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变动与养老金可持续性

人口老龄化促使世界各地的发达国家改革其支付养老金制度。特别是，推迟法定退休年龄和减少养老金福利的慷慨性已被广泛实施。桑切斯—马丁（Sánchez-Martín，2010）评估了这些政策在西班牙经济中的潜在成功，并将其与1997年和2001年实施的相当温和的改革结果进行了比较。他试图验证该模型是否能够重现退休行为的基本类型化事实（尤其是由最低养老金引起的提前退休模式）。然后利用该模型探讨养老金改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已经实施的改革实际上增加了系统的隐性负债。相比之下，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和延长养老金公式中的平均期限以涵盖个人生命周期的大部分，可以大幅减少隐性负债。这些发现揭示了西班牙的政治制度未能在几代人中更平均地分配人口老龄化的成本[52]。

为了保持财政上的偿付能力，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改革了公共养老金计划，以鼓励老年人提供劳动力。这些改革包括减少公共养老金的慷慨，以及减少超过正常退休年龄工作的惩罚。弗莱彻和琼斯（French and Jones，2012）研究了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如何影响整个生命周期的劳动力供应。他们将政府养老金对劳动力供应影响的最新经验证据置于生命周期背景下，并提出税收改革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刺激劳动力供应的有效性证据。分析结果表明，年轻工人的劳动力供应是对退休激励措施变化的响应。年轻工人的劳动力供给反应不那么灵敏。因此，在许多发达国家，对老年工人减税的趋势应继续推动他们延迟退休的趋势[53]。

现代社会的人口老龄化已经给公共养老金制度带来了压力。为了防止社会保障赤字增加到无限制的公共债务水平，阿塔莱和巴雷特（Atalay and Barret，2016）分析了减少由政府决定的养老金福利的慷慨，以及推迟由员工选择的有效退休年龄两项政策的影响。分析表明，政府可以使用激励约束机制，促使短视的决策者采取非短视的行动[54]。冯秋世等（Feng et al.，2018）提出了一种简单的方法来预测固定收益或固定缴款养老金计划的未来赤字。每年的养老金赤字率以老年人抚养比率、平均退休年龄等几个参数表示。一个对中国的说明性应用表明，如果2050年男性和女性的平均退休年龄从目前的低水平逐渐增加到65岁，那么在此期间，在各种合理的人口制度下，每年的养老金赤字率将大大降低甚至消除。在所有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与维持目前的生育政策不变相比，过渡到双胎政策（假设这将提高生育率）也将降低赤字率，尽管这种影响只有在2030年后才会显现。潜在更快的死亡率下降对增加未来赤字的影响是可感知的，并且比生育能力变化的影响更早开始。建议的方法也可用于衡量国际移民水平和年龄或性别构成的替代假设对未来养老金赤字影响的程度和时间[55]。

袁磊（2014）基于养老保险资金缺口测算模型，并利用四个关键变量的动态假设条件，组合出72种不同条件，研究了延迟退休年龄能否解决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这一重要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延迟退休可以部分弥补养老保险资金缺口，并缓解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规模，然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养老保险资金缺口问题。他认为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延迟退休年龄[56]。杨翠迎和冯广刚（2013）评估了上海市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三大改革的基金精算模型。PLT-M精算模型表明，扩大覆盖面和延迟退休年龄改革通过改善制度内赡养比发挥作用，前中期改善效果明显，之后改善逐年减弱，在长期反而会出现恶化现象[57]。袁中美（2013）集中对延迟退休与养老金替代率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针对目前讨论最热的延迟退休、做实个人账户以及市场化投资的问题，以养老金替代率为切入点，根据现有政策进一步细化养老金替代率模型，对不同退休年龄和投资收益率下的养老金替代率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并以此为基础对制度参数的调整和有关改革措施进行了分析和评价[58]。张熠（2011）基于连续时间养老金收支模型研究了延迟退休年龄与养老保险收支余额的作用机制与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延迟退休年龄不一定减轻政府在养老保险方面负担，存在不确定性[59]。

曾益等（2013）基于精算模型分析框架，研究了延迟退休对养老金财政补助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当女性退休年龄延长至60岁，2039年及以前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补助较现行政策从0.3%下降至0.983%，但2040年及以后从0.44%上升至4.67%；当男女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和60岁，2037年及以前财政补助较现行政策有所降低，但2038年及以后不断提高；当男女退休年龄均延长至65岁，2040年及以前财政补助较现行政策有所减少，但2041年及以后不断增加。因此，延长退休年龄只能减少25～28年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财政补助，之后政府的负担逐年加重[60]。(www.xing528.com)

米海杰和王晓军（2014）深入分析了公共养老金自动调整机制的国际经验比较分析，归纳了自动调整机制的机理、特点和类型，结合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实际情况，测算了不同调整机制对制度可持续性和待遇充足性的影响，讨论了自动调整机制在我国的适用性[61]。于文广等（2017）构建了延迟退休影响度指标，分析了延迟退休制度对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影响。分析显示，延迟退休制度对于缓解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压力具有重要影响，从影响程度来看，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影响要小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影响[62]。高建伟和伊茹（2018）基于精算现值理论，构建了基本养老保险收支缺口精算模型，测算了我国未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规模。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延迟退休对缩减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贡献率模型，测算不同延迟退休政策对缩减基金缺口的贡献率。模型结构表明，三种延迟退休方案对缩减基金缺口的贡献率存在明显差异，大约在2033年延迟退休政策对基金缺口的贡献率达到最大值；男性延迟退休对缩减基金缺口的贡献率低于女性贡献率[63]。

张心洁等（2018）分析了延迟退休对我国养老基金可持续性可能产生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延迟退休可以有效提高养老基金的可持续性。张心洁认为应尽快完善鼓励二孩生育、延迟退休年龄和提高基金保值增值能力[64]。魏瑾瑞等（2018）基于2006～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老龄化与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他们基于世代交叠理论模型发现人口老龄化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与老龄人口负担的所得税率存在强相关性。其中，延迟退休的直接效应是通过增收减支来提高财政可持续性，然而，延迟退休通过延长老年人的工作时长来拓展其创造的生产价值，并通过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来增加老年人缴纳的所得税，间接促进财政可持续性[65]。

综上所述，众多国内外文献分析了延迟退休对养老基金可持续性、养老金财政补助、财政可持续性等方面的影响效应，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拓宽了关于人口变动与养老金可持续性方面的研究，为本书的分析奠定了文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