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期的重视道德的精神

西周初期统治者鉴于远古的重德得国及失德亡国的双重原因重新提出“重德”的主张。首先，重德是中国远古时期衡量人才尤其是统治者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之一。有关德的含义，《左传·襄公七年》解释道：“恤民为德。”《三国志·三少帝纪》又解释说：“帝问曰：“‘太上立德，其次务施报’。为治何由而教化各异；皆修何政而能致于立德，施而不报乎？”博士马照对曰：“太上立德，谓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报施，谓三王之世以礼为治也。”可见“德”统治者本身具有的以顾虑爱护百姓为中心的道德。这种道德首先要求统治者本身具有，然后他们才能以此教化百姓。

《韩非子·五蠹》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这里的“上古”即指三皇五帝时期。这是因为当时盛行禅让制。而被禅让的对象即下一代帝王首先具备很好的品德修养，才有资格教化百姓。这在黄帝、帝喾、尧、舜等人的身上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史载，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史记·五帝本纪》）。帝喾“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史记·五帝本纪》）。唐尧则“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史记·五帝本纪》），他“德化布于四海，仁惠被于苍生”（《文选·劝进表》引《尹文子》）。帝舜“年二十以孝闻”，“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史记·五帝本纪》）。这些远古帝王都有共同的特点，即首先个人品德修养非常好，他们或能先德后兵，如黄帝就是明显一例，当敌手不服时，他首先修养自己的道德，在达到安抚四方百姓之后才以武力解决顽固不化之徒；或能以自己的道德影响及亲族乃至于天下百姓。如帝喾能“修身而天下服”，帝尧能以自己道德教化其亲族，然后扩展到百姓，帝舜则先以孝德影响自己的双亲及弟兄，后又以其德影响及妻女，最后将这种道德普遍施于天下。可以说远古社会统治者在治国方式上走的是一条先修养自己的道德，后以这种道德由近及远教化亲族、天下万民的道路。

其次，重德也是五帝之后至西周初期历代圣王、明君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品质之一。五帝之后虽然禅让制被世袭制代替，但夏、商、周历代圣王或明君也都十分重德。这在商汤及周文王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史记·殷本纪》载：“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又载：“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商汤之重民之德既能施于百姓，又能施及禽兽。正因为如此他才能败夏桀，服众诸侯。《史记·周本纪》则说：““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由此可以看出，文王在位五十年之所以能“三分天下周有其二”，重要原因首先在于文王本身具有“笃仁”“敬老”“慈少”以及“礼下贤”等美德。正是在他的美德的感召下，一大批贤人异士如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姜子牙等人都归顺了周。正是在这些贤人的辅助下，周族的势力日益扩大，周文王于是北伐犬戎、密须，东伐黎、邗、崇等国，基本完成了周族克商的战略计划。(www.xing528.com)

最后，西周统治者鉴于前朝尤其是商纣王失德亡国的历史教训，不得不再次重提重德思想。西周统治者如周文王、周武王及姜太公、周公等圣王贤臣亲身参加了推翻殷商王朝的战争，他们深深明白夏、殷两代亡国的首要原因在于统汉者，尤其是夏桀、商纣王的失德。“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史记·夏本纪》）《史记·殷本纪》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夏桀如何失德，由于年代久远已无法细察，但商纣王的失德在《史记》中却记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商纣王本人非常有才华，他既有文才，又有武力。但他并没有把他的才华用在“恤民”上，而是用在如何放纵私欲、独自享乐上。正因为他无德，殷商的贤能之士或因直谏被囚、被杀，或因政见不同远走他乡。结果殷朝上下民怨沸腾，最终发生了牧野之士卒倒戈的悲剧。周初统治者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尚书·召诰》载：“王敬所作，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召公在此告诫年轻的周成王一定要借鉴夏、商两代帝王不敬德而失天下的历史教训，并且勉励成王“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其中“位”即立的意思；“元”是首的意思；“刑”同“型”，是效法的意思；“越”，是发扬的意思；显即指显德。这一句的意思是说，愿王树立和慰问仁德的领导，让老百姓效法于天下，发扬王的美德。可见西周统治者仍然提倡统治者要敬德、重德，只有如此周王朝才能“受天永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