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变动对延迟退休政策的影响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众多学者研究了个体的退休行为及其退休行为的福利效应等；另有部分学者比较了发达国家的退休政策体系；还有部分学者从完善我国退休制度进行了理论与现实思考。以上研究均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国内外对退休行为及其选择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本书选取代表性的文献，国外文献重点研究了退休选择理论以及退休的影响因素。斯托克和怀斯（Stock and Wise，1990）基于继续工作的选择价值，率先建立了退休选择模型。该模型用于估计企业养老金计划准备金对退休的影响。在美国，典型的固定福利养老金计划对提前退休提供了非常大的激励，使员工在某个年龄段（通常是提前退休年龄）之前一直留在公司，然后强烈地激励其在此后离职（这可能是美国老年工人劳动力参与率快速下降的主要原因）。该模型非常适合公司的微观退休数据，它非常好的拟合了特定年龄退休率的急剧不连续上升。该模型也适用于模拟养老金计划准备金的潜在变化对退休的影响。例如，将提前退休年龄从55岁提高到60岁，将使50岁到59岁之间的公司离职率降低近40%。总之，他们认为美国的退休年龄体系激励工人选择提前退休[10]。

布隆德尔和斯特凡诺（Blöndal and Stefano，1999）分析了OECD国家劳动力决定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决定因素，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在近几十年来降低老年人劳动力参与率方面的作用。分析显示，20世纪50年代中期，OECD几乎所有国家的养老保障制度都使55岁以后的工作在财政上失去了吸引力，而且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对继续工作征收的隐性税大幅上升。各种事实上的提前退休计划，包括与失业有关的计划和残疾计划，加大了对继续工作的财政抑制。实证分析显示，对老年人参与工作的抑制措施不断上升，使得老年男性劳动力参与率显著下降，对许多国家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恶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1]。

斯滕贝格（Stenberg，2010）研究了成人教育是否会推迟退休，以增加老年人的劳动力参与率，OECD国家“积极老龄化战略”和欧盟“里斯本战略”中提出了一个机制。他们利用瑞典的注册数据分析了1979～2004年期间成人教育的成绩单和1982～2004年瑞典居民的年收入。他们以1986～1989年成人教育中接受教育的个体和未接受教育的个体的倾向评分进行了匹配，劳动力退出的时间由劳动力参与率的非参数估计来评估。结果表明，成人教育对退休时间没有显著影响[12]。索伦等（Solem et al.，2016）利用挪威高级工人的五年高质量量化小组数据，探讨了退休意愿和行为之间可能的联系。分析表明，蓝领工人通常比他们决定的要提前退休。这些发现说明了劳动力市场资源的可能影响，不仅是对高级工人的劳动力市场参与，而且对他们工作到他们喜欢或决定的年龄的机会也是如此[13]。

奥多姆（Addoum，2017）探讨了退休过渡期的家庭投资组合选择。研究表明，夫妻在退休后会显著减少股票分配，而单身者的分配则保持相对不变。再分配集中在妻子比丈夫更厌恶风险的夫妻之间。丈夫和妻子各自的退休事件之后是股票分配的相反方向的变化。这些发现与一个家庭集体决策模型相一致，在这个模型中，配偶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并表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分布的动态变化产生了时变的家庭风险规避特征[14]。

国内文献则重点研究了延迟退休的合理性、退休激励效应以及退休对劳动力供给的长期影响。邵国栋等（2007）基于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使用城市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进而导致工作年限减少、退休生涯增加、工作生命周期比下降和退休生命周期比上升等视角，探讨了延迟退休的合理性。研究表明，个人自我养老压力加大、负担加重，为延迟退休年龄提供了一种较为新颖且合理的解释[15]。刘万（2013）[16]基于养老金财富模型研究了延迟退休与退休利益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延迟退休对职工利益的影响取决于养老金参数的不同水平组合，如工资增长率越高，越有利于延迟退休；养老金增长率越低、养老金贴现率越高，越不利于延迟退休（汪浩，2016）[17]。汪浩认为中国应该保持养老金参数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不同退休年龄待遇计发应符合精算中性或公平；调整退休年龄应主要是调整各类养老金最低领取年龄。

彭浩然（2012）[18]研究了社会保障制度影响劳动力退休行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分析显示，我国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个人退休行为存在普遍的负面激励作用且存在行业异质性，低收入行业的职工面临着更为严重的负向激励。彭浩然建议我国在进行弹性退休制度设计时，既要消除养老保险制度的负向激励作用，又要注意保护低收入行业职工的合法权益。申曙光和孟醒（2014）[19]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财富激励效应与延迟退休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不同参数设定下，养老保险制度均存在负向的财富激励效应。他们利用改革后收入水平分类的数据发现低收入人群更倾向延迟退休；而且，负向财富激励效应的减弱更容易促使较高收入女性进行延迟退休决策。

郭凯明和颜色（2016）基于统一增长理论模型分析了延迟退休对劳动力供给的长期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家庭代际收入转移是延迟退休影响家庭生育数量和质量之间替代关系的主要作用机制[20]。田宋和席恒（2017）基于中国10个省市的调查数据，运用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在岗职工退休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性别、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工作收入、福利、压力等是影响劳动力退休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从人群特征看，不满意工作福利的中青年男性职工倾向按时退休；健康状况较差、不满意工作收入的职工倾向提前退休；受教育水平为初中以下的职工则倾向延迟退休[21]。(www.xing528.com)

封进、韩旭和何立新（2017）基于期权价值模型分析了中国延迟退休政策的福利效果。分析表明，相同年龄下，当延迟退休增加了期权价值时，劳动者的福利会得到改善。随后，封进等分析了期权价值对劳动者退休概率的影响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分析表明，期权价值越大，退休概率越小[22]。耿志祥和孙祁祥（2017）基于世代交叠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延迟退休政策对储蓄率、资本积累和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影响效应。分析表明，延迟退休过程中的预期寿命增加可以产生二次人口红利[23]。阳义南和谢予昭（2014）基于27个OECD国家1980～201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研究了延迟退休年龄和青年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延迟退休年龄与青年失业率显著负相关[24]。刘妮娜和刘诚（2014）基于中国29个省份、18个行业老年人—青年人就业关系面板数据，研究了延迟退休和青年人失业率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有显著负影响，然而影响效应相对较小。进一步地，制造业、批发零售等“低端行业”中，老年人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负向影响较小，在个别行业中对青年人就业可能起促进作用[25]。

李亚军和张亮（2017）基于OECD国家1995～2013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延迟退休的就业促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老年就业对青年就业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但可以通过调整劳动保护、失业福利待遇、社保缴费水平和缴费分担情况以及劳动力市场政策降低或抵消这种挤出效应，同时通过政策调整还可以减少青年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例，有效提高青年的劳动参与率。适当降低消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和针对所有人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支出比重、提高学徒制和创业津贴等偏向青年的就业促进措施的支出比重，有利于解决青年和老年就业政策两难问题[26]。于文广等（2018）[27]在考虑了延迟退休和年龄结构的情况下，构建了养老保险的收入支出模型，研究了延迟退休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规模的影响效应。分析表明，延迟退休年限越长越有利于缓解养老保险收支压力；在考虑工龄对工资影响的情况下，延迟退休的效果更佳明显（邓大松等，2019）[28]。

柳清瑞和金刚（2011）[29]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对延迟退休年龄提供了现实基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劳动力供求的逆转可能成为提高退休年龄的推力，而养老金制度的老龄化危机则成为提高退休年龄的拉力（赵俊芳和王媞，2014）[30]。赵俊芳和王媞认为中国应该实施渐进缓慢、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杨志超（2013）着重研究了北欧五国推进老年就业的社会保障、就业环境和老年教育的政策和法律经验，基于北欧五国经验，杨志超认为我国应该以“小步渐进”为理念构建弹性的退休制度、以“利益诱导”为方向建立积极的养老金制度、以“公平有效”为原则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以“终身学习”为目标推进职业性的老年教育，从而更好地发挥我国老年劳动力的价值，为我国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出台提供参考依据[31]。

林熙（2013）[32]研究了发达国家的弹性退休机制。分析表明，发达国家通过将弹性机制引入退休制度框架，提高了退休制度的灵活性，在遏制提前退休、激励延迟退休、提高老年劳动力参与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李伟伟，2016）[33]。李伟伟认为，为了进一步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弹性退休机制，需要深入探讨西方国家弹性退休制度体系，深入分析我国建立弹性退休机制的特殊约束条件，为弹性退休机制设计做好理论上的先行准备。郑春荣和刘慧倩（2011）[34]深入阐释和分析了我国弹性退休年龄制度设计路径。美国的弹性退休制度允许劳动者自由选择是否工作以及是否领取养老金。该制度既鼓励了劳动者多劳多得，又使社保基金增收节支；既遏制了养老金领取者的贫富差距扩大，又确保老龄劳动者与年轻人展开公平竞争。

张士斌（2014）[35]主要以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日本作为代表性样本分析了日本的退休政策体系。研究认为在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财政压力推动下，在预期寿命延长和经济结构服务化条件下，日本展开了劳动退休年龄与年金支付结构双调整政策，退休年龄提高、养老制度改革与劳动政策修订三同步的退休政策改革。为此，中国应该构建弹性退休体系，逐步提升退休年龄。王晓军和赵明（2015）[36]在跨国比较的视角下分析了预期寿命延长与延迟退休之间的机制联系，探讨了国际上人口寿命延长与延迟退休的典型案例。与此同时，王晓军和赵明分析了延迟退休对我国养老金可持续性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延迟退休可以有效缓解老金支付压力。尽管延迟退休是未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但目前我国的调整机制条件尚未成熟。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口日益增多，部分学者开始研究如何才能建立健全我国的退休制度体系。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延迟退休年龄已成未来发展趋势。然而，延迟退休年龄可能会加剧就业压力等而受到普通劳动者的反对。孔丽霞（2017）[37]对完善我国退休年龄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她认为应将延迟退休年龄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充分考虑到地区人均预期寿命差异和初始工作年龄差异、劳动力供求变化及其对就业的影响等因素，构建差异化、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制度。张士斌、张安琪和宋金城（2017）[38]对中国退休年龄政策调整的目标序列、方向路径和框架体系进行了探讨与研究。他们认为我国需要准确把握退休年龄调整的启动时机与时间跨度，开辟以允许劳动者延迟或提前退休为核心的退休年龄弹性化路径，推进退休方式渐进化等改革。

综上，学界对中国人口变动以及延迟退休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具体到中国国情的研究，部分学者基本认同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必然选择，只是如何改革以及何时改革尚未达成一致结论。