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才兼备的实例

【实例一】据《六韬·文韬·上贤》记载：“文王问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王人者上贤，下不肖，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贼七害。”文王曰：“愿闻其道。’太公曰：‘夫六贼者：一曰，臣有大作宫室池榭，游观倡乐者，伤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农桑，任气游侠，犯历法禁，不从吏教者，伤王之化；三曰，臣有结朋党，蔽贤智，障主明者，伤王之权；四曰，士有抗志高节，以为气势，外交诸侯，不重其主者，伤王之威；五曰，臣有轻爵位，贱有司，羞为上犯难者，伤功臣之劳；六曰，强宗侵夺，凌侮贫弱者，伤庶人之业。七害者：一曰，无智略权谋，而以重赏尊爵之故，强勇轻战，侥幸于外，王者慎勿使为将；二曰，有名无实，出入异言，掩善扬恶，进退为巧，王者慎勿与谋；三曰，朴其身躬，恶其衣服，语无为以求名，言无欲以求利。此伪人也，王者慎勿近；四曰，奇其冠带，伟其衣服，博闻辩辞，虚论高议，以为容美，穷居静处，而诽时俗。此奸人也，王者慎勿宠；五曰，谗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轻死，以贪禄秩，不图大事，得利而动，以高谈虚论说于人主，王者慎勿使；六曰，为雕文刻镂，技巧华饰，而伤农事，王者必禁之；七曰，伪方异技，巫蛊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尽力，非吾民也；士不诚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谏，非吾臣也；吏不平洁爱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和阴阳。以安万乘之主，正群臣，定名实，明赏罚，乐万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龙首，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示其形，隐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极也，若渊之深不可测也。故可怒而不怒，奸臣乃作；可杀而不杀，大贼乃发。兵势不行，敌国乃强。’文王曰：‘善哉！’”

周文王问姜太公道：“作为君主，应当尊崇什么人，抑制什么人，任用什么人，除去什么人？应该严禁什么事，制止什么事？”太公回答说：“作为君主，应该尊崇德才兼备之人，抑制无德无才之辈，任用忠诚信实之人，除去奸诈虚伪之徒。严禁暴乱行为，制止奢侈风气。所以君主应当警惕六贼、七害。”文王说：“我愿意听听这些道理。”太公说：“所谓六贼就是：一、臣僚中有人大兴土木，修建宫室台池亭榭，以供游乐观赏的，就会败坏君主的德行；二、民众中有不从事农桑，任意使气，爱好游侠，违犯法令，不服从官吏管教的，就会败坏君主的教化；三、臣僚中有结党营私，排挤贤智，蒙蔽君主视听的，就会损害君主的权势；四、士人中有心志高傲，标榜节操，气焰嚣张，在外又结交诸侯，不尊重君主的，就会损害君主的威严；五、臣僚中有轻视爵位，藐视上级，耻于为君主冒险犯难的，就会打击功臣的积极性；六、强宗大族争相掠夺，欺压贫弱的，就会损害民众的生业。所谓七害是：一、没有智略权谋，为了获得重赏高官，而恃勇强横，轻率赴战，企求侥幸之功的，君主切勿让这种人担任将帅；二、徒有虚名而无实才，言语不一，掩人之善，扬人之恶，到处钻营取巧的，君主必须慎重，切勿同这种人共谋大事；三、外表朴实，穿着粗劣，自称无为，实是沽名，自称无欲，实是图利。这是虚伪之人，君主切勿同他亲近；四、冠带奇特，衣着华丽，博闻善辩，高谈空论，以此为自己装点门面，身居偏僻简陋之处，专门诽谤时俗，这是奸诈之人，君主切勿宠用；五、谗言谄媚，不择手段，以求官爵；鲁莽轻率不惜性命，以贪图俸禄。不顾大局，见利妄动，高谈阔论取悦君主，这种人君主切勿任用；六、从事雕文刻镂、技巧华饰一类奢侈工艺，因而妨害农业生产的，君主必须加以禁止；七、用骗人的方术，奇特的技艺，巫蛊左道，符咒妖言，迷惑欺骗善良民众的，君主必须加以制止。所以民众不尽力从事耕作，就不是好民众，士人不忠诚守信，就不是好士人；大臣不敢直言进谏，就不是好大臣；官吏不公平廉洁爱护民众，就不是好官吏；宰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和各种矛盾，处理各项问题，确保君主地位稳固，整饬纲纪，核查名实，严明赏罚，使民众安居乐业，就不是好宰相。做君主的如同龙头，高瞻远瞩，洞察一切，深刻观察问题，审慎听取意见，表现庄严肃穆，隐藏内心真情。使人感觉像天那样高而不可穷极，像渊那样深而不可测量。因此，君主当怒而不怒，奸臣就会兴风作浪；当杀而不杀，大乱就会随之发生；当兴兵讨伐而不讨伐，敌国就会强大起来。”文王说：“说得对啊！”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所谓“上贤”，就是尊重、崇尚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姜太公认为，作为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尊崇德才兼备的贤人，抑制无才无德的庸人；任用忠实诚信的人，除去奸诈虚伪的人；严禁暴乱的行为，禁止奢侈的风俗，因此，明君用人应当警惕六种坏事、七种坏人。六种坏事的危害是“伤王之德”“伤王之化”“伤王之权”“伤王之威”“伤功劳之臣”“伤庶人之业”。对七种坏人，绝对不可信用，即“勿使为将”“勿与谋”“勿近”“勿宠”“勿使”“禁之”“止之”。这就堵死了坏人干坏事、危国家、害民众的路径。

第二，周文王与姜太公谈论统治者在政治实践过程中应该注意的根本问题，即“作为君主，应当尊崇什么人，抑制什么人，任用什么人，除去什么人？应该严禁什么事，制止什么事？”这里将“上贤，下不肖，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摆在首位，显示出这位明君的高瞻远瞩。这也是周王朝为什么兴盛、商王朝为什么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三，古语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姜太公非常重视人民的力量。一个国家或集体，是依赖每个成员的共同努力。所以姜太公强调：农人就要尽力从事耕作；士人就要忠诚守信；大臣就要敢于直言进谏；官吏就要公平廉洁、爱护民众；宰相就是要富国强兵，调和各种矛盾，处理各项问题，确保君主地位稳固，整饬纲纪，核查名实，严明赏罚，使民众安居乐业。做君主的要高瞻远瞩，洞察一切，深刻观察问题，审慎听取意见，表现庄严肃穆，隐藏内心真情。使人感觉像天那样高而不可穷极，象渊那样深而不可测量。因此，真正英明的领导者应该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做到“人尽其才”。

【实例二】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以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约。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齐桓公答应跟鲁庄公在柯地相会并结盟。齐桓公和鲁庄公在坛上结盟以后，曹沫手持匕首挟持齐桓公，齐桓公左右的人没有一个敢动，（齐桓公）于是问曹沫说：“你想要干什么？”曹沫说：“齐国强大而鲁国弱小，可是你们强大的齐国侵略鲁国也已经太过分了。现在鲁国都城（的城墙）倒下来就会压到齐国的边境（此处极言齐国侵占鲁国地方之多）。您还是好好考虑一下（该怎么做）吧。”齐桓公于是答应全部归还鲁国被侵占的国土。（齐桓公）说完以后，曹沫扔下匕首，走下坛，面朝北方坐在群臣的位置，脸色没有改变，说话跟原来一样（若无其事）。齐桓公很生气，想违背约定。管仲说：“不能（这样做）。（如果为了）贪图小利来使自己痛快，就会在诸侯间失去信义，（最终）失去天下的援助，不如（把土地）给他们。”于是齐桓公就割让所侵占的鲁国土地（归还鲁国）。曹沫三次战败所失去的土地全部回到鲁国手中。

这段记载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衡量一个人，首要的是看他的品德和他重视品德与否。据《管子·小问》记载，桓公问怎么治理人民？管仲回答说，明君应该：诚信而怀仁，严肃而有礼，认真注意这四者，就可实行。信也者，民信之；仁也者，民怀之；严也者，民畏之；礼也者，民美之。语曰，泽命不渝，人也；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坚中外正，严也；质信以让，礼义。意思是说，君主守信用，人民就相信；行仁政，人民就怀德；严肃，人民就敬畏；有礼，人民就赞美。常言说，舍掉性命而不肯食言，就是信；非其所欲不强加于人，就是仁；内心坚定而仪表端正，就是严；诚信而谦让，就是礼。

第二，管仲以“尊王攘夷”为旗帜，与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尊王”就是要尊重周天子。当时周王室衰微，已经失去控制诸侯的能力，但周天子尚对诸侯国有制约作用。尊重周天子就会得到天下的人心。如在召陵盟会上，楚国派使臣责问齐国为何入境侵犯，于是管子抬出周天子的命令，指责楚国没有给周天子纳贡，不尊周王室祭祀之礼，迫使楚国认错，避免了一场大战。再如周天子为了奖赏齐桓公，派人送来一块祭肉，说：“你有这样大的功劳，等于是我的伯舅，以后见我不要下拜了。”齐桓公找管子商量，管子说：“这样君不君、臣不臣，就会乱套。”于是齐桓公向周王的使者表示，我是周天子的臣属，不拜不行。从此周王更加信赖他，诸侯对齐桓公更加信服。至于“攘夷”，是针对北方戎狄而言的。当时华夏诸国，像一盘散沙，一旦戎狄进扰，形势就更危殆。齐国提出“攘夷”，就好比号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正好符合各诸侯国的需要，因而得到诸侯国特别是弱小诸侯国的一致拥护。同时，齐国与周边国家实行“亲邻政策”。周惠王十三年（公元前664年），山戎进扰燕国时，燕国形势危急。齐桓公亲率兵北伐山戎，灭孤竹国而还。两年之后，狄人扰掠邢国，邢军大败。次年，狄人又侵入卫国，卫国灭亡。齐桓公就联合宋、曹两国的军队，大败狄人。然后为邢、卫两国筑城，让两国国君和臣民居住。齐国还帮助鲁国修建海防工事，与邻近的诸侯国互通往来。各诸侯国就其利，信其仁，畏其危，莫不服于齐国。

【实例三】据《晏子春秋·内篇问下》记载：“叔向问晏子曰：‘正士之义，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对曰：‘正士处势临众而不阿私，行国足养而不忘故，通则事上使恤其下，穷则教下使顺其上。其事君也，尽礼行忠，不为苟禄，不用则去而不议；其交友也，谕身行义，不为苟戚。不同则疏而不诽，不毁进于君，不以刻民尊于国。故用于上则民安，行于下则君尊。故得众上不疑其身，用于君不悖于行，是以进不丧己，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邪人则不然，用于上则虐民，行于下则逆上。事君苟进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谀巧以匄禄，比奸邪以厚养，矜爵禄以临人，夸体貌以华世。不任于上则轻议，不笃于友则好诽。故用于上则民忧，行于下则君危，是以其事君近于罪，其交友近于患，其得上辟于辱，其为生偾于刑，故用于上则诛，行于下则弑，是故交通则辱，生患则危，此邪人之行也。’”叔向问晏子：“什么是正士之义，邪人之行？”晏子回答说：“正直的人做了官，不徇私偏袒，治国不忘成规，国家养备充足；通达显贵就侍奉上级，使之体恤下民；困厄时就教导下民，使之顺服上级；侍奉君王能尽礼尽忠，不为求得爵位和俸禄；不被重用时，就离开，也没有什么怨言。正直的人交朋友讲诚信，不随便亲近，观点不同就分开，并不诽谤对方；不靠诋毁手段求得君王重用，不靠苛害百姓而取高位。所以，这样的人被上级重用时，百姓就能安定，在下面办事时，能让君王受尊重；所以下得民心上得信任，被重用不违背原则。因此，做官时不会失掉官位，退隐时也不会危及自身，这就是正直人的德性。奸邪的人就不是这样，被上级重用时就残害人民，在下边行使职权时就违背上级的命令，靠不正当的手段求得进用，侍奉君王不尽忠；交朋友随便迎合不讲信义；用谄媚的手段求禄位，勾结同类以示富贵；统治人时就炫耀官爵俸禄，夸耀自己有礼貌来向世人取宠；不在上边任职时就妄加非议，对朋友不真诚，好讲别人坏话。所以，这种人被重用时，百姓就忧患；在下边行使职权时，君王就危险。这种人侍奉君王能让君王犯罪，交朋友能让朋友忧患。这种人在上位，百姓就要受罪受屈辱；这种人掌握生杀大权，百姓就要被刑法折磨；这种人在上就会大肆杀伐，在下就会弑上弑君。所以跟这种人结交要受耻辱，要遭到忧患和危险，这就是奸邪人的行为。”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晏子认为尊贤是治国之本，而贤良又是德居首，才次之。有才无德，祸害无穷。据《晏子春秋·外篇下》记载，景公问晏子曰：“有臣而强，足恃乎？”晏子对曰：“不足恃。”“有兄弟而强，足恃乎？”晏子对曰：“不足恃。”公忿然作色曰：“吾今有恃乎？”晏子对曰：“有臣而强，无甚如汤；有兄弟而强，无甚如桀，汤有弑其君，桀有亡其兄，岂以人为足恃哉，可以无亡也！”在晏子看来，臣强而专，就是不忠，兄弟强而专，就是不悌，故不足恃。治国唯一可恃的，就是任用贤人。故“治于下若委裘，用贤委裘之实”。就是说，垂衣裳而天下治，其实质在于任贤用贤。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崇尚贤人能使国家强盛，而崇尚美女却使国家灭亡。要想继承桓公的事业，关键不在增强兵威，而是效法桓公早年的任贤。他指责齐景公说：“桓公从车三百乘，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鲍叔，右有仲父。今君左为倡，右为优，谗人在前，谀人在后，又焉可逮桓公之后者乎？”（《晏子春秋·内篇问下》）在晏子看来，不任贤而欲继承桓公的霸业，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据《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二十六记载：燕国有个叫泯子午的游士，往南到齐国拜见晏子，声言有300篇文章，章法很讲究，条理很清楚。从大的方面说，这些文章对治理国家有益；从小的方面说，可以对晏子有好处。他很想跟晏子好好谈一下。但是当泯子午见到晏子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他却吓得说不出话来。晏子很和气、礼貌地开导他，这样泯子午才算镇静下来，才能详尽地回答问话。泯子午走了，晏子端正地坐着，好一段时间没有上朝。他身旁的人说：“先前燕国的客人陪您说话，先生为什么忧虑呢？”晏子说：“燕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距离齐国有千里的路程。泯子午认为万乘大国不值得喜欢，认为千里路程不算遥远，那么，这个人就在千万人之上了。这样的人尚且跟我不能把话说尽，何况是齐国怀有善良愿望而死的人呢？我不能看到的人难道不更多吗？我失去了这么多贤者，能不忧虑吗？”(www.xing528.com)

第二，晏子崇尚贤人的同时，又反对任用小人佞臣。据《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记载，景公问晏子：“治理国家最忧虑的是什么？”晏子回答说：“忧虑那些社鼠。”景公说：“您说的是什么意思？”晏子说：“那土地庙里，立下一个木牌，画上土地神，老鼠就寄身在媾，用火熏它怕烧了木牌，用水灌它怕冲坏了神像，这就是不能弄死老鼠的原因，因为有土地神的缘故。一个国家也有社鼠，就是君王身边的一伙人。在宫内蒙蔽君王，在宫外对百姓卖弄权势。不惩罚他们，他们就作乱；惩罚他们，他们被君王保护、宽宥，这些人也就是国家的社鼠。从前有个卖酒的人，盛酒的器具擦得很干净，悬挂的酒旗很高，可是就是没有人来买酒，酒酸了也卖不出去，卖酒人心里很纳闷，就去问他的邻居。邻里说：‘您的狗太凶猛了。人家拿着酒瓶来了，要买您的酒，狗迎上去咬人家，因此，大家都不敢来了。这就是酒酸而卖不出去的原因。’国家也有猛狗。有才能的人，想向君王谋求职位，可是当权的人迎上去咬他们，这些人就是猛狗。君王身边的人是社鼠，当权的人是猛狗，君王怎么能不被蒙蔽，国家怎么能没有忧患呢？”

进贤良退奸佞这一用人原则是否推行，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晏婴认为谗佞之臣想方设法地了解国君的好恶，竭尽全力投其所好，并且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将自己的真实目的隐藏得很深，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奸臣大都是君主的亲信。君主离开他们寝食难安，这是奸佞之臣之所以难以去除乃至最终得势为害国家的重要原因所在。齐景公统治前期有贤相晏婴辅佐。当时贤臣得势，齐景公身边虽然有奸佞之臣梁丘据、田桓子，但晏婴用人“见贤而进之，不同君所欲；见不善则废之，不辟君所爱”（《晏子春秋·外篇》），梁丘据、田桓子的阴谋自然无法得逞。然而一旦晏婴死去，奸臣田桓子及其子田乞逐渐得势，最终专齐政并且经几代人的努力夺取了姜齐的天下。

第三，治国的“三患”与“三不祥”。齐景公曾问“莅国治民”之道，晏子对以“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理由是“举贤官能，则民与若矣。”（《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意思是说，人君举贤官能，则民兴善而国治。齐景公问“贤君治国”之行，晏子对以“其政任贤，其行爱民……其民安乐而尚亲”（《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就是说，人君任贤爱民，上下相安，则民安乐尚亲而国治。因此，在晏子看来，治国有三患：“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异心，三患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忠臣不信，是说不用贤；信臣不忠，是说用小人；君臣异心，是去贤人用小人的必然结果。因此，国之不祥有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祥，乃若此者。”（《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有贤而不知是聋，知而不用是昏，用而不信是疑。人君既聋又昏又疑，在晏子看来，国之不祥，莫过于此。晏子认为，尊贤而国治，用不肖而国灭，这是齐国政治的主要经验教训。

第四，对于不能尽职尽责者，晏子主张辞退。据《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二十八、二十九记载，晏子有一个叫高纠的朋友，任晏子的管家。有一次，齐景公对晏子说：“我听说高纠和您是朋友，请让我见见他。”晏子回答说：“我听说，为土地打仗的人，不能成为君王；为俸禄做官的人，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君王。高纠和我结拜为兄弟很久了，不曾问过我怎么做事，他只是个为俸禄而做官的臣子，怎能对您有所补益呢？”晏子就没有让景公见高纠。后来晏子又要辞退高纠，高纠感到自己在晏子家的工作并没有什么过错，就说：“我侍奉您三年，没得到什么，却突然撵我，请告诉我为什么？”晏子说：“我的家法有三条，而你没有遵守一条。”高纠说：“可以说给我听听吗？”晏子说：“我的家法是：一是没事不准议论人，否则就被清除出去；二是出门在外不准互相夸耀，在家里不准互相贬斥，否则就要受批评；三是关系国家的事不准谈论，瞧不起智者和士人的，不能在我家做事。这三条，是我的家法，现在你没有一条能遵守。我不是只求供具饮食的主人，因此辞掉你。”于是，晏子就辞掉了高纠。

【实例四】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地。威行三十六年。”齐威王在位时，喜好说隐语，又好彻夜宴饮，逸乐无度，陶醉于饮酒之中，不管政事，把政事委托给卿大夫。文武百官荒淫放纵，各国都来侵犯，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齐王身边近臣都不敢进谏。淳于髡用隐语来规劝讽谏齐威王，说：“都城中有只大鸟，落在了大王的庭院里，三年不飞又不叫，大王知道这只鸟是怎么一回事吗？”齐威王说：“这只鸟不飞则已，一飞就直冲云霄；不叫则已，一叫就使人惊异。”于是就诏令全国七十二个县的长官全来入朝奏事，奖赏一人，诛杀一人；又发兵御敌，诸侯十分惊恐，都把侵占的土地归还齐国。齐国的声威竟维持达三十六年。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衡量人才，要突破注重出身门第的藩篱。淳于髡，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其具体生卒时间不详，然与邹忌同时，略长于孟子，主要活动在齐威王和齐宣王之际。战国时期齐国（今山东省龙口市）人。齐国赘婿，齐威王用为客卿。他学无所主，博闻强记，能言善辩。他多次用隐言微语的方式讽谏威王，居安思危，革新朝政。他还多次以特使身份，周旋诸侯之间，不辱国格，不负君命。公元前349年，楚国侵齐，他奉命使赵，说服了赵王，得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国闻风，不战而退。政治思想上，他主张益国益民的功利主义。在同孟子就“礼”与“仁”的两次论战中，鲜明地表现了他这一立场。司马迁称赞他说：“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也。”所著《王度记》今已失传。司马迁《史记》说他“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并将之列为《滑稽列传》之首。

“髡”是先秦时的一种刑法，指剃掉头顶周围的头发，是对人的侮辱性的惩罚。淳于髡以此为名，可见他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的。“赘婿”则源自春秋时齐国的风俗。当时齐国风俗认为，家中的长女不能出嫁，要在家里主持祭祀，否则不利于家运。这些在家主持祭祀的长女，被称作“巫儿”。巫儿要结婚，只好招婿入门，于是就有了“赘婿”。这种风俗在齐地由来已久，一直到汉代还很流行。如果不是经济贫困，无力娶妻，一般人是不会入赘的。淳于髡身为赘婿，更可以确定他出身于社会底层了。

尽管淳于髡出身卑微，又身材矮小、其貌不伟，却得到了齐国几代君主的器重。淳于髡在齐桓公田午创办稷下学宫时已经是稷下先生。齐威王刚继位时，沉湎酒色，不理朝政。淳于髡率先进谏，使齐威王幡然悔悟，厉行改革，齐国由是大治。他也被齐威王立为“上卿”，多次代表齐王出使诸侯，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淳于髡由贱而贵，固然和齐国长期奉行“举贤尚功”的统治政策有关，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他具有超乎常人的智慧和才干。

淳于髡凭借自己的智慧与才能，成为稷下先生中的代表人物。邹忌拜相时，他率稷下先生七十余人向其问难，使得邹忌重视礼法、厉行改革；他与孟子进行过数次精彩的论辩；荀子到稷下游学时，淳于髡这位出身低微的稷下先生，已经是稷下学宫中元老级的人物，荀子经常向他请教，其“隆礼重法”的主张受到了淳于髡思想的影响。淳于髡还做过齐太子的老师，《吕氏春秋·壅塞》记载“齐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辞曰：‘臣不肖，不足以当此大任也，王不若择国之长者而使之。’齐王曰：‘子无辞也。’”由此可见齐国国君对这位稷下元老的信任和倚重。淳于髡得享高寿，他死时，弟子送葬者有三千人，足见其门徒众多、德高望重。

第二，齐威王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不计出身、招纳人才，从他能接受淳于髡的意见，就可以看出他对人才的尊重。出身布衣的齐人邹忌以琴作喻向齐王进谏，三个月后便被任命为相，推行改革。当时，稷下先生们对邹忌的才能有所怀疑，公推淳于髡向邹忌问难。淳于髡自如地运用“隐语”向邹忌提出了改革中应该注意的五个问题，而邹忌也均心领神会、一一应答，赢得了淳于髡和稷下先生们的信任。通过这次交谈，淳于髡认为邹忌才能卓越、对改革胸有成竹，一定可以胜任，而且可以建功封侯。不久，邹忌果然被封在下邳（今江苏邳州市西南），号成侯，印证了淳于髡的看法。

第三，业精于勤而荒于嬉，齐威王当政初时，“好为淫乐长夜之饮”，国政荒乱，群臣莫敢谏。淳于髡针对齐威王好隐语的特点，对齐威王说：“国中有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不知此鸟何也？”齐威王明白他的用意，用隐语回答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从此振作起来，治理朝政，收复失地，使齐国又强大起来。“一鸣惊人”也作为典故流传下来。

齐威王八年（公元前349年），楚国出兵伐齐。齐威王命淳于髡带“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向赵国求援，淳于髡向赵王陈明利害关系。请其出兵。赵国当即派“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援齐，楚国闻之，连夜撤兵。齐威王大喜，在后宫摆宴庆贺胜利。当齐威王问其能饮几杯酒时，淳于髡借机又一次讽谏说：饮酒可多可少，但“酒极则乱，乐极生悲，万事尽然”。齐威王更加相信淳于髡的话，从此罢长夜之饮，除淫靡之风。淳于髡一生机智、幽默、直言敢谏，能言善辩，出使不辱使命，属乱世贤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