心招贤纳士，可为何无人前来应聘呢？”此时管仲心里也很着急，可表面又装作镇静地劝桓公：“国君莫急，等等看，会有人来的。”一天，东野地方一个地位低下的人声称要见国君。久盼之中的桓公闻听音讯，喜上眉梢，下令快快升堂接见。桓公刚刚坐稳，便见一土里土气的庄户老头走了进来，心里顿时凉了半截。桓公用疑惑的眼神细细打量了此人一番后，又想：虽说来人外表是土了些，但从布满皱纹的脸上看还是带着一股勇气和自信，嗯，说不定是个贤能之人呢？待我问问再作计较。“你来拜见我，一定是有什么才能，说给我听听，若认为行就可任用。”一脸期待的桓公开口说道。东野之人接过话来说：“我会九九之数。”接着便“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二二得四……”地背起了口诀。桓公还未听完，便哈哈大笑起来，随即调笑说：“此等口诀，连几岁孩童都会背诵，这算什么才能，莫非是来糊弄本君。”东野之人赶忙回答说：“大山不拒绝细小的石头，江海不拒绝细小的溪流，所以才会成为大山、大江、大海。《诗经》中曾说：‘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教导人们施政要广泛征询意见，包括那些割草打柴之人。九九之术虽然算不上什么高深的学问，但如果您也能以礼相待的话，还怕比我高明的人不来吗？”齐桓公听后频频点头，认为东野之人说得很有道理，也是有才之士，于是就按照庭燎之礼接待了他，并尊之为贤士。齐桓公不弃鄙劣，礼待东野之人事件，使其求贤若渴，举贤任能之名声远播国内外。一个月后，四方的贤人俊士便接踵而至，于是间，齐国英才集聚，为富民强国、成就大业奠定了基础。

齐桓公是一位具有雄才伟略的开明君主，为了成就一番大业。他不计一箭之仇，任用管仲为相治国理政，开创了一代名君任人唯贤的良好政风。桓公为政，由管仲精心辅佐，使他更易于把好“国脉”。他看到当时士的阶层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这些人不乏文韬武略，其中有不少是济世安邦之才。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齐桓公率先注意到这一新动向，他意识到要富民强国、争雄天下，唯有举贤任能，变革图强才是上策。(www.xing528.com)

齐国统治者还对于农、商等方面的突出人才给予特殊的奖赏。《管子·山权数》说：“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衮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时：曰‘岁且阨’，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策之大者也。”此段非常清楚地记载了齐国统治者对于百姓精通农业的种种小艺者予以相对的奖赏，如“明于农事者”“能蕃育六畜者”“能树艺者”“能已民疾病”“民之知时……者”“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病者”等都奖励他们黄金一斤，或粮食八石，并且免除他们的兵役。《管子·轻重乙》则说：“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齐国统治者认为即使其他诸侯国中的良贾也要给予一定的优待，使他们为齐国服务。

至战国时期，包括齐国在内的各个诸侯国致力于以武力统一天下，因此当时虽然形成了礼贤下士之风，具体表现为田齐统治者建立和发展了稷下学宫。田齐统治者对于这些以提倡道德修养为己任的稷下学士提供优厚的条件和待遇。如他们不但有“高门大屋”的良好居住环境，优厚的生活条件，而且享受“上大夫”“列大夫”等较高的政治待遇。稷下学宫不乏品德高尚之士，其中最有代表性是孟子、荀子两人。孟子以“述唐、虞、三代之德”为己任。《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开宗明义，表明自己的学说以仁义道德修养为己任，而羞于言功利。荀子也以弘扬孔子儒家道德为己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这清楚地说明荀子著书也重新振兴道德为己任。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盐铁论·论儒》也说稷下先生们“不任职而论国事”。《新序·杂事》则说“齐有稷下先生喜议政事”。无论是“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还是“喜议政事”其意思都是指稷下先生们不担任任何官职，但允许他们对国家政治自由发表评论性意见，特别是批评性意见。这说明他们进入齐国的决策层。即使是像孟子这样的名士，齐王之所以用万钟的厚禄养活他及其门徒，其目的无非是“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即使齐国的官吏和百姓道德方面都有效法的榜样。“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齐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清楚说明了战国时期富国强兵、一统中原是各诸侯国的共同目标。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没有充足的物质基础，什么事业也只是空中楼阁。宽厚务实的齐国政治家们很早就透彻地把握了人性中对物欲的追求，认识到人都有趋利避害的特点，认为“民予则喜，取则怒”，只有“以予为取，政之宝也”“与俗同好恶”，给老百姓以实惠，才能富民强国。正是在这种理念影响下，齐国有为的政治家们对人才舍得投入，在给人才以丰厚的物质待遇方面表现得十分大方、慷慨。人往高处走，水才往低处流。正是齐宣王建造了高门大屋，修好了康庄之衢，对各国人才待遇优厚，超过了其他国家对人才的待遇，形成了筑巢效应和洼地效应，各国的人才才纷纷来齐国发展，齐国的稷下学宫才成为学者云集、人文荟萃的战国文化中心和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摇篮。据史载，稷下先生们的待遇是相当高的，不但可以使自己和家人过上富裕的生活，还可以独立拥有数目可观的教育和学术经费，用来授徒讲学。田骈“赀养千钟”，有徒百人；孟子“万钟”，在临淄城中还可以拥有一套豪宅；就连淳于髡这样学无所主的杂家，也动辄被赐以千金，能够有大量的经费来培养出千余名学生。正是齐宣王在人才待遇方面舍得投入，慷慨大方，齐国才人才辈出，促进了各项事业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