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实现统一

北方基本安定之后，齐桓公的主要威胁是南方的楚国，迫使楚国尊崇周王室，遏制其北进，是安定天下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楚之始祖季连，其后裔鬻熊，曾在周文王时当臣子，三传至熊绎，以在周文王、周武王时代勤劳有功者后嗣的身份，被周成王封在楚地，建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但楚以蛮夷自居，周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不与盟”。楚的周围，是尚处于野蛮时代的“群蛮”“百濮”，给楚开拓疆域以广阔之地。周昭王南征，涉汉水、伐荆楚，约在公元前985年。陕西扶风出土的“墙盘”铭文说，“弘鲁昭王，广笞荆楚，唯守南行”。昭王二十四年，周昭王亲率六师，渡于汉水南伐。楚国的间谍把用木胶粘合的船让昭王乘坐，船行至中流，胶融化，船解体，周昭王和祭公溺水而死，周军六师大部丧亡，史称“昭王南征而不返”。周夷王时代，熊绎五世孙熊渠兴兵伐庸（今湖北竹山西南）及扬越（今湖南长沙、沔阳地），至于鄂（今湖北鄂城）。熊渠声言，“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遂立其长子及诸子为王，分封各地。后因惧怕周厉王伐楚，才自动取消王号。西周王室平定南方，征服荆楚，直到南海，楚人受到打击，被迫南迁，所以直到楚武王时代，国土还很狭小，“土不过同”（方百里为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宣公十二年》）。熊通于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706年）伐随（姬姓国，在今湖北随县东）时，自称：“我亦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我号。”（《史记·楚世家》）随君为之请尊号于王室，王室不许，熊通于是自立为武王。楚国至文王时，始建都于郢。

楚国在楚武王、楚文王时期，连年伐随、伐申、灭邓、灭息，开拓疆域到汉水中游，国势日渐强盛。公元前671年，楚成王“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并遣使者朝拜周惠王。周王赐胙，并说：“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史记·楚世家》）但楚国东进北进的势头是遏制不住的。楚国曾于公元前666年以兵车六百乘无故伐郑，被齐、鲁、宋国的援郑联军击退。楚国已成为华夏诸侯国的劲敌，许多小诸侯国，都动摇于齐国与楚国之间。时势的发展，逼迫齐国非阻挡楚国的北侵不可，否则齐桓公的霸业便可能被打断，中原诸侯国便会分崩离析，再次处于群龙无首、纷争不已的状态。

齐桓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59年），楚国因郑国亲齐，派兵伐郑，齐桓公会合宋、鲁、郑、曹、邾之君，讨论抗楚救郑。此后，楚国连续两年伐郑，郑伯欲向楚国求和。孔叔说：“齐方勤我，弃德不祥。”（《左传·僖公三年》）劝郑文公亲齐。为了联络中原诸侯抗楚，齐桓公二十九年（公元前657年），齐桓公与宋国和新归附齐国的江（赢姓国，在今河南息县西南）、黄（嬴姓国，在今河南潢川西），两国国君在阳谷会见，接着又到鲁寻盟，策划攻楚。

齐桓公三十年（公元前656年），齐国会合鲁、陈、卫、郑及许、曹国八国联军征伐楚国的同盟国蔡国，乘楚国没有防备，挥师伐楚。楚成王派使者质问齐国：“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受命答复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楚使者说：“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楚国承认苞茅不入是有罪的，愿保证供给，但对昭王南征不复却不肯承担责任。齐桓公见楚国不肯屈服，便统兵进军至陉（今河南郾城附近），楚王派大夫楚完到联军军营讲和，齐桓公命联军退至召陵。在与楚完同车视察联军军营时，齐桓公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回答：“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左传·僖公四年》）楚使者辞令强硬，但也表示若齐国“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即表示愿加入齐桓公为首的联盟，听从齐国指挥。诸侯于是便与楚完在召陵订盟。伐楚之役是一场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政治斗争，不战而使楚国屈服。中原诸侯国暂时取得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楚国的北进。齐国不责问楚国擅自称王的罪状，也不责问楚国侵郑和俘获蔡侯的事，但问苞茅不供，昭王南征不返的事，隐含着尊崇周室、为天子诛不道的深意。

齐桓公三十一年（公元前655年），周惠王宠爱少子带，有废黜太子郑而另立少子带的意向。齐桓公会集宋、鲁、陈、卫、郑、许、曹诸国君于首止（卫地，今河南睢县东），与周太子盟，以确定太子的正统地位。在诸侯会盟时，周惠王派周公召见郑伯，对他说：“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左传·僖公五年》）郑文公受宠若惊，但又害怕自己不到齐国会盟不行，便率师与会。订盟那天，他却不参加确立太子郑的结盟。孔叔劝谏郑文公说：“身为国君不可轻率行动，轻率行动就会失去忠实盟国的支持，众叛亲离，祸患就会发生。等到大祸临头再去乞求参加会盟，损失就大了。那时国君您一定会后悔莫及。”郑文公不听，便丢下军队自己回国了。次年，齐桓公因郑文公在首止会盟时逃会，率鲁、宋、陈、卫、曹、联军讨伐郑国，围困郑国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同年秋，楚国围攻许国以解救郑国，诸侯联军自动撤围回救许国后便回师了。

齐桓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53年），齐国再起兵伐郑，孔叔主张让郑文公“下齐以救郑”，即正式向诸侯道歉，重新回到齐桓公的联盟。郑伯杀死原先从楚国叛逃而来在郑国执政的申侯，向齐国及诸侯说明奸佞叛齐罪行，以向齐国谢罪。郑国向诸侯请和。齐桓公会合诸侯，在宁母讨论与郑联盟的事。郑文公派太子华与会。太子华为确立自己的储君地位，对齐桓公说，郑国的泄氏、孔氏、子人氏是叛齐的主谋者，若除掉三家，郑国便可以成为齐国的内臣。他想借刀杀人，消灭政敌。齐桓公也想利用郑国的内部矛盾，巩固霸主的地位。管仲认为：会台诸侯，应以德、礼、信、义昭示天下，若鼓励不德非礼的行为，就会失去人心，使霸主地位崩溃。他说郑国受盟是一定的，“君其勿许，郑必受盟”（《左传纪事本末》卷十八）。于是，齐国拒绝郑太子的献策。同年冬，郑伯果然请求与齐结盟。

公元前653年闰十二月，周惠王卒，太子郑立为周王，即周襄王。周襄王因害怕大叔带争位，秘不发丧，而告难于齐国，求齐桓公帮助确立君位。次年春，齐桓公率鲁、许、卫、曹君与陈世子与周襄王派出的大夫在洮（今鄄城西南）结盟，郑文公也来请盟，于是诸侯共同奉太子即位，以确立周襄王的王位。周襄王在王位确定后才为周惠王发丧。公元前651年，齐桓公邀集鲁、宋、曹等国国君及周王使者周公宰孔会于葵丘（今河南考城县附近）。这次会盟，一则是为了消除嫌隙，一则也是为了结盟。周王使周公宰孔赐齐桓公文武胙、彤弓，赏服大路；龙旗九旒、渠门、赤帜。宰孔传达王命：“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为了维护周礼，齐桓公说：“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曰‘尔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左传·僖公九年》）大意是说，天威不远，小白怎敢贪受天予加赐一级可不下拜的恩命，废弃臣下拜谢王恩的大礼。于是桓公下阶叩拜王命，然后登阶接受王赐。(www.xing528.com)

公元前651年秋，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共同约定：“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左传·僖公九年》）据史载，“葵丘之会，陈牲而不杀，读书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孟子》中保留了当时的盟文：“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孟子·告子下》）这次盟誓的内容，前三项是修身正家的事，第四件事是说士可以世禄，但不可以世袭为官，应广求贤能以充实各级政权。士不得兼职废事，取士必须是才德兼备的贤能者，不得擅自处死大夫。第五件事是有关水利粮食生产等问题。当时林立的诸侯国互相树立壁垒，往往曲为筑堤，雍塞泉水，“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盟书要求不得擅自截断水源。诸侯国之间还往往囤积粮食，限制粮食出境，致使受灾缺粮的国家买不到粮食。因此，各国共同约定不准遏阻籴粮。诸侯往往一面扩大领土，一面擅自滥封，因此盟约规定，不得有新的封邑而不报告天子。这个盟书的内容，说明从政治上调整诸侯国内部上下尊卑与尊贤任官制度，从经济上打破割据封闭，发展生产，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齐桓公以霸主主持的盟会，是有利于政治统一、经济开放发展的。葵丘之盟，使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不久，晋献公卒，晋国内乱，齐桓公派隰朋率师入晋，与周、秦会合，立夷吾为晋君，是为晋惠公。这是齐桓公与西方秦国共同安定晋国，从而将霸业影响到西方诸侯国的开始。

公元前649年，周襄王之弟叔带觊觎王位，召集王城附近的杨泉、泉皋、伊洛诸戎攻打王城。秦晋两国兴师帮助襄王伐戎戍周。次年，齐桓公派管仲、隰朋分赴周、晋，调停周晋与戎人战事，并促成双方媾和。周襄王欲以上卿礼款待管仲，管仲再三辞让：“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周襄王说：“舅氏，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朕命。”（《左传·僖公十二年》）管仲不敢居功骄傲，功勋卓著仍然谦下为怀，念念不忘在上位的人。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接受下卿礼回国复命。

齐桓公三十九年（公元前647年），淮夷侵犯杞国，伊洛戎族侵袭周王室。齐桓公为保卫王室和杞国，会合宋、鲁、陈、郑、许、曹君于咸（卫邑，今河南濮阳东南），研究戍周迁杞之事。同年秋派诸侯联军戍防周室以备御诸戎。至公元前644年，周王室向齐国警报戎难。齐国再次征发诸侯联军戍周。同年冬，淮夷逼迫鄫国（姒姓国，今山东苍山西北），齐桓公会合诸侯军队于淮，为鄫国筑城，防御淮夷。结果因发生役人骚乱，筑城未成。

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取得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大业。“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管子·封禅》）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在位的40多年中，对东南莱、莒、徐夷、纪、郯、吴越等国，“一战而帅服三十一国”，北伐山戎，南征强楚，尊王安固，对保存中原文化和促进经济文化发展，是有历史功劳的。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齐桓公虽然征服了许多国家，但是他并不以开疆扩土为主要目的，而以屈服诸侯、尊王攘夷为宗旨，并以存亡国、继绝世为己任。齐桓公之所以灭谭、灭遂，是因为他们的国君确实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所以齐桓公时代齐国的征伐范围虽广，但其疆域并非如此之大。《国语·齐语》载：“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于蒢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河，东至于纪酅。”这才是当时齐国的疆域。不过与齐僖公时相比，其领土已经扩大很多了。

总之，齐桓公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危急情况下，在贤相管仲的辅佐下对内富国强兵，对外尊王攘夷，团结、安定中原各诸国，使中原免受战乱之苦。齐桓公及管仲的功绩正如孔子所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可见齐桓公的霸业影响之深远。然而齐桓公的霸业虽盛，但由于他并没有很好地处理好君权继承问题，导致他死后，五子争位，国力大耗，姜齐自此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