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例一】据《六韬·文韬·文师》记载：“文王曰：‘树敛若何而天下归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周文王问姜太公：“有什么办法才能使天下归心呢？”太公回答说：“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所有人共有的天下。能同天下所有人共同分享天下利益的，就可以取得天下；独占天下利益的，就会失掉天下。天有四时，地有财富，能和人们共同享用的，就是仁爱。仁爱所在，天下之人就会归附。免除人们的死亡，解决人们的苦难，消除人们的祸患，解救人们的危急，就是恩德。恩德所在，天下之人就会归附。和人们同忧同乐，同好同恶的，就是道义。道义所在，天下之人就会争相归附。人们无不厌恶死亡而乐于生存，欢迎恩德而追求利益，能为天下人谋求利益的，就是王道。王道所在，天下之人就会归附。”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得民心者得天下，而要得民心，政治必须公正、公平，作为执政者，必须主持公义。这是姜太公“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灭商兴周的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思想。姜太公不仅是西周的开国功臣，而且是辅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朝之元老，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六韬·文韬·文师》记载：“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这一思想，除《文师》外，在《发启》《文启》《顺启》等篇中也都反复论述这个道理。太公被封齐，建立齐国之后，推行的根本方针也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思想。
姜太公认为，人的本性是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给予人以生利的是道义，能行仁义道德者，则能使天下人归服。因此，国君应当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害为害，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生为务。只有以仁义道德为天下兴利除害，使天下人与之共利害，同生死，共忧患，共苦乐，这样便可以收揽民心，使万民归心、欢心。基于这种认识，《六韬》强调国君要行仁修德，泽及百姓，不可暴民、虐民，为己而害民。只有这样，人民才能与国君同舟共济，拥戴国君。
第二，姜太公被封时，随同他一起来到齐国的大概只有高、国二卿。但是，要把一个新成立的国家治理好，需要大量的人才。那么，人才从何而来呢？按照周“尊尊亲亲”的宗法传统，只有从姜姓氏族中产生。但这对于齐地的百姓来说，就是受外来人的统治，不利于他们从内心的驯服。何况，在姜太公看来，国家并不是哪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基于这种认识，他不认为只从自己氏族中任用官吏是正确的。再说，如果只用本氏族成员，势必贤不肖参差，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使不肖者居上位而危害国家的治理。同时，国君也容易受近亲的蒙蔽而不辨是非。只有打破宗法制度在用人上的影响，广泛吸收有才能的人、特别是团结齐地所拥有的人才共同治理，上下之间的矛盾、民族矛盾才会减少或缓和，国家才能兴旺发达。以上就应该是姜太公之所以选择“尊贤尚功”用人政策的根据。
第三，出于公心，立足整个国家的利益，从事业的角度选人、用人，是齐国有为的政治家们的共识。鲍叔牙是齐桓公的师傅，为拥立新君立下了汗马功劳，按照常理担任相国是名正言顺的，但鲍叔牙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认为管仲的才能在自己之上，只有管仲可以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于是就主动让贤，在齐桓公面前毫不犹豫地推荐管仲为相；管仲是鲍叔牙推荐上去的，按照常理应该对鲍叔牙感恩戴德，又加上两人友情深厚，临去世前应该一报还一报，向齐桓公推荐鲍叔牙为自己相位的继任者。然而，管仲同样从国家利益出发，认为老朋友鲍叔牙的性格刚毅，在容人上不够，缺乏当好相国的综合素质，于是向齐桓公推荐了隰朋。而鲍叔牙听到管仲的推荐后，竟然没有生气，认为管仲的推荐是合情合理的。鲍叔牙明明能做相国却让给了管仲；管仲明明可以推荐鲍叔牙却推荐了别人。这些在常人看来违背常理的事情，恰恰证明了两位心胸宽广的政治家爱国爱民、一心为公、不徇私情的优秀品质。
另外，管仲荐五杰、晏子荐田穰苴、邹忌荐才的实例，都充分证明齐国的有为政治家为国选才，任人唯公的共性。为什么那么多的政治家在选才时都能弃私利和个人感情，大公无私、襟怀坦白？我们认为，社稷是主的理念和民本思想是齐国用人思想的基础。在齐国有为的政治家们看来，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人民是国家的根本，选拔人才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是否能给国家利益带来好处，是否能给人民带来实惠。至于这个人是否能给自己带来名或者利的好处，是否和自己血缘相近、感情亲密是不予考虑的。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影响和支撑下，齐国有为的政治家们在用人方面才表现得大气、坦荡。
【实例二】《晏子叙录》记载：“晏子博闻强记，通于古今，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尽忠极谏道齐，国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亲……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
晏子知识丰富，记忆力强，博古通今，侍奉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代国君，因为节俭力行，尽忠极谏，在齐国被人称道，由此使国君的行为规正，得到百姓的拥护……其所著之书六篇，都是对国君的忠谏。文章值得看，道理可以遵循，都符合六经的精义。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晏子春秋》里记载了近百条晏婴劝谏齐景公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我们看到，他的思想里充满了智慧，他的语言也极有特色，或锋芒毕露，或非常含蓄；或严肃庄重，或滑稽幽默。他能够根据不同的环境场合采取不同的劝谏方式，取得最佳的效果。晏婴善谏的特点早已被人称道，从刘向的这段话里我们可知。晏婴在劝谏君王时往往不是直接的强谏而是委婉地曲谏或诱谏，从中显示了他在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高度智慧。贤相首先在于有德。有德，就是能为百姓着想。在君主制的国家里，这种意向势必常与国君发生冲突，于是极谏就成为贤相的第一要务。《晏子春秋》开头就是《谏》上下两篇，当非偶然。晏婴在国君面前，从不谄谀逢迎、溜须拍马，而是直言无隐，奋力谏诤，体现了正直有良心的大臣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卓然风范。
到齐景公时，齐桓公霸业已成为历史陈迹，齐国内政几无一日安定。当时官家垄断大部分山林、土地、渔盐，贵族们“宫室日更，淫乐不违”“肆夺于市”“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室朽蠹，而三老冻馁”，致使“齐国丈夫，女子织，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人民稍有不满或反抗，动辄得罪被刑。统治者用严刑酷法来维持旧秩序，他们自己却整日声色狗马，用醉生梦死来度过忧患。弥漫在齐国宫廷的纵酒淫乐之风侵蚀着统治者的最后锐气，晏子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动荡的时代，给这样一位走下坡路的神昏目眩的齐王充当“社稷之臣”的。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晏婴充分表现出了治理国家的忠诚与能力。他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地位，机智地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从各种角度不断地提出减免赋税，让百姓休养生息的建议。
第二，谏君爱人。人是国家之根本，需要在上位者的保护与关爱。一次，齐景公一匹心爱的马突然死了，齐景公大怒，就下令把养马的人抓来肢解。这时晏子在场，左右武士正想动手，晏婴上来制止，对齐景公说：“杀人总得有个方法，请问尧舜肢解人的时候，从身体的什么部分开始？”尧舜是传说中的仁君，不会因为一匹马而杀人，自然也没有杀人肢解之法。齐景公知道晏婴的意思，就说：“那就不肢解，把他交给狱官处死算了。”晏婴又对齐景公说：“这个人的确该死，但是他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请让我说说他的罪状，让他知道，然后死个明白。您说好吗？”齐景公说：“好啊，那你就说吧！”晏婴就开始数说他的罪状：“你犯了三条大罪：国君让你养马你却把马养死，这是一大死罪；所死之马又是国君最喜爱的，这是二大死罪；因为你养死了马而使国君杀人，百姓听说之后一定会怨他，诸侯听说之后一定轻视我国。你养死了国君之马，使百姓生出怨恨，使邻国轻视我们，这是第三大死罪。今天把你送到监狱，你知罪吗？”齐景公喟然而叹说：“请您把他放了吧！放了吧！不要伤了我的仁爱之名。”
齐景公因为一匹马而杀人，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可是晏婴在这里采取赞成齐景公，甚至帮助他说话，但实际上则是正话反说，用逻辑上的归谬法把齐景公要杀人的错误归入极端，使齐景公自己省悟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在幽默中含有机智。(www.xing528.com)
第三，谏君省刑。刑罚可以遏制犯罪，但刑罚不是最终的目的。晏婴是一个敢于直言相谏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思想敏锐、头脑灵活、处事机敏的人，因而他能根据不同的时间环境、不同的事件特点和君王在不同时刻的不同心境而采取不同的劝谏方式。有一次，齐景公问晏婴：“你家靠近集市，可知物价的贵贱？”晏婴答道：“既然买东西方便，怎能不知道呢？”齐景公接着又问：“哪种物品贵？哪种贱？”当时，因齐景公实施残酷的刑罚，受刖刑而被砍脚的人很多，市场上假足畅销，鞋子反而卖不出去。由此，晏婴答道：“踊贵屦贱。”意思是说，假足贵，鞋子贱。踊屦贵贱的行情变化，是极非正常现象，它含蓄而又尖锐地谴责了齐景公的残忍行径。齐景公还是明悟晏婴的讽谏，下令减轻了刑罚。
第四，谏君节欲。齐景公嗜好歌舞，女乐倡优遍及后宫。一次，乐不思政的齐景公问晏婴，自己有没有可能像先祖桓公那样称霸诸侯？晏婴立即回答：“桓公之时，十分注重选贤任能，以鲍叔牙、管仲为左膀右臂。可当今你呢，却是左倡右优，加之还有进谗言的居前，拍马屁的在后，又怎能向往桓公的霸业！”这个直言不讳的回答，既批评了骄奢淫逸的齐景公，又揭露了政客围绕在君王身边进谗献媚的丑恶嘴脸。齐景公当然不会轻易接受晏婴的劝诫。他兴师动众，役使大批民工，破土兴建亭台。当时正值秋收季节，民工们却不能回家去收割庄稼，一个个敢怒而不敢言。正当人们内心叫苦不迭之际，喜欢奢华的齐景公正在为亭台的开工举办大型饮宴了。晏婴前往陪侍，忧心忡忡。待酒过三巡之后，晏婴即席起舞。他自舞自唱道：“岁已暮矣，而禾不获，忽忽矣若之何？岁已寒矣，而役不罢，惙惙矣如之何？”（《晏子春秋·外篇》）随之热泪横流。酒酣耳热的齐景公见此情景，也感到不安了，遂把亭台的工程停了。这是晏婴凭借自己的才艺将一场宫廷的饮宴歌舞，变成了一次有具体政治内容的讽喻舞，并且收到了实际的效果。
齐景公好色贪杯。一次，齐景公抱着美女饮酒七天七夜还不停杯。弦章进谏：“您饮酒七天七夜了，我请求您停止。不然，请您把我杀了。”这时，晏婴入见。齐景公说：“弦章这个小子竟然这样阻止我饮酒作乐。如果我听从他的，不是臣子反过来管我了吗？如果把他杀死了，我又舍不得。”晏婴回答：“弦章幸遇明君！如果他碰到殷纣那样的昏君，早就死了。”齐景公闻言便停止饮酒。
平心而论，弦章的“死谏”一下就把一国之君推入了两难的境地：听弦章的话，显得君为臣所制；如果不听，又将正直的弦章推向死地。晏婴一句话便将齐景公从两难处拉了回来，既保全了齐景公的面子，又救了弦章的性命，促使齐景公不再沉湎于酒。在严酷的传统政治面前也唯有如此才有圆满的结局。
第五，谏君亲贤远佞。据《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五记载，景公问晏子：“请问为臣之道。”晏子回答道：“贤臣必须具备荐贤才、量功利、明贵贱、不夸功、不为私等五方面的标准。要看见好的一定通报上级，不私自得到利益，推荐贤人不为得名；量力就职，不靠不正当的手段求进；量功受禄，不靠不正当的手段求得利益；地位高的为主，地位低的为次；不违背顺序；排列有才的和无才的，也不能乱了次序；肥沃的土地，不归为私有；贤良的士人，不归为己用；君王采用他的建议，百姓得到他的好处，却不自己夸耀。”
据《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二十记载，叔向问宴子说：“事奉君的标准，闲待着时的礼义是什么？”晏子回答说：“侍奉君王的标准，才智大足可以让国家安定，威望高足可以训导百姓，温和柔顺足可以让民众怀恋，对上级不沽名钓誉，不违背民意办事情，这是上等的；严格要求自己，不掩饰过错求得先进，不靠谗毁和逢迎来得重用，不曲从私情，不欺骗，这是中等的；尽力守职不懈怠，奉公守法不懒惰，害怕犯罪所以不邪僻，这是下等的。这三点，是侍奉君王的标准。至于最贤德的人，闲着和有事时没什么两样，时时都处理得适当。”接下来，晏子还论述了三种有罪的人。他说：“有点儿才智却不足以给君补缺，有点儿能力却不能为民操劳，苟且偷安地闲待着，这叫傲视上司；不择手段地用不正当办法求得进用，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了不该得到的，这叫乱贼；自己不能侍奉君王，又不能为民操劳，假托闲待的名义，彰扬傲视官位的美名，这叫乱国。圣明的君主在位，这三种人都不能免罪。”
【实例三】《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威王）二十四年，与魏王会田于郊。魏王问曰：‘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梁王曰：‘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惭，不怿而去。”
齐威王二十四年，与魏王（梁惠王）在郊野上聚会打猎。魏王问道：“您也有宝物吗？”齐威王说：“没有。”魏王说：“像我这样的小国，还有十颗能照亮车乘前后各十二辆车那么远的直径一寸的夜明珠。齐国这样一个有上万辆兵车的大国，怎么会没有宝物呢？”齐威王说：“我对珍宝的看法与您不同。我的大臣中有一个叫檀子的，派他去守南城，那样楚国就不敢向东方来侵犯，泗水地区的十二国诸侯全都来朝见。我的大臣中有一个叫盼子的，派他守高唐，那样赵国就不敢到东面的河中来捕鱼。我的官吏中有一个叫黔夫的，叫他守徐州，就使得燕国人到徐州北门来祭告，赵国人到西门来祭告，迁移来跟随他的人有七千多家。我的臣子中有一个叫种首的，派他防备盗贼，就道不拾遗。我要用这些人照耀千里远近，岂止是十二辆车远近呢！”梁惠王十分惭愧，怏怏不乐地离开了。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这是历史上少有的精彩对话。首先，魏惠王的小家子气表现充分，国君在外交场合会谈，居然像家庭妇女一样，比起首饰来了。齐威王只好顺便给他上课。齐国向来有尊重人才的优良传统，然而把人才提高到国宝高度来认识的，唯有齐威王一人。《资治通鉴·周纪》也有类似的记载，齐威王、魏惠王会田于郊。惠王曰：“齐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惠王曰：“寡人国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惭色。
齐威王和魏惠王在郊外会猎。魏惠王说：“齐国也有宝贝吗？”齐威王说：“没有。”魏惠王说：“我的国虽然小，但是尚且有直径一寸左右的珍珠，能照亮车前车后各十二辆的珠子有十枚。像齐国这样大的国家怎么会没有宝贝呢？”齐威王说：“我所以认为的宝贝和大王你的不同。我的臣子有个叫檀子的，让他守南城，楚人就不敢为寇作乱，泗河旁的十二个诸侯国都来朝见；我的臣子有个叫盼子的，派他守卫高唐，赵国人就不敢往东在黄河上打鱼；我的官吏中有个叫黔夫的，派他守徐州，燕国人就会面对徐州的北门祭祀求福，赵国人就会面对徐州的西门祭祀求福，迁移过来要求居住于齐国的有七千多家；我的臣子有位叫种首的，派他防备盗贼，就会做到路不拾取丢失的财物。这四个臣子，能照耀千里，岂止十二辆马车呢！”魏惠王脸上露出惭愧的神色。
第二，基于人才是宝的深刻认识，齐威王能够做到不拘一格地任用贤才。他一面选用宗室中有智能的人为官，如田忌做将军，田盼子守高唐。一面又选用大批门第寒微的士人，委以重任。比如，因受妒而惨遭迫害的著名军事家孙膑。从魏国逃归时他本是刑余之人，是被追杀的囚犯，而到齐国后，以其丰富的军事理论和卓越的指挥才能，在田忌的推荐下，受到齐威王的信任和重用。史载：“忌进孙子（孙膑）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后欲拔为将，却被孙膑本人婉言谢绝了。“齐威王欲将孙膑，膑辞谢曰：‘刑馀之人，不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再如出身“赘婿”，受过髡刑的淳于髡，因“博闻强记”，滑稽善辩、善于谏诤，而受到齐威王的赏识和重用。史载：“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善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齐王以髡为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尝在侧。”（《史记·滑稽列传》）又如平民出身的邹忌，毛遂自荐，鼓琴论政，得到威王重用，三月得相印，次年封侯。史载，“驺忌子以鼓琴见威王……见三月而受相印……居期年，封以下邳，号曰成侯”（《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第三，齐威王的论宝观点，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非常正确的，是值得今人借鉴的。人才是最大的财富，不仅在今天，就是在古时候也应该是基本的常识。但人们最容易忘记的就是常识。有了人才，就有了事业，就有了财富，就有了一切。反之，失去了人才，就是得到了珠宝也会失去。所以，发现人才和重用人才，都是同等的重要，它们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光有千里马而没有识马的伯乐，千里马与普通的马又有何异呢？到头来还不是要老死在槽边。所以，一个单位甚至一个国家，培养人才、善用人才非常重要。人才有如机体里的新鲜血液，没有新鲜血液的补充，机体就要老化，就要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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