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创造百年繁荣

管仲很早就提出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只有培养出高素质的本国人才，才能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保证国家的未来。齐国有为的政治家们非常深刻地理解这点，他们重视教育，大兴尊师重教之风，致力于本国人才的培养，从而保证了国家发展所需的人才资源的充足。齐桓公也曾在葵丘会盟上号召诸侯“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他们一方面设乡师、行教化、建学校，推行广泛的社会教育；另一方面在四民分业的改革中，创造性地进行职业教育，使“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特别是稷下学宫时期，齐国的教育事业达到了顶峰。从《弟子职》中我们可以看到稷下学宫重视养成教育、努力培养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情况；从稷下先生收徒成百上千的史实我们可以想见齐国本国人才在名师的培养下茁壮成长、大量涌现的盛况；从齐地两汉经学的繁荣昌盛，五经大师多出于齐的史实，我们可以真正体会到教育那巨大的影响力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总之，齐国有为的政治家们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建立了完备的人才基地，为齐国成为五霸之首、七雄之冠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础。

对于人才的培育，不能一蹴而就，而需要潜移默化，古人称为“教化”。所谓教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化”其涵义为“政教风化，教育感化”。凡是在上者对在下者的影响以及一定的社会思想、舆论礼俗对受众的作用都应属于广义“教化”范畴，它不仅是一种思想，还是一种活动。其产生于人类社会之初。狭义的“教化”指德化，这是“教化”一词最初的含义，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同样它也既可指一种思想，也可指一种活动，其产生于阶级社会。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有着重教化的传统。因为教化主要起着对人身心的内在规范作用，故而其对人才的培育具有重大的意义。

管子认为，物质生活是实施教化的基础，教民必须先富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仓廪实”，“衣食足”就要发展生产。“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管子·牧民》）同时也要提倡节俭，反对奢侈，即所谓“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管子·五辅》）。管子主张要对百姓进行生产致富的教育，采取措施鼓励耕织。在《管子·揆度》中主张对努力耕作、收获多、家室美观者，要赏给“脯二束、酒一石”。在《管子·山权数》中主张“民之能明于农事者”“民之能蕃育六畜者”“民之能树艺者”“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管子认为，物质生活条件虽然决定道德教化，但不能替代教化。它已经看到了由于富裕人们所滋长的骄奢情绪会酿成内乱外患。故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夫骄者，骄诸侯；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缓怠者，民乱于内。”《庄子·重令》因此，必须十分重视礼义之教。《管子·五辅》说：“民知德矣，而未知义，然后明行以导之义……夫民必知义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调，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使“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这样便“乱不生而患不作”。管子还看到和肯定了教化对富民，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管子·侈靡》说：“为国者反民性，然后可以与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劳，民欲生而教以死。劳教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管子·幼官》言：“通之以道，畜之以惠，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那么就会出现“地辟谷成”“农佚粟十”“务轻金充”的经济振兴、财力充裕的大好局面。

管子认为，统治者以身作则，是实施教化的前提。从这一点出发，它特别强调：“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则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管子·君臣上》）“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管子·君臣下》）君主“德正”与否直接影响着群臣的官德、官风。君主“居身论道行理，则群臣服教，百吏严断，莫敢开私焉”（《管子·七法》）。“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管子·君臣上》）“上好诈谋间欺，臣下赋敛竞得。（《管子·权修》）“上好本，则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则毁誉之士在侧。”（《管子·七臣七主》）同样，君主的喜求爱好，对百姓也有巨大的感染作用。“主好本，则民好垦草莱；主好货，则人贾市；主好宫室，则工匠巧；主好文采，则女工靡。”（《管子·七臣七主》）“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管子·法法》）由于君主道德有这种“上行下效”的导向功能，所以管子一再强调君主应“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管子·法法》）。并且强调，君主应有自责的精神，知错而改。除君主外，管子还认识到了各级官吏的德行对社会教化的直接影响。“官不得枉法，吏不得为私，民知事吏之无益，故财货不行于吏……故奸诈之人不得行其私。”（《管子·明法解》）反之，“奸吏伤官法……法伤则货上流……货上流则官德毁”（《管子·君臣上》）。这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为此，管子主张“选贤论材，而待之以法。”（《管子·君臣上》）(www.xing528.com)

晏子认为礼仪教化中“行”比“言”更为重要：据《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记载：“齐人甚好毂击，相犯以为乐，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为新车良马，出与人相犯也，曰：‘毂击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顺，居处不敬乎？’下车而弃去之，然后国人乃不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春秋时期，由于马车的车轮是木头做的，车轮轴有一节露在轮子的外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齐国人发现马车的车轮轴相撞很有意思，于是以撞击车轮轴取乐。这在齐国的国都就渐渐蔚然成风，朝廷怎么禁止也禁止不了。晏子为此事也非常忧虑，怎么制止呢？一天晏子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于是他叫家人给他准备了新马车和壮马，亲自驾车出去有意地跟别人撞击，当两车的车轮轴撞上后，晏子就说：“乘坐车轮轴被撞击过的车不吉利。我今天的车轮轴被撞击了，大概是因为我祭祀神灵不谨慎，平时起居不恭敬吧？”晏子说完丢下车马就离开了。此事在齐国国内传开后，很快齐国人就再也不以撞击车轮轴来取乐了。可以说，用法令禁止做某事，而不身先力行，百姓就不会听从。所以要改变百姓的心性，不如以身作则去教育他们。

古人说得好，自身就是事情的准则，自身不正直而能使人正直的事情，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个自身不正的人必会失去修身的意义，必会失去感染力和号召力。执政者说一千道一万，如果自身不率先垂范，不带头执行，那就和没说一样。因此，执政者的身教重于言教是最优秀、最有效和最有说服力的治理手段和领导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