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贤重士实例

【实例一】据《吕氏春秋·长见》记载：“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姜太公被分封在齐，周公旦被分封在鲁。二位诸侯国君关系非常友善。相互询问道：“如何来治国？”姜太公说：“尊重贤能之士，奖励有功的人。”周公旦说：“亲爱自己的亲属，重视父母的恩情。”姜太公说：“鲁国从此会日渐衰弱了。”

这段对话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首功封齐。周武王封赏功臣谋士，师尚父姜太公凭着在兴周灭纣中的首功被封于齐，太公封齐，是武王与太公靖边安周的重大决策之一。当时，齐地方国林立，势力强盛，其中实力强大者不下十余国，如莱国，杞国、谭国、蒲姑国、奄国，还有熊国、夷维等国，这些地方邦国世居东夷，繁衍生息，根深蒂固，又因他们的居地犬牙交错，而且广交天下，形成了宽缓阔达、尚武崇仁、自信的民族性格。殷商曾多次征讨，均未使他们臣服。由于他们不附中原已久，周朝建立以后，他们也仍然因疑忌周王朝的征讨而与周对立不附，这样周王朝的东部边境就难于安宁。因此，让一个熟知东夷地理风土、人情，且又智谋权变之人去镇守东方，那是再好不过了，而太公姜尚出身东夷，熟悉当地方国情况，而且老谋深算，机智权变，正符合这一要求。况且太公佐武王伐纣兴周，为西周首辅大臣，功盖天下，正可以封齐以奖其功，武威慑诸夷以靖边患。

第二，五月报政。姜尚以兴周灭纣的首功被封于齐，都营丘。五个月的时间即向周公“报政”，即汇报封齐定国后的安定局面，使周公十分惊讶。在这样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土著人性格难驯的地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使大片疆域安定，确实是一个奇迹。据记载，齐国初封时面积已达500里。《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营丘，为地五百里。”《毛诗正义》曰：“按大司徒职制，诸侯之封疆五百里，齐虽侯爵，以大功而作太师，当与上公同地等，故知取上公地也。”对此五百里封地，五个月使之安定，周公还问：“退莱罚逆之后，你又是如何做的？”太公回答说：“尊贤尚功，因俗简礼，凡是有德有能的人，不管民族同异，愿为齐出力的，均安排合适的位置，让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东夷传统礼俗，允许沿袭使用，若有改变，也是向利于民的方向发展。所以很快就得到士民们的拥护，实现了朝野归心。”周公听了太公的话，感慨地说：“为政简易，便民顺情行政，民人自然乐于接受并为之效力，鲁国的后代恐怕要面北朝齐了。”

第三，举贤尚功。就是选拔有才德、有建树树立人，给爵位授实权，让他们在国家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姜太公建立齐国以后，在政治上推行尊贤尚功的政策。就是选拔有才能的人做官，吸收大批当地东夷土著中的人才加入齐国统治阶层，让他们在国家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通过考核符合选贤标准的人，不分亲疏，均用其所长，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一用人路线，打破了西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尊尊亲亲”的正统思想束缚，举贤任能，唯才是举。姜太公把用人提升到事关国家兴亡的高度，还提出了“六守”“八征”“六不用”的人才理论。所谓“六守”，指的是仁、义、忠、信、勇、谋六个方面，这是姜太公选拔人才的标准；所谓“八征”，就是姜太公考察人才的八种方法，即通过交谈问话、辩论、财物诱惑、女色、处理危难艰险、喝酒饮宴等全面了解人才的品德、能力；所谓“六不用”，就是姜太公认为有六种人不可任用：奸佞之徒、诈取名誉的人、假公济私者、互相拆台者、结党营私者、嫉贤妒能者。姜太公发现了人才使用的客观规律，开创了“尊贤尚功”的人才使用之先河，为后来齐国称霸称雄，位于诸侯国前列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尊贤尚功”思想成为齐文化的精髓之一。

【实例二】据《新序·杂事》记载：“齐桓公见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见也，从者曰：‘万乘之主，见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见，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禄者，固轻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轻其士，纵夫子傲爵禄，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后得见，天下闻之，皆曰：‘桓公犹下布衣之士，而况国君乎。’于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

从前齐桓公去见一个叫稷的士，一天去了三次也没有见到，随从就说：“你作为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君王见一个老百姓，一天去了三次却未见到，就可以停止了。”桓公说：“不是这样的，有才能的人傲视爵位、俸禄，当然也要轻视他们的君王；君王如果轻视霸王之业，自然也会轻视有才能的人。即便稷敢轻视爵位和俸禄，我难道敢轻视霸王之业吗？”就这样，齐桓公去了五次才见到稷。天下的君主听说了，都说：“齐桓公都放下架子对待平民，何况我们这些一般的国君呢？”于是一起前往朝拜（齐桓公），很少有不到的。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历史上“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殊不知在此之前就有“齐桓公一日五次登门访士”的佳话。《管子·法法》说：“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能而不使，殆。”就是说知道有贤才、善人、能人而不举用，就要失败，所以“备长在乎任贤”（长远大计在于选贤任能）。齐桓公胸怀兴齐图霸的大志，为树立重才任能的形象，笼络天下英才治理齐国，他以身作则，躬身屈己，礼贤下士。

中国古代有大批像小臣稷这样的人，有的人是真心不想出来做官，有些人则是借此标榜自己罢了。齐桓公听许多人都说这个人如何有才，于是便前去拜访他，希望请他出来为国家做事，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小臣稷却拒绝见面，三次都吃了闭门羹。齐桓公的先祖姜子牙刚建齐国的时候，也做过一件类似的事情，当时齐国有一对兄弟狂矞、华士，也比较有才华。姜子牙三次登门请他们出来做官为国家做事，均被他们兄弟给拒绝了。姜子牙就杀掉了他们，这也是他建立齐国之后首次动用死刑。那时齐国刚刚建立，需要树立权威，对于这两个人的行为，姜子牙显然认定是非暴力不合作式的无政府主义，所以不惜痛下杀手，以树立国威。时光荏苒，齐桓公遇到同样的事情，却并没有生气，他甚至说，“国君如果不好施仁义，是不能招来民众之中的贤才，如果民众中贤才不是轻视高官厚禄，就不会怠慢国君了。”然后继续登门拜访这个人，直到第五次亲访，终于打动了小臣稷，他表示愿意为国效力。后世三国之时，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不过是三顾茅庐，而齐桓公却早已为人才而五次登门了。

第二，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社会阶层，后演变为对知识分子的泛称。原来可能指原始社会末期与氏族部落首领和显贵同族的武士，进入阶级社会后，他们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因古代学在官府，只有士以上的贵胄子弟才有文化知识，故士又成了有一定知识和技能之人的称呼。春秋时代，各国之间征战不休，步卒作用增加，车战及武士的作用减小。士的地位也出现了上升或下降的变化。有些卿大夫为扩大影响，巩固地位，设法招士以张声势，很多士便投靠到他们那里。还有部分士为解决经济困难去为人办丧事，当赞礼，或经营工商业；也有人从事私人讲学，传授文化知识，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士。他们游学各国，思想活跃，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促进文化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第三，齐桓公以身作则、礼贤下士的精神，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举国上下形成了尊贤重才的浓厚氛围，以致“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史记·管晏列传》）。麦丘邑人为桓公祈寿，首先视主君：“金玉是贱，人为宝”“贤者在旁，谏者得人”（《新序·杂事》）。老百姓期待国家重贤得才的殷切之望，溢于言表。

【实例三】《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齐宣王喜好擅长文学和游说的士人，像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一类的人有76位，全被赐予府第，任官上大夫，不从事政务，只发议论。因此齐国的稷下学宫中读书人又多起来，将近数百上千人。从邹衍到齐国稷下的诸多学士，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等人，各自著书立说谈论国家兴亡治乱的大事，用来求取国君的信用，这些怎能说得尽呢……当时齐王很赏识这些学士，从淳于髡以下的人都任命为列大夫，为他们在人来人往的通衢大道旁建造住宅，高门大屋，以示对他们的尊崇和偏爱。以此招揽各诸侯国的宾客，宣扬齐国最能招纳天下的贤才。

这两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www.xing528.com)

第一，稷下学宫的出现意味着“养士”的制度化。由于学宫是由养士制度发展而来的教育机构，并且始终不改变养士、用士的基本目的，这就决定了它是由齐国官方出资举办的学校，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稷下学宫是官学。稷下学宫的初创是出于田齐政权“招致贤人”的目的。齐宣王曾说：“寡人忧国爱民，故愿得士以治之。”刘向《别录》也说：“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学有外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这些表明了稷下学宫的官办性质。事实上，像稷下学宫这种对游学者来者不拒的“包下来”的做法，非由官办而不能行。数量可观的大师及其学生，康庄大道，高门大屋，构成了可容纳上千师生的规模宏大的齐国学府，也是战国时代的最高学府。这种规模的养士使任何国家公室和私门的养士都相形见绌。所以，从主办者和办学目的来看，稷下学宫是官学。

同时，因为稷下学宫是由养士制度发展演变而成的教育机构，它保持了充分尊重士人之所学，不加干涉与限制的风范。稷下学宫的教学和学术活动，由各家各派自主，齐国官方并不多加干预。从此意义上又可以说稷下学宫是私学。学宫的主要特色是容纳百家，思想自由。当时稷下曾先后存在过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还可能存在过墨家、农家，以及博学而无所归属的学者。各家各派都在稷下得到过比较充分的发展。这一事实说明，齐国的统治者只是为稷下的学术活动创造了物质条件，各家各派在学术上的发展则都是学派自己的事，正因为学派自主，才会有百家之学的竞呈。一是不以统治者的好恶独尊一家而压制其他各家，或以一家为标准统一各派在学术和教学活动中的私学性质。再者，即使是学宫的学术领导人也通常由像荀况这样具有独立学者身份的私家学者来担任，这也使稷下学宫在整体上带有若干私学性质。可以说，正是因为稷下学宫在学术上的私学性质才保证了它在学术上的繁荣。

学宫的创设是以“招致贤人”“得士以治之”为目的的，这一目的决定了学宫不是一所以普及文化知识为己任的基础学校，而是一所以学术活动为主要任务的高等学府。它在发展中的众多方面的实践也表明了这一性质。首先是讲学，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通常都允许教育者可以自由择徒，随处讲学；学者可以自由择师，随处求学。稷下学宫是一所十分集中的游学场所，其讲学活动十分兴盛。因为稷下各派同时是一个教育团体，通过讲学实现着学术思想的嬗递和后继人才的培养。同时，由于各学派集中居于一地，客观上使学者可以跨越学派门墙，广泛求学，学无常师。甚至在稷下还有定期的学术集会。其次是著述。稷下学宫的重要特点是学术性，学术性一般表现为著书立说。稷下学者留下的著作堪称丰富。仅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与稷下有关的子书就有《孙卿子》《公孙固》《蜎（环）子》《田子》《捷（接）子》《邹子》《邹子终始》《慎子》《尹文子》《宋子》等，分属儒、道、阴阳、法、名诸家。其三是育才。稷下学宫罗致了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学派，而来稷下的学派又均有本学派的从学弟子。这些私家学派通过大师的著述和讲学，培养着学派的传人和时代所需要的各种人才。但稷下的育才又并非仅仅是这些私家学派育才易地于稷下而已，作为一个有实体意义的教育机构，稷下学宫本身在育才上也是有作为的。

因此，严格的教育管理、浓厚的学术氛围、良好的物质条件，共同创造了一个人才成长的大环境，这就是稷下学宫的整体优势。因之，稷下也确实人才辈出，在战国中后期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中，几乎处处可见稷下先生活跃的身影。如善于出谋划策、排忧解难的鲁仲连，博采众家之说的荀况等，都是稷下学宫所产生的出色人才。尤其是稷下造就了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人才群，显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创造精神。所以，稷下学宫通过政治人才和学术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高等学府的作用。

此外，稷下学宫还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咨政议政机构。“齐稷下先生喜议政事”“以干世主”，这是学宫的一大特色。议政干世是当时几乎所有私家学派的特点，而稷下学宫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为各家学者专门提供了一个固定的议政论坛。对于稷下学者称“先生”“皆赐列第为上大夫”“高门大屋尊宠之”“不治而议论”，实际上是通过稷下学宫为齐国召集了一批高级学术和政治顾问，这些学者说威王、谏宣王、劝闵王，成为齐国的谋士。因此，稷下学宫的政治色彩十分鲜明，干政议政作用十分突出。

第二，稷下学宫的昌盛，显示了齐国对人才的重视。首先，对稷下学士给予很高的政治地位。田齐桓公尊贤者为大夫，齐宣王更是对稷下学宫中比较出类拔萃的人物“皆赐列第为上大夫”，而且鼓励学士们评论国事，提出建议，把他们视为治理国家的“智囊团”。其次，生活上给以优越的待遇。齐国政府给稷下学士们创造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再次，对各家学派来者不拒，允许“士无定居”。虽然稷下之学黄老学派曾占过上风，但是齐国政府对各派学士都是欢迎的，就其学派来讲，可以说稷下之学是五花八门，济济一堂，有道家、儒家、阴阳家、名家，还有鲁仲连、淳于髡等“学无所主”的博学家。而道家又有宋钘尹文、田骈慎到、环渊三派。各派学者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到处游说、奔波，齐政府适应这种形势，采取了来去自由的政策。最后，在学术上采取了百家争鸣、各显所长、兼容并包的政策。有了这样的政策来保证，众多的学士们人人都可以畅所欲言，著书立说，“以干世主”。他们在辩论中能够注意互相学习，“兼听则明”，“纂论公察”，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辩论，达到弄清是非的目的。在这种良好的风气下，各国学者纷纭而至，稷下学宫于是成为学者荟萃的中心和繁荣学术文化的自由讲坛。

第三，游士，他们来源于先秦的士阶层（当然也包括一些没落大夫一级的贵族）。士本是最低一个等级的贵族。它首先是武士，在军队中担任中下级军官，在周天子领地或诸侯国中的基层行政机构中担任职事官，以及在卿大夫家中当邑宰或家臣。作为贵族，他们的地位和职业是世袭的，因此他们要有守职敬业的决心。他们为官作吏，或能分得一块土地，或能有禄足以“代耕”，因而不必如农民一样顶烈日犯霜露去耕田种地，这是“士”在周初的情况。西周中期以后，随着“礼崩乐坏”“强凌弱，众暴寡”，周初分封的贵族秩序被打乱，形成了“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士作为一个社会等级逐步解体。不少诸侯国和卿大夫家庭的破灭，使得许多士不仅没有了“世官”之可守，甚至连家业也都零落殆尽，成为无所依归、为当时社会所不再管、只得自谋出路的游士。

应该说这是士人最辉煌的时期，中国历史上只有过这一次。他们可以自谋职业，有的“学而优则仕”，当官为宦，佩多国相印；有的经商，大名鼎鼎的范蠡、子贡、白圭，都是靠经商致富的士人；有的可以隐居为农，苏秦就说“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他就要为农夫以终生了；有的可以作为手工业者，《庄子·德充符》就描写了这种奇士，墨子门下也多手工业者；有的教书讲学，以传播知识为生，战国时期的许多大思想家多是教书的出身。有了选择职业和居处流动的自由，生活有了基本保障，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独立的思想。独立思想的发展引起了争论，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学派。士人思想自由的发展与争论就是产生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基础。稷下学宫招徕各种学派的学者“数百千人”“不治而议论”，待遇丰厚，这是古代知识阶层不受政治势力和学派观点干扰、最能自由表达的时期。中国后世的思想，大多在这个时期都已有其雏形出现，它是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当时经济条件的限制，知识分子阶层还不能独立，大多数游士还要依附一定的政治势力。

秦统一以后，士人要依附的政治力量只剩下一家——秦王朝，没有选择的可能。而且秦原本是战国七雄中文化最落后的一国，荀子游秦之后感慨秦国无儒，后世也有“孔子西行不到秦”的诗句。在这种传统氛围之中，虽然在统一战争时秦统治者还暂时优容和争取过士人，但是一旦统一大业完成之后，秦始皇所采取的就是法家的文化专制主义。如韩非所强调的：“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初建立的秦王朝按照法家的主张，用极其严厉的手段控制舆论，钳制思想，不许在下位者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更不准随意议论，从官到民都要听在上位者的话，而且要虚心地听，不许有自己的一点意见。思想发布的最后权力在皇帝手里，全国只要有耳朵就可以了。秦朝统治者只承认政治秩序，并且力图以“政治秩序来取代文化秩序”。在这种政治环境里的士人不仅没有了选择权，而且连存在的权利也受到质疑。法家为统治者所设计的理想国中，除了君王以外只需要两类人，即农夫和战士。战士可以保卫统治者和开拓疆土，农民种地织布以保证统治者与战士的衣食住行。此外之人都属于“蠹”（害虫），均在排斥之列。法家的这种设计也取消了自己，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韩非、李斯皆死于秦，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法家理论上的漏洞与悲哀。法家思想家赋予皇权专制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以绝对的权力，把他们推到人间最崇高的地位上去，使他们具有决定一切的权力。可是，法家没有想到，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消灭自己。一切为专制体制进行政治设计的知识分子，最终都是“作法自毙。”

游士自由流动，议国政，只能影响专制统治者地位的稳定，自然属于第一个被打击的对象。当然，彻底地排斥干净以“劳心”为主的士人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些不安分的、具有自主意识的、四处流动的士人，肯定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秦统一之前，就根据法家思想对游士采取了严格的限制，甚至惩罚措施。当时秦国还需要外国来的游士帮其出谋划策，所以只对没有证件、来历不明的游士略示薄惩以外，别无惩处；而对于本国的游士，特别是对那些要出国为别国效力者，则严惩不贷。从其未统一时的法律可以想见其统一之后对游士的严厉。这时已经没有本国、外国之分了，秦国法律可以适用于全国了。秦统一后，所有游士都是皇帝的治下之民，他们若略有活动，大概都要处以劳役了。法家的“尊君卑臣”的主张在秦朝得以贯彻。商鞅认为国家大权只有君主独享：“权者，君主所独制也。”（《商君书·修权》）反对“释法任贤”，他说：“夫举贤者，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乱。”（《商君书·慎法》）只要有法律，国家就可大治，“贤者”也不需要，任贤只能导致动乱。在这种势态下还要游士干什么？此时，所有士人只有老老实实“以吏为师”，从小吏做起，为朝廷服务。而且“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韩非子·有度》）。耳目口舌只为君主而生，没有一丝一毫的个人之“私”。这种意识形态的专制彻底断绝了游士的生存基础。

汉朝建立之后，因为采取了分封制，大封同姓王和异姓王，诸侯国之间有竞争，游士略显活跃。特别是惠帝之时废弃了秦之挟书律，文帝废除了诽谤妖言罪，士人感到了短暂的宽松。但是这也如人之回光返照，像战国时代的那种辉煌却永远不再。经过了文、景两代推行的“强干弱枝”政策，诸侯国大多名存实亡，不敢放胆招揽游士，士人只有为朝廷服务一条道路。当时又加强了对士人的思想控制，汉武帝时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游士的社会基础、思想基础都已消失殆尽，自然就难以生存下去。在这个大一统的时代，士人已经没有了选择的权利，他们想“游”是游不起来了，只有归附皇权这一条道路。用人权只掌握在朝廷手中，不管你贤还是不肖，“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此时士人的升沉往往不是凭个人才智，而是凭机遇和对皇权的曲从程度了。所以，士人们只能以统治者的意志为依皈，不可能坚持独立自由的主张。西汉中期以后，士人多出于大姓强宗。大姓强宗的子弟如果能出仕做官，累世为官的家族便成为士族，做不成官的士人也有其家族作为后盾。士族便成为士人与豪强地主的结合体。要为官的士人首先要在家族中成为合格的孝子，此时士人受到家族和国家的双重约束，像战国时期那种摆脱外在束缚、完全受自己意志支配的士人是越来越少了。

与战国时期的游士以争相出“奇”出“新”，勇于推销自己和具有自主意识相反，天下一统时代的士人则是越平庸越有前途，这是在家中就已经训练完成的了，到了社会上再进一步打磨，成为彻底的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扬雄在《解嘲》中指出，由于“天下已定，金革已平”——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在这种时刻，有独立意识的士人的卓尔不群的作风往往会成为其不幸的根源，所谓“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这时游士不仅作为一个群体不复存在了，而且其思想意识和风格神采也在消解之中。特别是在科举制度实行以后，正像唐太宗李世民所说“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此时的士人绝大多数都奔走于科举之路，因为它给每一个遵守统治阶级规范的士人以希望。利禄引导士人循规蹈矩，遵守统治者倡导的主流意识。至于那些绝了利禄之望的士人，往往会堕入游民的队伍，成为游民知识分子。只有在特定的时期，例如群雄逐鹿、天下大乱的时刻，由于争夺皇位的需要，一些野心家才会礼贤下士，才会允许士人们稍逾规范。

如果说儒家、法家是皇权专制社会稳定时期的主流思想意识的话，那么游士思想在动乱时期便起了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