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归之”之实例-齐国人才战略

【实例一】“姜太公钓鱼”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据史料记载，周文王准备去打猎，太史编占卜以后说：“您这次到渭河北岸打猎，将会得到巨大的收获。所获得的不是龙，不是虎，也不是熊，而是要得到一位公侯之才。他是上天赐给您的老师，辅佐您的事业日渐昌盛，并将施恩加惠于您的子孙后代。”周文王问：“占卜的结果果真有这么好吗？”史编回答说：“我的远祖史畴曾为禹占卜，结果得到皋陶。那次的征兆正与今天的相似。”周文王于是斋戒三天，然后乘着猎车，驾着猎马，到渭水北岸打猎。见到姜太公正坐在长满茅草的河岸边钓鱼。周文王上前慰劳并询问：“先生喜欢钓鱼吗？”姜太公回答：“我听说君子乐于实现自己的抱负，平凡人乐于做好自己的事情。现在我钓鱼，与这个道理很相似，并不是真正喜欢钓鱼。”周文王问：“这两者之间有何相似之处呢？”姜太公回答说：“钓鱼比如人事，有三种权术。用厚禄收买人才，如同用饵钓鱼；用重金收买死士，也如同用饵钓鱼；用官职招揽人才，也如同用饵钓鱼。凡是垂钓，目的都是为了得鱼，其中的道理十分深奥，从中可以看到大的道理。”周文王说：“我愿意听听这深奥的道理。”姜太公回答：“水的源流深，水流就不息，水流不息，鱼类就能生存，这是自然的道理；树的根须深，枝叶就茂盛，枝叶茂盛，果实就能结成，这也是自然的道理；君子情投意合，就能亲密合作，亲密合作，事业就能成功，这也是自然的道理；言语应对，是用来掩饰真情的，能说真情实话，才是最好的事情。现在我说的都是真情实话，毫无隐讳，恐怕会引起您的反感吧？”

周文王说：“只有具备仁德品质的人才能接受直率的规谏，而不厌恶真情实话。我怎么会反感呢？”姜太公说：“钓丝细微，鱼饵可见，小鱼就会上钩；钓丝适中，鱼饵味香，中等大小的鱼就会上钩；钓丝粗长，鱼饵丰盛，大鱼就会上钩。鱼要贪吃香饵，就会被钓丝牵住；人要得到君主俸禄，就会服从君主任使。所以用香饵钓鱼，鱼便可供烹食；用爵禄网罗人才，人才就能尽为所用；以家为基础取国，国就能被据为己有；以国为基础取天下，天下就可全部征服。可叹啊！土地广大，它所积聚起来的东西，最终必将烟消云散；默默无闻，不动声色地暗中准备，它的光芒必将普照四方。微妙啊！圣人的德化，就在于独创地、潜移默化地收揽人心。欢乐啊！圣人所思虑的事情，就是使天下人人各得其所，而建立起各种争取人心的办法。”周文王问道：“有什么办法才能使天下归心呢？”姜太公回答：“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所有人共有的天下。能同天下所有人共同分享天下利益的，就可以取得天下；独占天下利益的，就会失掉天下。天有四时，地有财富，能和人们共同享用的，就是仁爱。仁爱所在，天下之人就会归附。免除人们的死亡，解决人们的苦难，消除人们的祸患，解救人们的危急，就是恩德。恩德所在，天下之人就会归附。和人们同忧同乐，同好同恶的，就是道义。遭义所在，天下之人就会争相归附。人们无不厌恶死亡而乐于生存，欢迎恩德而追求利益，能为天下人谋求利益的，就是王道。王道所在，天下之人就会归附。”周文王再次拜谢后说：“先生讲得太好了。我怎敢不接受上天的旨意！”于是，把太公请上车，一起回到国都，并拜他为师。

这段记载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这是姜太公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商朝的灭亡和周朝的兴起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商朝末期，由于奴隶主贵族阶级对奴隶和平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商纣王更是暴虐婬侈，他自恃才智，大兴土木，营造离官别馆。调动了许多奴隶，修建方圆三里、高达千余尺的鹿台，里面装满了从全国各地搜刮来的金银财宝；同时又修建了一个大仓库，把从各地搜刮来的粮食全部装在里面。商纣王对都城雄伟的宫殿还不满意，又在南到朝歌北到邯郸的范围内，修建了许多高耸入云的离宫别墅，投放很多珍禽异兽。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过着极其奢侈腐朽的生活。

第二，酷刑苛法是失天下的败亡之道。商纣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奴隶和平民的刻骨仇恨。为了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商纣制定了许多酷刑苛法。著名的炮烙之刑就是其中之一。该刑是先用铜做成大圆柱子，上面涂油，用火烧热，然后让犯人在又热又烫的铜柱上爬行。再如醢刑，就是把人剁成肉酱。还有一种脯刑，将犯人割成一条一条晒成肉干。纣王的残暴，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商纣王的叔父比干见他淫虐无度，国势危殆，冒死劝谏，劝他修善行仁，被纣王剖腹验心。许多大臣见其无可挽救，纷纷逃亡。商纣王众叛亲离，成了独夫民贼。

第三，修德行善，裕民富国，广罗人才是“天下归之”的前提所在。与日薄西山、摇摇欲坠的商王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的国势正如日中天，蒸蒸日上。特别是周文王姬昌即位后，“阴谋修德以倾商政”，暗中积蓄力量，积极准备推翻商朝。在政治经济上修德行善，裕民富国，广罗人才，发展生产，造成了“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饥而不征、泽粱无禁、罪人不孥”的清明政治局面。他采取的“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的政策，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拥护，从而使周的势力迅速壮大。周文王逝世后，他的儿子武王继承乃父遗志，遵循既定的方针。在做好一切准备后，向商发动了进攻。在牧野击败商军，商朝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已去，在鹿台举火自焚，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的可耻下场。商朝600年的统治宣告结束，在商的废墟上，一个新兴的王朝周朝诞生了。

【实例二】《管子·地数》记载，“桓公曰：‘地数可得闻乎？’管子对曰：‘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刀币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于泰山，禅于梁父，封禅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桓公曰：‘何谓得失之数皆在此？’管子对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而地非独为汤出财物也。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桓公问于管子曰，‘事尽于此乎？’管子对曰：‘未也。夫齐衢处之本，通达所出也，游子胜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币，骐骥黄金然后出。令有徐疾，物有轻重，然后天下之宝壹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有一次，齐桓公问管仲说：“利用地理条件的理财方法，可以讲给我听听吗？”管仲回答说：“土地的东西广度二万八千里，南北长度二万六千里。其中山脉八千里，河流八千里，出铜的矿山四百六十七处，出铁的矿山三千六百零九处。所有这些，是人们分别土地种植粮食的条件，也是兵器和钱币的最初来源。善于利用这些条件的，财用有余；不善于利用的，财用不足。古今封泰山、禅梁父的七十二代君王，他们得失的规律都在这里面。这叫国家的财政。”齐桓公说：“为什么说他们得失的规律都在这里？”管仲回答说：“从前，夏桀霸有全部天下而财用不足，商汤只有‘薄’地七十里而财用有余。并不是天专为商汤降下粮食，也不是地专为商汤长出财物，而是由于伊尹善于经营交换、善于轻重之术、善于由国家掌握经济的开闭与决塞。伊尹还精通物价高低和号令缓急的政策来集中操纵这些条件。”君臣之间在经过一系列探讨之后，最后齐桓公问道：“理财之事就到此为止了吗？”管仲回答说：“没有。齐国是一地处交通要冲的国家，是四通八达的地方，从而是游客富商的必经之处。外人来到我国，吃我们的粮食，用我们的钱币，然后，好马和黄金也就提供出来了。我们掌握号令要有缓有急，掌握物价要有高有低，然后天下的宝物都可以为我所用。善治国者，可以使用不是他自己所有的东西，也可以役使不是他自己管辖的臣民。”(www.xing528.com)

这段记载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关于“致天下之民”，管仲说：“现今主持国家拥有土地治理人民的君主，要注重四时农事，保证粮食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才能安心留住。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现在君上亲身示范犁田垦地，开发草土，是可以得到粮食的。人民的口粮，每人也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保证。然而大街小巷为什么还有挨饿受冻的人呢？这是因为粮食被人囤积起来了。现在君上铸造钱币，人民用来交易，每人也合有几百几十的数目。然而为什么还有卖儿卖女的呢？这是因为钱财被人积聚起来了。

第二，春秋时代，齐国充分发扬姜太公“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积极主动地开展国际间的贸易往来，将鱼、盐、丝织品等产品销往他国，并采取优惠措施吸引其他国家的商人到齐国来，从而达到“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的目的。

管仲还主张利用谋略来达到“来天下之财”。据《管子·轻重甲》记载，有一年，齐桓公说：“皮、干、筋、角四种兵器材料的征收太重了。由于重征于百姓而使市场上皮、干、筋、角的价格昂贵，这不是治国之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修筑高桥深池，使行人站在桥东看不到桥西，站在桥南看不到桥北。”齐桓公说：“可以。”过了一年，皮、干、筋、角的征收减少一半。人民在这方面的负担也就减少了一半。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这是什么缘故？”管仲回答说：“桥和池平坦的时候，夫妻两人拉着车子，可以轻松地走百里路。现在高架桥而深挖池，东西南北的行人互相看不到对方，一旦天下小雨，十个人的力量也不能推车上桥；洼地遇雨，十个人的力量也靠不住。除了利用牛马的力量别无其他方法。牛马骡被累坏了，而且不断死在路上，牛马的皮、干、筋、角白送都没有人要。牛马的价格也必然上涨百倍。天下各诸侯听到这个消息，势必像流水一样赶着牛马到齐国抛卖。所以，高架桥而深挖池，正是用来招引天下的牛马而减少人民这项负担的办法。”这就是被称为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之一的“杠池之谋”。

春秋时代是诸侯争霸的时代，战争频繁，兵器材料（皮、干、筋、角）需用量巨大，所以供不应求，只靠国内的资源是无法解决这一供求矛盾的。管仲采取修筑高桥深池，累死大量牛马骡的措施，解决兵器材料（皮、干、筋、角）供不应求的难题。国内牛马的急剧减少使得市场牛马价格暴涨，因此吸引天下人纷纷赶着牛马来齐国抛卖。这是管仲“物多则贱，寡则贵”的轻重理论的具体运用。杠池之谋说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光“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是不够的，还要学会利用他国的资源。古书《道若秘》上说“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显然《管子》的作者将商业放到了经济政策的核心位置。通过人为增加需求的办法提高价格，“来天下之财”是杠池之谋的核心所在。

第三，作为人君，不能分散囤积的粮食，调节物价的高低，分散兼并的财利，即使他加强农业，督促生产，无休止地开发荒地和铸造钱币，人民也还是要贫穷的。齐桓公问管仲说：“现在我想调节物价高低，分散兼并的财利，散开囤积的粮食，否则社会上将会无休止地兼并，不停息地积累，贫贱、鳏寡以及老而无子的人们就将生活无着了。那么，这种‘散’和‘分’都有什么办法呢？”管仲回答说：“只有精通轻重之术的专家能解决这个分散的问题，请下令召见精通轻重之术的专家好了。”齐桓公说：“好。”于是束车五乘，从周下原接来癸乙。齐桓公与癸乙、管仲、宁戚四人坐定。桓公说：“请问关于轻重之术？”癸乙说：“向人民征税过重，就失掉人民支持；对各国诸侯多次失信，就没有盟国追随。”管仲肩挨肩地问他说：“我不向人民征税，用什么供养军队？不向人民征税，靠什么抵御邻国入侵？”癸乙说：“只有弄空豪门贵族的积财才行。弄空他们的积财则货物有无相通，有无相通则货物流入市场，流入市场则物价下跌，物价下跌则万物可以利用了。懂得万物可以利用而不用，财货就流失到其他国家，流失到其他国家，是本国的大害。”齐桓公说：“请问弄空豪门贵族的积财而使财货可以利用的做法。”癸乙回答说：“国内财货有余但战车不足，就责成卿和附庸诸侯提供出来。个人家资富足但不拿外事费用，就责成令和大夫提供出来。这样财货就可以有无相通，有无相通则财货可以流入市场，流入市场则物价下降，物价下降则财货可以利用。所以，懂得三种调节措施依据同一政策的人，才能够主持天下，不懂就不能主持天下。所以要把这种措施用号令明确起来，配合以缓急合宜的步骤，天下百姓就会像流水般地归附于我们。这就是轻重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