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以天下为己任，以重民、爱民为指导思想

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执政者必须以天下为己任，即把重民、爱民当作基本的指导思想。齐国有作为的国君和贤臣，就是这样或基本上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们得到了百姓的拥护，政权得到了巩固，国家也由此得以繁荣强大。

姜太公在辅佐周文王时曾劝说他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得天下。《六韬·文韬·文师》记载：“文王曰：‘树敛何若而天下归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下之诏命乎！’”

太公的意思非常明白，要想得到天下，就要把利益分给天下的人，把百姓的生死苦乐放在心上，满足百姓的愿望。这个意思，在《六韬·文韬·国务》所记文王与太公的对话则更为直接：“文王问太公曰：‘愿闻为国之大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太公曰：‘爱民而已。’文王曰：‘爱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请释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国君如果把百姓当成自己的孩子，利之、成之、生之、与之，时刻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就是爱民之道。

春秋时代的齐国国相管仲，继承了姜太公的重民、爱民思想，在处理国家政务时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管子·权修》云：“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人是国家的根本。既然如此，行政就应该考虑百姓的需要。否则，国家不能满足百姓的愿望，不仅远处的人不会到齐国来，齐国的百姓也会出走。没有了百姓的国家怎能称得上国家呢？因此《管子·牧民》又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行政要顺民心，也就是要从其“四欲”，即佚乐、富贵、平安和繁育，绝其“四恶”，即忧劳、贫贱、危坠和灭绝。“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只要满足了百姓的生活和心理需要，即使远方的人也会到齐国来。后来，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总结管仲的行政经验时说：“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司马迁道出了一个因果关系，就是管仲之所以能在行政中因祸得福、转败为功，就是因为他给予了百姓所想要得到的，除去了百姓所不希望有的。实际上，《管子》中早把满足百姓的需要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了，那就是“予之为取，政之宝也”（《管子·权修》）。只有先给予百姓，才能得到百姓。“予”是为了更好地“取”，这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内涵是相通的，让百姓没有生活之忧，他们就会在“礼”的约束下行动而不去触犯法律，国家自然就安定，政权自然会巩固。

晏婴也把爱民、重民放在了治国的重要地位。他在出使吴国时有一段与吴王的对话说，吴王曰：“敢问长保威强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对曰：“先民而后身，先施而后诛；强不暴弱，贵不凌贱，富不傲贫；百姓并进，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强退人之君，不以众强兼人之地；其用法，为时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为众屏患，故民不疾其劳。此长保威强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晏子春秋·内篇问下》）晏婴认为，要使国家长期保持强盛不衰，重要的就是要爱护老百姓：先考虑百姓而后考虑自己。对待百姓应当先施德而后刑罚，贫贱势弱的百姓不遭凌辱和强暴，官吏不侵害百姓，用兵是为了免除百姓的祸患。

晏婴强调：统治者爱护百姓，重要的是行政要合乎民心，只有行政合乎民心，才会得到百姓的支持，从而为统治者带来福气。《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十》记载，“景公问于晏子曰：‘寡人意气衰，身病甚，今吾欲具珪璋牺牲，令祝宗荐之乎上帝宗庙。意者礼可以干福乎？’晏子对曰：‘婴闻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顺乎神。节宫室，不敢大斩伐以无偪山林；节饮食，无多畋渔以无偪川泽；祝宗用事，辞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顺而山川纳禄。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宫室、多斩伐以偪山林，羡饮食、多畋渔以偪川泽，是以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禄，司过荐罪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齐景公因为身体有病而气衰，打算用玉器、牲畜等祭品让祝宗祭祀上帝和先王，以求得福佑。当他将这个意思告诉晏婴时，遭到了晏婴的反对。晏婴认为，要求得福佑，行政必须合乎民心、神意。具体做法是：不要大建宫室，以免大量砍伐树木而毁坏山林；要节约饮食，以免捕捞过度而川泽枯竭；祝宗进行祭祀，是为了谢罪而不是有所求。这样，百姓都会顺从而山川也多有贡献。现在国君的行为正与此相反，却要上帝、祖宗给予福佑，就是背道而驰了。(www.xing528.com)

晏婴的重民思想一方面是继承了齐国传统的人本思想，同时也是他所处时代的反映。春秋末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卿大夫势力，由于受到群众的拥护而越来越强大，时刻存在推翻旧政权的可能。齐国的田氏，经过多年处心积虑地发展，不仅自己的宗族势力蒸蒸日上，而且用施惠于民的措施争取民心，得到了齐国百姓的拥护，已经是齐国内部一支举足轻重的新兴力量。晏婴说：“公弃其民，而归于田氏”，“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无获民，将焉避？”（《晏子春秋·内篇问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于是，田常复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这样的力量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所以，晏婴也已经预感到姜氏政权将归田氏所有。当晋国的叔向问他“齐其如何”时，他无可奈何地回答：“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田氏乎！”（《晏子春秋·内篇问下》）

《晏子春秋·外篇第十》记载了齐景公与晏婴的一段关于齐国前途的对话说，“景公坐于路寝，曰：‘美哉其室，将谁有此乎？’晏子对曰：‘其田氏乎！田无宇为垾矣。’公曰：‘然则奈何？’晏子对曰：‘为善者，君上之所劝也，岂可禁哉？夫田氏，国门击柝之家，父以托其子，兄以托其弟，于今三世矣。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鱼盐蚌蜃，不加于海，民财为之归。今岁凶饥，蒿种芼敛不半，道路有死人。齐旧四量而豆，豆四而区，区四而釜，釜十而钟；田氏四量，各加一焉，以家量贷，以公量收，则所以籴，百姓之死命者泽矣。今公家骄汰而田氏慈惠，国泽是将焉归。田氏虽无德而施于民，公厚敛而田氏厚施焉。诗曰‘虽无德与汝，式歌且舞’。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国之归焉，不亦宜乎？’”景公问晏婴谁将有齐国之政，晏婴回答说是田氏，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有利于民的。他们在市场上出卖的木材和海产，价格都与山上和海边相同，还用大斗贷粮于民而用小斗收取还贷。相比之下，国君向人民收取得多而田氏却施予得多。田氏的作为使得百姓欢欣，因此，国家归于田氏是应该的。

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的建立，吸引了众多的学者，成就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学术盛世，日益激烈的诸侯争霸环境和人本思想的学术狂飙，促使齐国国君进一步实践了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从而使齐国走上了战国七雄之一的地位。荀子主张决定国家治乱的是人，《荀子·天论》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国君英明，行政稳妥，怪现象再多也无伤于国家治理；国君昏暗，行政险恶，一种怪现象不出现也于国无益。“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这就是说，决定国家治乱的关键是人，是由人的社会行为决定的。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反之，“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荀子认为，这种“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的结果，是“不可以怨天”的，而是人的作为不同。

那么，如何对待这些自然现象呢？荀子的主张有二，一是“应之”，就是顺应它的规律。“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按照它的规律办事就吉祥，不按它的规律办事就凶险；二是“能参”，就是参与天地的变化：“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荀子·天论》）人能够适应天时、地利，具有参与天地变化的能力。既然有此能力，就要运用这种能力，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运用能力而只凭主观愿望行事，就是糊涂。不仅要相信人的力量，还要爱护人民，关心他们的疾苦，这样才能使百姓心悦诚服。他叙述古人的作为以为统治者的借鉴，他说：“故古人为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暍，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人归之如流水，亲之欢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无它故焉，忠信、调和、均辨之至也。”（《荀子·富国》）古代的君主，在役使民众的时候，使他们夏天不伤暑气，冬天不受寒冷，兴办事情急也不使他们伤力，缓也不延误农时，因此，事情能办成功，农业生产也不受损失，国家和百姓都能富裕。因此，百姓就热爱君上，像流水一样地归顺，像对父母一样地亲爱，其原因就是对待百姓忠信、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