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在周武王时被封为齐国诸侯，并采取措施稳固政权

姜太公是姜齐的始祖，名尚，字牙（又作子牙）。因为周文王姬昌曾对他说过“吾太公望子久矣”（《史记·齐太公世家》）的话，因此又号太公望，后人尊称其为姜太公。姜太公是炎帝后裔，他的先祖曾为尧时的四岳，因为帮助禹平水土有功而受封于吕。姜太公在入周以前，政治上和生活上均不得意。《战国策·秦策五》说他是“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庸”。就是说，他在此期间当过屠夫，卖过饭，干过庸工，也曾为子良服务，但又被驱逐。后来遇到周文王，辅佐周文王加快了灭商的进程。《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武王继位后，姜太公继续辅佐周武王，在众多诸侯国的支持下，一举灭掉了殷商，建立了姬周政权。

周武王灭商后实行大分封，之所以实行大分封的方略，主要是因为周王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全国进行全部控制，将子弟、功臣分封到各地，一方面可以尽可能地扩大其统治面积，另一方面可以镇压那些一时还不能服从而反叛的力量。

据史籍记载，姜太公在文王时期就凭借自己的智慧以文王师的身份帮助周文王“阴谋修德”，争取了民心，征服了周围的不少方国，扩大了周的势力，积蓄了灭商的力量，所以《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周武王即位，他劝说周武王当机立断、抓住有利时机起兵；在行军路上，他不迷信、不相信占卜，坚毅果敢，稳定了军心；在牧野之战时，他不顾年老，冲锋在前。《逸周书·克殷解》云：“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从。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致师”就是挑战，太公以年迈之躯首先挑战，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魄。战时又是一番表现，《诗经·大明》写道：“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由于姜太公的功劳卓著，所以在周武王初次进行分封时第一个被封为诸侯。《史记·周本纪》云：“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史记·齐太公世家》云：“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

姜太公所封的齐国虽然是东方的“伯”国之一，但其初封时仅有百里之地。《孟子·告子下》载：“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由此可知，周初分封诸侯之地应为方圆百里的土地。

姜太公受封以后，面临着多方面的反对势力，如不尽快解决，就难以立足。于是姜太公为安邦定国采取了一系列断然措施。首先，用武力击退殷商旧国的军事进犯。《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齐之营丘与东夷族之一的莱国为邻。莱国不仅未归附于周，反而趁周立脚未稳欲争营丘。这只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其他未归附者大概也是如此。这个事件清楚地显示了太公随时都可能遭遇到反对者的进攻，可见周围环境之恶劣。

其次，消除内部不合作者的消极对抗。姜太公就国除面临着周边未附国军事挑战外，还面临着内部不同政见者非暴力不合作的消极对抗。如果说周边未归附国家起兵争夺是有形的对抗，那么，内部人的不合作，则是无形的消极对抗。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后者较前者更为严重。《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营丘，使吏执杀之以为首诛。”对狂矞、华士二人这种来自民间的消极对抗，姜太公为维护政权而进行了镇压。

对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的不同政见者也是如此。据《春秋繁露·五行相胜》载：“营荡是也，为齐司寇，太公封于齐，问焉以治国之要。营荡对曰：‘任仁义而已’。太公曰：‘任仁义奈何？’营荡对曰：‘仁者爱人，义者尊老。’太公曰：‘爱人、尊老奈何？’营荡对曰：‘爱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长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义治齐，今子以仁义乱齐，寡人立而诛之，以定齐国。’”(www.xing528.com)

第三，以举贤尚功、因俗简礼为国策，稳定政治局势。姜太公以其多年对社会的观察所得和对商灭周兴新的历史事实的反思，深刻认识到人的价值，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政权才会稳固，国家才会兴盛。所以，他于立国之初所实行的国策把人的因素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于是，他从人是国家基础的观念出发，采取“举贤尚功”的政策，任用贤人和有功之人治国。《吕氏春秋·长见》载：“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汉书·地理志》也说：“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

第四，因俗简礼，尊重当地百姓习俗。政权的变更，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却并不意味着变革的完成，更不标志新政权的稳固，重要的是人心的归附。而要做到人心归附，需要大量长期艰苦的工作。俗和礼都属于思想层面，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某一种文化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形成的，一旦形成，就具有了稳定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广大群众不仅能自觉遵守，形成习惯，而且还能使其延续。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同时，由于这种礼俗或文化不属于政治的范畴，一般不会对政权产生危害，因此，开明的政治家不会对其大开杀戒，而是容许其存在，特别是在建国之初人心不稳的情况下。《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

对当地人长久以来形成的风俗习惯给以因袭，对束缚人们思想和行动的礼仪进行简化，使当地人在自己习惯了的文化环境当中生活而又不必顾及触犯那些烦琐的礼仪制度，使他们感受不到新政权带来的压力，必然减少对新政权的反抗意识，甚至产生欢迎的态度，于是稳定的国家局势就会比较迅速地出现。姜太公之所以能在短短五个月的时间内稳定国家局势并向周王朝报政，与其推行了“因俗简礼”的政策、缓和了百姓与新政权的矛盾有直接关系。

第五，因地制宜，发展经济。要安定国家，首先要安定民心；而要安定民心，首先要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而要解决人民生活问题，就要发展经济。因此，古人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易·系辞下》”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术也。“财”是“治国安民之术”，而“财”只能通过发展经济才能获得。《六韬·文韬·六守》记太公云：“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三宝完，则国安。”

姜太公受封的齐国，从有关记载来看，是不利于发展农业的，其原因就是盐碱地太多。因为盐碱地多，不利于五谷生长，因而缺少粮食，相应的人口也就稀少。姜太公封齐后，从他对发展经济以安定民众和国家的基本观点出发，并没有将眼光盯在农业上，而是因地制宜，充分利用齐国的资源优势，把重点放在发展工商业上。《史记·货殖列传》载：“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舄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汉书·地理志》也说：“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

姜太公封齐建国制定和执行的方针政策，使齐国迅速崛起。开明的政治措施，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使国内形势稳定，为人民生活秩序安定提供了保障。灵活的经济发展政策，解决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使工商业迅速发展。举贤才、赏有功的策略，则使齐国人才荟萃，智慧资源得到开发利用。所有这些为齐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